李金明、魏鹿兮编著的《反攻(1945年中国抗日战场纪实)》用纪实笔法全景描写抗日战争最后一年，中国军民同日军浴血奋战的故事，著名军旅作家顾保孜，尹家民，董保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刘志青联袂推荐。这一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开展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在强大压力下，日本天皇被迫发布“诏书”宣布投降。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李金明、魏鹿兮编著的《反攻(1945年中国抗日战场纪实)》是部队中青年两代军旅作家，以全新的视角描述抗日战争最后一年，中国军队和日军浴血奋战的纪实文学作品。

1945年是抗战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华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转折之年。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以惨败、惊恐的情绪进入了这一年。美国政府从调解国共矛盾到支持蒋介石的一边倒，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苏、美、英等国需要中国坚持抗战，以确保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也需要苏、美、英等同盟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配合和支援，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尽失民心，为日后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垮台铺就了必然之路。

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广泛的人民战争，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作战。

美、苏在结束欧洲战事后，迅速转回东方战场。毛泽东发出号召：开展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美国在日本本土投下原子弹……在极大压力下，日本天皇被迫发表“诏书”宣布投降。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作者作为军人，能够跳出军事战场的拘囿，从政治、文化、外交以及一些关键历史人物的作用、细节对历史的影响方面诠释这场战争，非常难能可贵。回顾、审视、反思这段历史，正是本书的鲜明特点。

引子

第一章 日本侵略军最后的疯狂

 东条英机亲笔写下“一号作战”命令

 河南会战：第一战区丢尽了脸

 长衡会战丢长沙

 失陷的衡阳和投降的军长

 桂柳之战和“领路军”

 国统区的军队和人民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

 大溃败后的迁都风波

第二章 延安与广袤的敌后根据地

 熬过艰难的防御相持阶段

 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

 战斗在渤海、鲁中——第115师和山东军区

 晋绥劲旅——第120师

 太行雄师——第129师和晋冀鲁豫部队

 江南奇兵——新四军

 南粤孤旅——琼崖纵队和东江纵队

第三章 陪都重庆：蒋介石的敌、我、友

 赫尔利帮蒋介石挤走史迪威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从重庆急飞延安

 毛泽东对赫尔利说“要他当联合国民政府主席”

 重庆派人与日本各方秘密谈判

 美国转向国民党政府

第四章 盟军与中国战场

 繁忙的航空港

 芷江保卫战

 缅北大捷

 德、意法西斯失败，敲响了日本帝国败亡的丧钟

 《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

第五章 黎明前的不和谐音符

 国民党军与日军的秘密谈判

 蒋介石的心情三起三落

 中国失去了156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六章 1945年的胜利曙光

 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新年祝词

 会期最长的中共七大

 苏联向日本宣战——苏军出兵东北

 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

 山田乙三司令官和关东军末日

 美军的冲绳岛登陆战

 美军的“奥林匹克”行动和日本的“一亿玉碎”计划

 “小男孩”和“胖子”从美军飞机上投向日本

 “天皇”裕仁忍痛做出“圣断”

第七章 胜利喜讯频频传来

 神州大地喜惊雷

 沦陷区的人民从暗喜到公开欢庆

 汪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被枪毙

 汪伪“行政院”院长入死监

 众汉奸普遍遭清算

第八章 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大反攻

 毛泽东昼夜不息起草七道命令，朱德发出第一号作战令

 夺取张家口

 进攻北平、天津等大城市

 曾克林出关进沈阳

 山东大反攻

 胶东半岛上凯歌高奏

 晋绥军区大反攻

 晋冀鲁豫军区大反攻

 新四军的压轴戏

第九章  日本战败前后各方激烈博弈

 国共两党领袖见面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幻想

 侵华日军悲咽烧毁军旗

 从芷江到南京

 “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庄重签字

 美国大兵逮捕东条英机等战犯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第十章 抗战胜利后亚洲出现新格局

 60万日本战俘被押往西伯利亚

 日本“开拓团”和侨民被遣返日本

 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归于苏联

 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日本解除武装

参考文献

后记

河南会战：第一战区丢尽了脸

“一号作战”的第一期作战目标，是打通平汉路南段。

1944年3月10日，南京。烟俊六大将在日军驻华总军司令部大会议室召开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会议，部署打通大陆走廊的作战计划。他在会议上开宗明义说道：“我军进行的第一阶段作战，将打通郑州至信阳的铁路线。该地区为中国第一战区防区。敌情判断：敌军在这一地区的主要作战兵力为18至20个军，约35万至40万人。其中约有半数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将军的中央军。我军应特别重视捕歼敌中央军，尤其是消灭该战区的核心主力——汤恩伯的王牌第13军。”

