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精)》——哈佛大学出版社“镇社之宝”哈佛中国史丛书第三卷！

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陆威仪教授唐史新作，最新出版；

英语世界最好的唐史佳作，简洁清晰，通俗易懂，为大众读者唐史首选！

叙述清晰、细节丰富，又有大量引用、轶事、诗歌、图片支持，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唐史”，重新启发读者思考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精)》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三卷。一直以来，唐朝堪称中国的“黄金时代”，它在商业、宗教和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上所达到的成就，远非其他朝代所能匹敌。作者陆威仪抓住唐帝国疆域扩张到极限时的这一充满活力的时期，以西方世界现实生活中的关照为支点，选择西方读者对于中国历史较为关注的问题，站在中国的外围来观察和描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诸层面，重点从商业（海陆贸易）、宗教和文化（文学、绘画、陶瓷等）等面向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浪漫气息的盛极一时的帝国景象。

推荐序/葛兆光

中文版总序/卜正民

导言

第1章 帝国的地理环境

 中国古代的心脏地带—关中

 东北部、中原和四川

 南方

 漕运

 “内部”领域与“外部”领域

第2章 从开国到内乱

 唐帝国的巩固

 玄宗皇帝的统治和“安史之乱”

 唐朝军事制度

 中国的中世纪“贵族”

 唐朝法律

 土地所有制与赋税

第3章 藩镇与专使

 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博弈

 党 争

 地方权力的多元化

 军事地方主义和新的政治角色

 财政地方主义和新的政治角色

第4章 城市生活

 长安和洛阳的布局

 长安的花街柳巷

 花卉热

 唐朝城市的商业化

 税收与货币

第5章 乡村社会

 土地占有的新形态

 农业技术

 长途贸易和商业化

 茶叶和糖

第6章 外部世界

 称“天可汗”的唐朝统治者

 东亚的出现

 国际贸易重组

 在唐朝的外国人

 被看成异族的佛教徒

第7章 宗族关系

 唐代家庭中的妇女

 祖先祭祀的变化

 唐代大族

 大族的终结

第8章 宗教

 唐代的道教

 道姑和女仙

 中国化佛教的出现

 国家和地方的儒教礼仪

 儒教经典的重新解读

 印刷术

第9章 写作

 初唐诗的基调和辞藻

 盛唐诗对前代诗歌的继承

 不断变化的诗人形象

 唐代传奇

 散文

结语

致谢

日期和年代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帝国的地理环境

有唐一代，中华帝国经历的最大变革之一是对地理空间的再定义。在其头一个半世纪里(618—756)，当唐朝以长安和东都洛阳为基础对外扩张时，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中国北方最大河流黄河及其主要支流渭河和汾河流域。黄河流经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穿越函谷关以东肥沃的中原大地，流向东北方向的海滨冲积平原，勾勒出自早期秦汉帝国以来中国生产能力最强、人口最多的地区。

到唐朝灭亡之际，一切都改变了。旧有的都城遭到破坏，这两座都城再也没能成为帝国首都。一直是中国核心区域的西北地区开始了漫长的经济和生态衰退，今天它成了穷困的、半沙漠化的边远地带。中原地区失去了作为华夏文化缩影的光辉及其在人口和经济上的优势。东北部地区(今天的河北和山东)成为一个半胡化的边疆，其中一部分领土与中国分离达几个世纪之久。其余地区将一直是非汉族“征服王朝”的根据地。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与经济中心的是南方的长江下游流域，那里拥有充足的降水、茂密的植被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曾在南方各政权的统治下持续发展了四个世纪，在唐朝成了中国新的心脏地带。

中国古代的心脏地带——关中

历史上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是首都长安及其周边的关中地区(环绕着渭河)。这是过去首次统一中国的秦帝国(前221一前206)与其政治文化继承者西汉帝国(前206一公元8)的心脏地带。“关中”一词强调了环绕它的山脉和丘陵所提供的天然防御作用。

在秦朝和西汉，长安的朝廷实施重视关中的法律和经济政策，歧视隔着山脉的关外的广大平原地带，即古时所说的“关东”(函谷关以东)。朝廷借用法律力量压制帝国其他地域有势力的大族，很多大族被强制迁徙到首都附近，从全国征收上来的钱财被用于改善水利，使这个地区的生产力最大化。在秦代，郑国渠使西北地区变成了中国最肥沃的农业区。

