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构成了“知青文学”中一道气势宏大、场面壮阔、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很长、视域特别广袤的独特风景线。几乎每一部长篇作品都具有以上鲜明的特征，而组合一起则总体上更加具有“史诗性”的魅力。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北大荒”三个字在国内更加广为人知，在国外具有了相当快的传播度；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兵团知青”在文学词典中成为经久不衰的词汇；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既具史性的认识价值，亦具有诗性的欣赏价值——在当代题材的中国文学中，因而具有史性与诗性相结合的文学经典性。《雪城》是《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之一。

梁晓声著的《雪城》述说的是二十余万知青返城后的故事，是他们在又一次失落之后的艰难寻觅：主人公姚玉慧的父亲是现任市长，其母是旅游局局长，她有舒适的家却不贪安逸，要以自己的能力找工作；顶替未婚夫王志松病退返城的徐淑芳，父亲去世后被母亲赶出家门，刚要和困难中相助的郭立强结婚，王志松又抬来花圈“贺喜”；当年名噪兵团的金嗓子刘大文此时只能以卖香烟为生……本书真实、动人地展现了当年北大荒知青的痛苦与欢乐、求索与理想，充满激情地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所表现的美好心灵与情操。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一章

忍耐。

几千名接站者忍耐着透骨的寒冷和近乎绝望的期待在他们心中造成的愤怒。

火车站忍耐着愤怒的人们。

种种不安在车站广场上空的宁寂中悄悄流动着……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镇定地俯视着万头攒动的人群……

“站长，要不要开探照灯？”

“暂时不要……”

“治安警察可以出动了吗？”

站长思忖片刻，尽量从容地回答：“不必……”随即补充了一句，“站内的可以出动了……”

他放下听筒，缓缓坐到椅子上，翻开值班日记，匆匆写了一行字：“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还想写什么，却难以组织准确的词汇。

广播开始了：

“站台工作人员注意，站台工作人员注意，113次列车就要进站了，请作好接站准备，请作好接站准备，请……”

站长立刻放下笔，起身大步跨到窗前，凝望广场。

他心中对广播员充满了感激。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火车站，广播员的声音都永远是那么一种职业性的，那么一种缓而慢之的，那么一种能够安定人心的语调和节奏。每一个国家的国徽和国旗是不同的，但所有国家所有火车站的广播员，却仿佛就是同一位可敬的女性，一位熟谙世界各国语言的女性。

感激她们那种至亲至爱的声音！

我们的地球上没有一个火车站的广播员是男性，正说明在火车站这种地方，人类的心理是多么需要那种温良的、至亲至爱的、女性的声音来安抚。

火车站是人性的磁场。

A市火车站女广播员的声调是优雅沉着的。然而全体站台工作人员一听到，还是紧张地从各处迅速跑到站台上，肃立在安全线以内，如同组成“散兵线”的士兵。

出站口预先得到站长的命令，绝不放入一个接站者。站台上除了那道蓝色的“散兵线”，再无他人，呈现着一种类似戒严的空寂情形和防备状态。

113次列车并非什么极端重要的军列，亦非中央高级领导人或秘密来访的某外国元首的专列，车上更没有足以危害一座城市的可怕的瘟疫传染者。

它是历史的债车。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四十余万知识青年，东北广大地域内近百个农场的知识青年，分散在无法计数的东北各农村的插队知识青年，所有这些在十年动乱中被城市抛弃或抛弃了城市的知识青年，这些当年“堂吉诃德”式的或被哄上被骗上被硬推上历史“游艺车”的“红卫兵”，开始了如钱塘江潮般迅猛的大返城！

113次列车，是为他们临时增加的车次。可以认为它是返城知识青年们的专列。他们的人数加在一起，少说也有八九十万。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迁移。它首次运行即将抵达A市。它已晚点十三小时，毫无疑问还将继续晚点下去。鬼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站上海！

A市是它运行中的第一大站。在此站，它将撇下两千多名知识青年。另有一千七百多名几天前乘其他车次抵达A市的知识青年，正如丧失了编制和纪律的溃军败旅，蚁群似的拥在车站大楼内，期待着转乘知青专列兼程南下。他们早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各自朝思暮想的城市。他们由于不情愿而没办法的滞留，耐性崩溃瓦解，盲目的怨气和怒气达到顶点，随时欲寻找机会发泄。这种怨气和怒气，已不复是千百少男少女缺乏磨炼的急躁情绪，而是成熟了的一代人长久积压的委屈和愤懑。

从哪一天起他们开始产生了这种心理？

这个研究兴趣留给社会心理学家们吧！

可以认为是他们当年或自愿或被迫地离开城市那一天，也可以认为是他们或留恋或诅咒着离开东北广大土地那一天。

谁也无法在历史的某一页上准确记载下这一天的日期，只有他们每个人自己心中清楚。

蚁聚在车站大楼内的一千七百多名知识青年，使每一个车站工作人员都切身感受到了威胁的存在。车站大楼内仿佛四处堆集着易燃物和爆炸品。车站工作人员对返城知识青年们畏而避之，唯恐与他们发生摩擦。一次微小的摩擦，也可能导致一场难以平息的骚乱，使这北方铁路线上的大枢纽站瘫痪掉！

站前广场的几千名接站者，有返城知识青年们的父母，有他们的兄弟姐妹，有他们各种关系的亲人。有的竟举家而来。十一年前，他们送走的是孩子；十一年后的今天，他们将迎接的，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是须眉男子和老姑娘。十一年前，他们是在站台上送别，耳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口号歌声此起彼伏；十一年后的今天，他们却在站前广场上迎接，没有红旗飘舞，没有标语招摇，只有漫天飞雪！

好一场大雪！下了整整一白天，仍在下。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个夜晚，纷纷扬扬普天降落。它仿佛要掩盖住什么！P1－3

我和我的那些“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战士们（他们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

“气质”一词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

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

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

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

2015年10月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