说到这里，畑俊六大将看看桌子两边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严肃的面容，提高了声音：“总军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此次作战总指挥。”随即，他给各军、旅团详细地下达了任务。最后规定了时间：进攻时间为4月17日。作战期限一个月。

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受命后立即返回部队，积极调兵遣将，以作进攻准备。

按照畑俊六大将最初的作战计划，共计投入的兵力为15万余人。但是，在4月17日发动进攻时，又投入了从满洲转调来的竹下义晴中将的第27师团、华北方面军直辖的野副中将第63师团全部，4万多人马。因此，日军进攻平汉路的实际兵力超过20万之众。

当3月中旬，日军猛然向黄河以北增兵后，使两年多来一直无大的战事的国民党第一战区指挥官们也嗅到了久违的浓浓火药味。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在洛阳召开本战区军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迎击日军进攻问题。但是，蒋鼎文等人仅仅凭着敌人将对一战区发动一次进攻这样十分笼统模糊的猜测研究对策，因此，没有涉及日军的企图、目的、兵力，以及进行兵力调整部署等问题。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战区长官只是向大家报了个警，要求各集团军、各军长官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尽快向后方转移而已。

开会中，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发言说：既然已猜测日军将向我军发动一场进攻，与其坐以待毙，莫如先发制人，应立即出动飞机轰炸敌人在黄河铁路桥南端的北邙山阵地，拔掉敌向南岸进攻的桥头堡。再以一部兵力杀过黄河北岸去，打乱敌军部署，变被动迎战为主动进攻。但是，李家珏的建议未被蒋鼎文重视。在蒋鼎文看来，自1941年5月晋南中条山大血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隔河相峙已达三年之久。日军未主动突破第一战区南岸防线，都是因为他部署的防线坚固，使敌不敢轻举妄动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现在第一战区的防线没有必要调整，更不必大惊小怪地四处出击，只要稳坐钓鱼台就行了。蒋鼎文是浙江诸暨人，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曾追随蒋介石参加讨伐陈炯明、北伐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以及第三、第五次对中共中央根据地的“围剿”。他不仅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而且还被称为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和第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在黄河边的河防兵力部署情况是：在郑州至陕县沿黄河南岸一线约200公里的河岸上集中驻扎着4个集团军，外加韩锡侯第9军、马法五第40军、谢辅三暂编第4军。同时还有孙蔚如第4集团军驻守郑州地区、刘茂恩第14集团军驻守洛阳地区、李家珏第36集团军驻守新安地区、高树勋第39集团军驻守渑池、陕县地区。以上4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至少有25万人马。在这约200公里的黄河南岸，真可谓筑起一道钢铁防线。

第一战区另一兵力集团，就是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指挥的3个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其兵力部署是：王仲谦第31集团军，驻扎于郑州以南；何国柱第15集团军和陈大庆第19集团军全部置于平汉路南段东侧；另有贺粹之第12军、刘昌义暂编第15军等和豫皖边区的杂牌军若干。

汤恩伯将战区副长官部设于叶县。汤恩伯是浙江金华人，黄埔系骨干将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指挥所部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10月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0军国民革命军军团长。先后参加过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1942年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按说也积累了一定作战经验。

1944年4月17日，晚上11时。日军第37师团从中牟北方突破黄河防线，从东、西两个方向迂回夹击中牟守军第27师。夜里12时发起总攻，凌晨两点钟即占领中牟镇。

此时，洛阳长官部的蒋鼎文得到的情报是：“今晚，敌人在中牟渡河，现在只有百余人，正同我军战斗中。”接电后，蒋鼎文回电通知各部：注意警戒河防。

4月18日早上，日军第37师团全部渡过黄河。一路向郑州扑来，另一路向郑州以南迂回。随即日军第12军主力各兵团，从中牟北面争相渡河南进。

闻讯后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急令暂15军军长刘昌义派部队阻止日军渡河。刘昌义令新29师86团就近北上，该团刚赶到郑州东北方，就与日军遭遇，大批日军在机械化战车导引下，如同泛滥之水，汹涌而来。第86团仓促建立的防线，很快就被冲溃。

东线情况万分严峻。中部，洛阳北面，日军第27师团从18日至20日，连续3天发动猛攻。蒋鼎文的第一战区长官部顿时受到极大威胁。其实，第27师团只是佯攻，意在吸引河防军队注意力，掩护主力从东线源源不断过河。

