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出版史》是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从事出版数十年的编辑笔记集。全书以其从业出版数十年的经历为线索，通过其丰富而生动的出版笔记，为我们描摹了一幅近三十年的中国出版史。

《一个人的出版史》在出版界颇受瞩目，或许因为这套书不仅仅是俞晓群个人记忆的呈现，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新的角度，使阅读者能够从更微观的层面进入一个更加生动的中国出版史，甚至，一个更有血肉的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史。

全书共三卷，本书是其中的第三卷。

《一个人的出版史》是著名出版人俞晓群从事出版数十年的“日知录”。全书通过其丰富而生动的编辑出版笔记，为我们鲜活地展现了一位出版从业者在这个大时代中的学习、成长、生活与生命历程，也从某一个角度为我们描摹了一幅近三十年的中国出版史。而其中交织的“各种人物如此之多，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实在太有意思了”（王充间语）。全书另附有珍贵书信往来照片若干。本书为此系列的第三本，自2003年开始，至2015年为止。

序 能量来自辛勤 沈昌文

序 梁由之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后记

9月20日

8月《人书情未了》付印。

9月3日，我为《中国图书商报》“人书情未了”专栏，写了最后两篇文章《巴金的眼泪》和《鲁迅与图书广告》。13日，我47岁生日那天，拿到了《人书情未了》样书，感谢柳青松、袁启江、刘国玉、张国际等人，还有人民出版社暨东方出版社黄书元、刘丽华。当夜我反复把玩，郑在勇的设计，封面淡灰色，上面压上一束菊花，雅致得很。19日，在北京国际书展期间，为《人书情未了》出版，我们请来几位领导小坐，有沈昌文、刘杲、黄书元等。

另外止庵为《人书情未了》写的跋，文字极好，感谢。录于下：

写跋的吃亏之处在于有话不能先说，虽然我所要说的，比起写序的两位，本来分量也轻得多。谈及著作者为出版人的贡献，不如刘先生深刻；谈及对于著作者个人的认知，不如沈先生透彻。那么这些就都略过不谈。我只是中国出版事业的受益者而已，对于这一事业本身尚且缺乏宏观把握；我与著者也谈不上多么熟悉，我只是他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任职期间所出若干图书的一个读者——也就是说，我之W作为中国出版事业的受益者，其中有一部分是实实在在受益于俞先生的。不如就此稍讲几句，尽管卑之无甚高论，其真诚处却不输于刘沈二先生也。

刘先生序中有云：“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这话说得很确切，但是求诸当今中国各出版社，似乎并非一概通行。即便级别相当、性质相近的出版社，所体现的“文化”也有多寡不同，而在“文化”这一笼统的说法之中，尚有层次高低的差别。这牵涉到许多方面，其中之一，大概与主其事者自身的文化素质不无关系。讲得明确一点，出版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出版人的文化，所以说“魂”说“命”。也许一身系焉。斯人主一室，则一室可能有文化；主一社，则一社可能有文化。或谓标举“文化”未免玄虚，则以见识，襟怀，品位，勇气，胆量，敏锐程度，策划能力，经营能力等等一并论之，亦无不可。具体体现出来，即是所出的那些书也。多少年来我作为辽教社的忠实读者，对此深有体会。

诸如我所见到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等，都是明显例子。“书趣文丛”所收皆为新著，价值或许有待时间考验，然而其中至少古林翁的一册《书边杂写》，我敢断言是经典之作，可以泽及后世。“新世纪万有文库”包括“传统文化书系”“近世文化书系”和“外国文化书系”，其中“传统”一辑不无拾遗补缺之功；“近世”一辑，有些品种湮没已久，因此重获刊行，有的甚至是首次付梓。现在“文库”出到第六辑，势头似乎不如开头那么盛了。对此我不免感到悲哀，也许读者的口味已经变了，不复像我们当年那样求“博”，转而求“专”——“文库”的推出，本来旨在适应前一种要求，而后一种要求，我怀疑只是急功近利打的幌子而已。不管怎样，将来一定有人记起这套书对于中国文化的积累和保存曾经起过何种重要作用，那么自会感念俞先生和辽教社的一片苦心的。