西汉继续用关中本位的方式建造帝国的基础设施。当关中的农产品最终被证明不足以满足朝廷的需要时，汉朝政府就从东北部地区更富饶的下游冲积平原漕运谷物到首都。这是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首次明确地分离。大规模的农产品运输只能以漕运的方式完成，然而在旱季，黄河不可能通航，连接黄河和长安的渭河航运效率极低且不可靠。汉武帝(前140一前87在位)耗费巨资和大量劳力来修建绕开渭河直接连接长安和黄河的运河。之后又开凿了另一条可以方便地从肥沃的汾河谷地漕运的运河。

虽然两条漕运线的主要功能是从生产力更高的东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运粮进京，但是它们也有助于改善灌溉条件。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凿了六辅渠以灌溉郑国渠力所不及的高地。第二年他试图改善靠近洛阳的黄河支流洛水流域的灌溉。这一计划失败后，汉武帝把他的心思转向未及时处理的东部下游平原臣民的灾难，黄河瓠子决口导致了数年的大洪水。在最终堵上决口、控制了河流之后，武帝作诗自矜，然后又重新把几乎所有注意力放到了关中。他修复了损坏的郑国渠(重命名为白渠)，在长安周边修筑三条新的灌溉渠，把首都和华阴城用另一条运河连接起来，着手兴建西北偏远地区的灌溉工程。他修筑的水利设施集中服务于京畿，只有在淮河流域的灌溉渠是唯一的例外。

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动荡之后，重建起来的东汉王朝(25—220)于公元25年把新首都建立在中原的洛阳。投降的胡族多次被迁徙到关中，再加上中央政府无力抵御那里的叛乱，导致原来秦朝的心脏地带“胡化”。长安的地位衰落，周边的灌溉渠和运河由于缺乏维护而逐渐丧失功能。洛阳周边的黄河堤坝得到良好的维护，再往东地方官员组织修建小规模的灌溉工程。东汉放弃了为首都提供穿越黄河流域的长途运输，恢复了较旧的模式，使首都和其他城市一样，需就近获得物资来满足需求。

汉朝衰落后的400年里，中国分裂成几个分处南北方的短命王朝，依靠邻近地域供粮的办法继续实施。北方政权(包括三国时期的魏国、晋朝、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照例迁徙大量汉族农民和游牧民到首都附近，以满足朝廷和城市居民的需求。317年，晋朝朝廷向南逃奔到长江下游地区后，同样依靠近郊的农地向新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供应所需的大部分粮食，而由刺史管辖的长江中游地区亦是如此。南方的劳动力由大量来自北方的难民和被掳掠或强迫的土著提供。P6-8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哈佛中国史”推荐序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是写给西方读者阅读的一本概要性唐史著作，其谋篇布局不拘套路，抓住主要问题，不求面面俱到，有自己的独特叙事框架。有些内容，作者陆威仪教授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心得，有些内容则比较充分地综合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观察问题的视角独具一格，加上翻译语言和概念上的格义效应，在整体叙事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作为他山之石，对于国内读者有不可多得的参考意义。本书还保留了作者引用文献的出处，对于国内同行了解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无裨益。值得向读者诸君郑重推荐！

——张国刚，唐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通过对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城市、乡村、宗族、宗教、文化以及外部世界等方面的具体描绘，以生动的事例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古代高峰期异彩纷呈的恢宏画卷。作者陆威仪教授着重论述了在唐代社会诸多领域陆续发生的巨大变革，凸显了唐代历史的特点，也揭示了这一时代在中国古代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开启了帝制时代后期的历史。

——郝春文，唐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如何向对中国古代历史几无了解的读者讲述其zui辉煌的朝代，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师从何炳棣先生的斯坦福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陆威仪执笔的《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书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对唐代历史观测点的选择独具特色，众多小故事背后都有大关怀，从帝制中国整体特征的宏观视野提出或综括出了许多独特的切入点。即使站在一个挑刺的专业研究者角度，我对本书的阅读体验也相当愉悦。

——刘后滨，唐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