4月19日清晨，日军第37师团一部推进到郑州城下，开始攻城。日军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赶到，至20日，第62师团、第110师团主力赶到，同郑州中国军队守军第4集团军展开血战。  4月21日，日军坦克第3师团全部、骑兵第4旅团赶到郑州附近，以强大的坦克群阵势和骑兵部队，迅速对第4集团军构成包围态势。中国军队主力防守于北，日军却从东突破，迂回闪击，防线顿时震动。中国军队第38军和第96军恐遭歼灭，皆向西突围。两个军退到郑州西面四五十公里处，方才稳住阵脚，然后在汜水至嵩山一带向东就地布置防线。

郑州失守，使得蒋鼎文司令官的所谓钢铁防线垮掉了一大段。日军攻取郑州后，第37师团一部继续沿黄河南岸向洛阳方向进攻。其主力沿平汉铁路线向南猛扑。P11-13

引子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三省，也是基于一种惯性思维，即他们认为每一次侵略中国，都能轻而易举地得逞。随后，日本于1932年3月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对中国东北施行殖民统治。中共满洲省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积极组建抗日游击队。1933年5月至1936年春，相继组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各军建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日伪军出击。1935年11月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女英雄赵一曼在左撇子沟战斗中负伤被俘，次年8月英勇就义。东北抗日联军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残酷镇压，不惧强敌，不怕牺牲，坚决作战。　　1932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1月，日军突破山海关防线，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并于两个月内侵占了热河省。1935年，日本又策动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在内的“华北自治运动”，操纵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对华北进行渗透和“蚕食”。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宛平城外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把战火烧向整个华北，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华北的危急局面，对日妥协退让，奉行不抵抗主义，激起爱国官兵的强烈反抗。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中国守军一步步弃守后退。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不是奋起抗争，以实际行动反击侵略，而是诉诸国联，鼓吹“以公理对强权”，幻想“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国民党政府怯战，除了政治、文化、资源等以及蒋介石的个人因素外，也与当时中国的实力有很大关系。中国无论在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方面，都处于劣势。1937年,中国约有4万万5千万人口。现役常备军170余万人。其编成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还有少量特种兵部队。　　七七事变前日本的总人口为9000万人，常备军兵力38万人，编成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以及若干个守备队。战争爆发后，兵力迅速扩编，超过448万，约占总人口的5%。日本的军事动员体系已站到世界前列，既可以利用朝鲜、东北到华北的铁路网，又掌握中日之间的海权优势，兵力动员后的投送效率也非常高。因此，日军在七七事变后，确定了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这迫切要求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各阶级、阶层民众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七七事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出通电，向全国呼吁：“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制定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最多、时间最长的是八路军出征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高屋建瓴，他在发言中说，同日军作战，不能用同国民党作战的老套子，硬打硬拼是不行的，由于蒋介石奉行的错误政策，日军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优势，我们集中力量打胜了这一仗，不一定能打胜下一仗，要准备打持久战。因此，要发动群众，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展开山地游击战，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为促进国共合作而做出的重大决策。经过多次谈判，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共计4.6万人。此后，林彪、聂荣臻率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到敌后五台山地区。聂荣臻率部分部队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敌后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第115师主力则转战山东，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贺龙、关向应率第120师创建了晋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率第129师创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同年10月，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全军共计1.03万人。这支部队逐步发展成为华中抗战的生力军。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气焰非常嚣张，他们沿着平汉路、平绥路、京浦路进攻，一路烧杀掳掠，势如破竹。日本大本营放出狂言“三个月内消灭中国”，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被日军攻陷，失去人性的日本鬼子从将军到士兵大肆屠城。此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从南京退到长沙，再退到重庆。日本大本营期望的像八国联军当年进攻北京那样的“城下之盟”没有发生。中国土地幅员辽阔，山河湖汊地形复杂，来自东瀛岛国的日本军队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成为泡影。日本侵略军也认识到，消耗战对己方不利，如果进一步深入内地追击国民党政府，将是白白耗费资源。因此，他们的新战略是通过“内部分裂”促使中国抵抗的崩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侵略军不但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伪军、皇协军等汉奸部队，还加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封锁和金融破坏。日本空军发动了一系列的疯狂攻击，他们的轰炸机不加区别地打击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几乎所有国统区的大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受到了袭击，而重庆所受轰炸尤为严重。从1939年至1941年，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重庆268次，城市大部被毁，成千上万的人死去。随着战争的持续，国民党军队不仅承受着人员的损失，武器和装备的短缺也变得日益严重。补充物资是困难的，因为日本人的封锁截断了供应线。国民党统治区又出现了通货膨胀，起初上涨缓慢，但1940年后势头大增，严重地削弱了政府用于军队的开支，降低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经济待遇。　　但是，无论是空袭还是封锁都未能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高层在1940年7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除非获得使用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否则，在中国的成功将仍然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西方列强正全神贯注于欧洲战场，因此，他们把侵略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区以外，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亚洲战场的格局。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向美国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不宣而战，同时在西太平洋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地发动攻击，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美国、英国、中国向日本宣战，而与日本同盟的欧洲轴心国纳粹德国、意大利亦向美国宣战，欧亚两大战场合流。