以上所言，近乎空谈，且来讲讲具体的事。其实我也为“新世纪万有文库”出过力：第四辑中废名著《阿赖耶识论》，乃是我所编订。这也是多少年来，我与辽教社切实打过的一点交道。废名先以小说名世，中年以后转为哲学研究，成果便是此书。对此我亦略知一二，却以屡经变乱，早已散佚。有一次拜访他的哲嗣冯思纯先生，听说原稿尚在人间，但是迄未出版。我拜读一过，觉得此老一番心血，埋没了实在可惜。就在报上登了一篇小文章，以为介绍。不久见到沈昌文先生，提到李慎之先生得知废名有此著述，颇愿一读。我说稿子就在我处，无奈只有四万多字。沈先生说，那么介绍给辽教社就是了，放在“新世纪万有文库”里，篇幅小些无妨。此书因此得以面世，其时距废名完稿，已是半个世纪之后了也。这桩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我想与此相关的李、沈、俞几位先生，对于中国文化遗产，总归是有一份责任之心，而我自己能略尽绵薄之力，不无光荣之感。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出：《阿赖耶识论》只是戋戋小册，码洋统共不过万元，另换一家出版社，恐怕不肯赔本出的。此所以我对俞先生和辽教社一向特别敬重，现在正好借此机会一说。

前面谈到我与俞先生并无深交，见面亦只寒暄几句而已，因此对他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之类文化建设作为，未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回有幸读到他的《人书情未了》，才明白就中缘由。敢情是个爱书也懂书的人，所以他才如此做法。而世间有心这么干的人大概不少，偏偏他就做得这样圆满，那么于爱书、懂书之外，恐怕还要加上会出书一项罢，而这在书稿之中也有充分体现。说来我读这一部书，得以了解一个人，也明白若干事，作为读者，收获实在不小。

2003年8月13日

P28－30

能量来自辛勤

关于俞晓群的出版活动，我曾说过，同刘杲老人“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主张十分契合。可以说，俞兄是刘公论说的有力实践者。但是，能做到这些，谈何容易。俞兄毕生，不说空话，贵于践行。他如何辛勤地实践这些高论，细读这本文集，方可知道。

在这本书里，他逐年记下自己的重要出版活动。看得出来，一切都是当时的写实，并非事后追忆。这一点，我自愧未能做到。我写的种种，全靠事后追忆，绝少文件依据。因为我是个懒人，稍有空闲，便把时间花在吃喝上。美其名日“业务需要”，其实是天晓得！

例如，他在1997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的老领导许力以：

读罢此文，我们赶紧寻觅作者，得到结论后，沈昌文与我们都大为欣慰。第一，经查实，这位“徐雨”正是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长许力以。许先生为官中规中矩，为人平静随和，做事不露锋芒却屡建大业，颇受文化界与出版界人士敬重。像他早在1989年开创的海峡两岸图书版权交易会，实在是当时的一个大胆之举、远见之为；还有他出任主编的“中华文库”（台湾称“锦绣文库”），促成三联书店与台湾锦绣的合作，也是开先河的作为。现在他出面赞扬我们，我们自然备受鼓舞。第二，文章中提到“王云五”，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表现。因为我们号称追随王云五，一直颇受“左爷”们的攻击。其实商务印书馆也是在王云五的问题上犹犹豫豫，才让我们钻了空子，抢了他们的老品牌。现在许先生如此评价王云五与他的“万有文库”，表达了一种态度，也让我们体会到一种背景的声音。第三，文章中对沈昌文大加赞赏，虽然没有点破名字，但谁都能看明白。以许先生的身份，他这样说，也起到了为沈先生“正名”的作用。因为在去年沈昌文从三联书店退休的过程中，各种议论之声是很多的。那时，也有人从不同的渠道告诫我们，不要那样“重用老沈”，否则会惹麻烦的。实言之，我是一个书呆子，又是一个崇尚“文化至上”的人，哪里懂那么多云山雾罩的事情。说破了，现在编了好书、用了好人，也是所谓的“歪打正着”啊！

我对许老，一直崇仰，但是这个故事却早已遗忘。这里讲沈某某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描述了许公的若干业绩，特别如论王云五等事。直到前些时候我在三联书店大肆颂扬王云五时，还一点没记起这位中宣部的老领导。

俞晓群能写下这么多真实故事，并且得以保存和发表，主要出于他的辛勤。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说，这其实也是时代的功绩。我当年也不是不写日记，但是，没写多久，就全部销毁了事。那是因为我在“文革”中，为了自保，免受我的副手的攻击，投身造反派。造反派让我当了抄家文物的鉴定人，我于是亲见日记的作者如何因而受迫害。于是在我回家之后，就把自己的日记统统销毁，并发誓以后绝不再写。我很高兴，比我小几十岁的俞晓群没有这种记忆。所以，能让我们读到这些宝贵材料！

2015年5月

早年，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件事情的影响。一是我的父亲，他一生不肯写文章，不在纸上留只言片语。他也一直告诫我们，不要写日记，不要搞文学创作，不要热衷政治，最好学理工科，那样生活会安稳些。父亲到了晚年，每当我们发表文章，拿回家请他看时，他总会说：“不要乱写啊！”但哥哥对我说，我们走后，父亲会将那些文章认真收好，有空暇时间，便拿出来翻看。哥哥还说，在父亲去世前几年，他吃过午饭后，喜欢躺在书架旁的沙发上小憩。此时，经常见到父亲拿起我写的小书《人书情未了》，一遍遍翻阅。

还有另一段故事，也对我颇有影响。我的岳父祖籍山东，祖辈迁居北方，世代行伍出身。他早年在家乡务农，高高大大的身材，用铁锹劈死一个日本兵，只好离开家乡，只身从军。他作战勇猛，打残了一条胳膊，职务做到营长。解放后，随王震去北大荒军垦农场当场长，当时丁玲就在那个农场劳动改造。岳父说，王震曾经去看过丁玲；还嘱咐他，要适当照顾好丁玲的生活。

可能是出于与生俱在的基因作用，我大学读完数学系后，最终还是投身于人文编辑工作。随着“文革”后社会环境的好转，我从一九九一年开始，打破父亲的戒律，写起了生活日记。但落笔时依然心有余悸，只记一些简单的事情，不写思想动态。就这样，一记就是二十多年。除此之外，我还为自己设立一个计划，即把日常工作中写的文章、来往信件、所见资料、审读意见和重要日记等，按照时间排序，有目的地汇集起来，作为日常记事的另一条主线，期待日后有闲暇的时候，再结合自己的日记，做进一步的整理。

2003年，我离开辽教社，离开出版一线，被调到出版集团工作。日常事务不那么忙了，因此在2006年的某一天，我下决心，开始整理自己的那些资料。我按照年代排序，从1982年开始，到2002年截止，共21年。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总算理出一个眉目，汇拢出一个“四不像”的东西，大约有五十多万字。我最初称之为《我的编辑日志》，后来曾经改称为《为书二十年》，最后确定为《一个人的出版史》。

在整理过程中，我发现两个问题，其一，从1982年到1986年，我从事理科编辑工作，接触到许多科学家，与他们的信件往来不少，但在一次办公室搬迁中，大部分丢掉了。那时还没有电脑，信件都是纸制品，遗失后就找不到了，所以这部分内容整理，只有靠其他资料填充。其二，大约在1990年代初，办公电脑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还有复印机、传真机等设备的出现，人们逐渐不邮寄信件了，而是大量发传真。这样做提升了办公效率，但我在整理材料时发现，传真件的留存时间极不持久，过一段时间，字迹就会自动消失。后来网络逐渐开始流行，传统信件越来越少，传真件也越来越少，它们统统被电子邮件所替代。但是与纸质书信相比，人们书写邮件，多数不大注重言辞，随手表达，说清楚事情就好，因此失去了传统书信文化的许多情趣。尤其是电子邮件容易丢失，邮箱换来换去，病毒四处流窜，邮箱容量有限，种种新问题的出现，都会改变我的资料构成。值得强调的是，电子邮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双向来往的信件，都可以存储下来。

另外有一点说明。在整理这些日志之初，我还未确定出版方式，只想将逐年文字尽量收全，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料愈发难以见到，因此也愈发让我舍不得删除。更为有趣的是，这样按时间排序整理资料，许多文字翻阅起来，会让人产生一种极为独特的感觉，完全不同于通常独立文章的阅读。

在这些文字整理过程中，我曾经请几位老师和朋友翻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指导和鼓励。

首先是沈昌文先生。他见到此稿时，正在应郝明义先生之邀，为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写个人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我的记录之中涉及沈公晚年的事情不少，他一面翻读，一面赞不绝口，还曾经在几篇文章中，说过自己的感受。他说：“看了晓群的年代记录，深深感到回忆要趁早，写作要趁早。现在我老了，才想写，许多资料都散失了，许多事情都忘记了。”他还说：“俞晓群是有心人，工作之余做那么详细的笔记，看来他做出很多优异的事情，也不是偶然！”另外，按照惯例，本书成稿后，我要请沈公写序。他没有推脱，只是说：“稿子太长，我会读完再写，要慢些。”现在序写好了，依然非常好看。一位85岁的人，思想常葆青春，思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实在让人敬佩。由此我想到半年前，沈公为我的另一部小书《精细集》作序，其中谈到一次活动，他说我在场，是记错了。我后来与上海王为松说过此事，为松说：“别改了，那是沈公的错啊！你将来写文章时，再讲一讲这段故事，不是很好么？”