国民党军1939年至1940年的惨败，使蒋介石彻底相信国民党军队无力发动攻势作战，悲观地放弃了对日进行攻势作战的念头。拥有300多个师的国民党军队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致使国内外政治家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消极和腐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此时，蒋介石的战略目标仅限于维持现存战线。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22次会战，其中1944年之前的21场会战，败多胜少，国民党军没有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丢失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让数以亿计的国民在日军刺刀下毫无尊严、胆颤心惊地生活，许多人受尽屈辱地死去，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当日军被共产党抗日武装拖住、缺少兵力被迫停止全面进攻后，国民党军竟然没有做出任何反攻，以收复失地解救百姓，更谈不上支援在日军“扫荡”下苦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国民党军队抗战唯一的硕果，就是各地的军阀都不再与蒋介石争夺领袖地位，蒋介石个人的威望达到最高。

在此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逐步成为全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1940年8月至12月的八路军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极大震慑，日本舆论惊呼：“中共势力扩大到这种程度，日本方面是没有想到的。”1941年2月25至26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今后“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除计划扫清黄河以北敌军外，主要应对共军根据地进行歼灭战”。此后，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了多次残酷“扫荡”。

1941年5月，日军在中条山战役一举击溃国民党军队20多万，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将这些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参战部队纠集起来，加上补充的部队共7万多人，从四面八方扑向驻北岳区的晋察冀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疯狂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法西斯政策，妄图将根据地军民消灭。在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下，抗日军民不畏强暴，宁死不屈。9月25日，第1军分区第1团7连5名战士与日伪军激战一天，弹尽援绝后毅然跳下万丈悬崖，这就是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这次“扫荡”持续了两个月，据日军截至10月17日的战果报告是这样的：“敌方损失……遗尸5616具、俘虏3769人……”日军的“战果”有很大的夸张成分，经常把杀害的老百姓也作为八路军“遗尸”统计。但是，从这样的数字里，也能够看到根据地军民所做出的牺牲。据晋察冀军区的统计：……这次大“扫荡”青壮年被抓走两万多人，另死伤4500多人，损失粮食5800万斤。敌人修筑碉堡113个、公路1100里，挖封锁沟320里，在冀晋边界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北岳、平西根据地面积缩小4000多平方公里。

1942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对冀中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在藁城、无极县杀害群众150多人，在定县北疃村，日军用毒气杀死妇孺800多人。在两个月的大“扫荡”中，八路军作战272次，毙伤敌伪1万1千多人，八路军主力部队伤亡4671人。区、县游击队伤亡5300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5万多人。据日本防卫厅公布的资料，冀中大“扫荡”中，“……敌军遗尸9098具，俘虏5197名(另捕嫌疑者20568名)，交战286次，敌方兵力58338人。缴获山炮5门、迫击炮209门、重机枪7挺、轻机枪59挺、步枪9101支……我方战死161名，伤323名”。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总部机关和部队被日军包围在太行山区时，挺身而出指挥部队，不幸中弹牺牲。

在日军占领的大片地域，坚持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面对日伪军的“蚕食”“扫荡”，各中央局和军区都把“敌进我进”作为本地区的对敌斗争方针，派出主力连、武工队、游击队到被敌人“蚕食”的地方开展工作、消灭敌人。到1943年上半年，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已基本被粉碎。进入1944年，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和任务，普遍开始攻势作战，并在战略反攻中迅速恢复和发展自身的力量。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293页记载，“……至1944年11月，人民军队的数量和抗日根据地人口由同春的47万和8000余万，发展到67万和9000余万”。

1944年在日本执政的是军人战时政府——东条内阁。被称为战争狂人的东条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首要战争罪犯。他为了拯救败相已露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孤注一掷，决定在中国实施“一号作战”，正是“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的写照。

本书就从东条英机和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最后的疯狂开始叙述吧。

2014年的9月，接到人民日报出版社万方正编辑的电话，问能否在抗日战争胜利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之际，提供一部反映1945年中国战场的书稿。我们研究军史多年，已经掌握了很多史料，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从各个角度介绍抗战题材的作品数不胜数。特别是经过历史沉淀，能拿出一部有分量地反映抗日战争的纪实作品，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西斯覆灭的一年，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彻底失败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民从黑暗到黎明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年，是历经多年欺凌屈辱，终于雪耻扬眉载人史册的一年。仅把结果展现给读者吗？这肯定是不够的。中国战场是世界战场的一部分，不说中国与日本打仗，仅是与美国、苏联及其他盟军的瓜葛，就够复杂的了。

事情发展一般都有起因、过程和结果，有的还需要说明之后对其他方面的影响。不介绍起因，不介绍过程，不介绍影响至后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就很难介绍清楚历史事件的因果，特别是中国抗战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

作者从事的工作，就是研究军事历史。“以史鉴今，可以知兴衰”，通过研究历史与战争，以求有利于人民军队的发展，达到最终胜利的结果。另一位年轻作者，也在部队工作，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对未来的战争很有兴趣，读过很多史书，也有很好的见解。这部书稿初稿有近50万字，这样的篇幅，对于一本书，有些长了。于是，删减、补充、修改，辛苦自不必说，最终能否让读者满意，我们心里其实没谱，如果有充裕时间，相信我们会改得更好些。也希望有识之士看过这本书后，给我们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书的质量得到提高。

对于后人，应该知道那场并不遥远的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战争过程有怎样的曲折经历。因为战争的发生、发展，一定有脉络可寻。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看得更清楚，有的却更模糊，甚至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的情形。这就需要全面地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

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史料，大部分已经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参战国的保密期限，很多材料已被研究者不断解密，这为全面介绍这一场战争提供了新的可能和便利。旧的资料，新的解读，成了这本书的一个看点。

写纪实类的作品，有一条基本常识，就是一部作品要有不少于10倍以上的信息量。本书的作者，曾经进行多年的采访，接触了大量老八路和汉奸，也接触过日本老兵，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写作时根据需要作为参考。此外，参考的各类书籍达五十多部，其他媒体如报纸、刊物、网络的信息也参考了一些。这样，就避免了片面性和局限性，力争使阐述的历史和人物真实可靠，不负前人，不误后人。  作者认为，这本书除了供想了解那段历史的一般读者阅读外，也适宜于懂军事的政治家和有政治家头脑的军事指挥员阅读。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原因很多，日本的陆海军高级军官在战后秘密集会，研讨反思日本战败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日本的政治问题常常用军事手段解决，军事问题则用政治手段解决。可以说是大谬之极，不仅涂炭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也贻害了日本自己。“帝国”一词，在中国今天的语句中，无疑是有很强贬义色彩的词汇。我们常称的日本，其自称为“大日本帝国”，可见一孔之见多么害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善良的人们，不论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要懂得借鉴历史，警惕造成人类灾难的战争重新降临。特别要警惕那些有可能成为战争制造者的狂人。天道昭昭，邪总是不能压正的。正义一定会胜利。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挑起非正义的战争，就是往自己的脖颈上套上了绞索。《反攻：1945年中国抗日战场纪实》展现了当年日本侵略者是怎样跌入战争泥潭和由强转弱最终失败的过程。展示了觉醒后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以牺牲和奋斗赢得民族解放，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辉历程。这是一面历史的明镜。——著名军旅作家、畅销书作家，顾保孜

纪实文学需要新资料，但对旧资料的新解读也不失为一种创新。这部40余万字的书稿，正源于此。那一年，既是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又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头绪繁杂，人物众多，前启后承，转圜甚大。敌敌我我、左邻右舍、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天上地下，足够恢弘巨大，要表达清楚是有难度的。可喜的是，本书做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著名作家，尹家民

本书详尽介绍了中国抗战末期的国内情形，也介绍了当时国际社会大背景；既有苏美高层、日本国内高层和驻华侵略军高层、中国国共两党高层的介绍和内幕，也有中下层抗战军民浴血抗战的动人场景……是一部全景式血与火的历史活剧。这本书有看点，值得一读，值得收藏。——解放军出版社副主编、著名作家，董保存

读完这部书，有许多细节让人难忘。譬如在赫尔利自愿协调国共两党关系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一席话；在长沙大战前薛岳与白崇禧的顶撞以及向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告状电话；8月8日苏联即将宣告对日宣战，外交委员莫洛托夫在接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时的时间掐算与苏军进攻的技术性处理；第二颗原子弹落在长崎后，日本高层围绕战与降的激烈争执；等等，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会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刘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