其次是王充阊先生。王先生一面从政，一面写作，对人生之路的认识最为深刻，让我敬佩。我在辽宁工作时，几乎每个月都要拜见王先生，请他信马由缰，谈一谈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王先生对人情世事，悟得极为深透，因此我始终将他奉为人生导师，每遇问题，总会请教。他最初对我了解，源于我的一本小书《数与数术札记》，我请他写序，他首先考问我：“你知道《易经》与《易传》的区别么？”读过此稿后，王先生说：“依你的才华，真不该去做出版。”我知道，王先生对出版的认识，类似于胡适的观点，自己能做学问，为什么要替别人做“嫁衣裳”呢？所以他几次劝我，不要陷于出版界的钩心斗角之中，到头来会得到什么呢？但是，当王先生看过我的这部《一个人的出版史》部分章节后，他恍然大悟，惊讶在这一行当中，接触各类人物如此之多，人物的层次如此之高，文化热点如此之丰富，资料汇集如此之生动，实在太有意思了！当然，王先生是站在作家的角度，看待我的编辑职业，他看出了出版的情趣，看出了文化的价值，看出了写作的噱头！

再有是柳青松。此君是我的小兄弟，大学历史系毕业，跟着我做出版有二十多年。他基础好，有思想，做事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用沈公的话说，小柳也属于好人家的孩子。当年他在辽教社，从编辑室主任、发行部主任、总编室主任，一直做到副总编辑，三十几岁已经是正高级职称。他最大的优势是审读书稿，极为认真又有水平，主持过《吕叔湘全集》、《顾毓琇全集》和《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等项目的编辑工作，还担任过《万象》杂志执行主编。他看稿子我最放心，当年沈公与陆灏编《万象》，也曾经开玩笑说，首先要过小柳这一关啊。此次出版（一个人的出版史》，我虽然已经离开辽宁，还是想到让小柳帮助我看一遍，其中的许多内容，他都十分熟悉。小柳接过书稿，一看就是半年，发现很多错字，提出很多修改意见。读完书稿后，小柳也很感慨，他说自己也没想到，我们这些年的出版经历，回顾起来，竟然如此丰富，真是难得了！

促成此稿出版，首推的人物是梁由之。初识梁兄，大约是在2008年，那时他已经在网上呼风唤雨，我还只是一只菜鸟。说来还是我主动与他打招呼，约谈他在网上的文章《大汉开国谋士群》和《百年五牛图》，后来在辽宁出版了《大汉开国谋士群》；《百年五牛图》却落户广西师大出版社。此一段接触，面上是在出版往来，实则在内心中，我凭借多年的职业经验，感到此君言行举止，颇有大将风度，未来很有成就一番文化事业的潜质。《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正是我与梁兄最初结交的深意。我的《一个人的出版史》初稿，梁兄久已知道，阅到部分章节后，大为赞赏，三番五次希望早日出版。他帮助我联系出版社，确定合同，细阅书稿；还约老六（张立宪）在《读库》上发表部分章节，可谓无微不至。时至今日，我时常感叹，我与梁兄关系，起于网络萍水之间，我从文字而知其豪放，他从做事而知我宽厚。另外梁兄说，他从未给别人写过序言，此番却答应为《一个人的出版史》动笔，说来也是第一遭。拜谢！

李忠孝、吴光前和郭明追随我来京，为了这部稿子的整理出版，他们都费了不少心思。还有杨小洲、张万文、曾德明、杨云辉、商务的阿紫（蔡长虹）、刘忆斯、朱立利、于浩杰、张国际、曹振中、郝付云、慕君黎、张镛……都曾经为此稿出版、传播和修改，投放精力与关注，深致谢意。

最后要感谢周青丰。我初次认识他，是在到京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在《万象》时的旧部董曦阳来看我，青丰与他同来，是我们第一次结识；后来知道，青丰也是梁由之的小兄弟，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兄的《梦想与路径》，就显示出超群的魄力和勇气。近些年他在几家大公司做事，编了许多好书，名气渐长。更兼青丰做事稳稳当当，谈话不紧不慢，满身儒雅气质，这些都是做独立出版人的本色。一个人立足于社会靠什么？诚信，水平，能力。这些青丰都有了。因此把稿子交给他，我很放心。

谢过诸位，还有一点说明。由上述可见，此书内容，最初设定为1982年－－2002年，共21年。此次周青丰接受出版，梁由之与青丰商定，希望我从2003年始，接着再写出最近十余年的事情。三十几年出版时光，分三册陆续推出，应该更好。实言之，最近十年的“编辑日志”，我确实已经有了资料，只是尚未整理出来。现在只好再努力一下，以求完成梁周二位仁兄美意。不过我想，这样一来，篇幅太大，一定会给青丰带来更多压力，让我颇感不安，在此深深致意！

2015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