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伯·迪伦（Bob Dylan）属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他二十多岁，和美国一样年轻。
六十年代，他抱着一把木吉他，唱着沙哑粗糙的民谣，从明尼苏达的矿区走来，并不高大茁壮的身影渐渐地在美国的背景中清晰起来。
六十年代，虽然有西班牙王子胡安·卡洛斯和希腊公主的豪华婚礼，以及美国人诺曼·博劳克成功地培养出比原产量高3倍的高产小麦新品种，这样能够让人高兴的好消息。但六十年代是整个世界动荡的年代，短暂的好消息不能如方糖一样，稀释掉云层密布整个六十年代的灰暗而让它变甜。
六十年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非洲的大饥荒，我国连续三年的人祸与自然灾害，估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肚子空空在挨饿，更有一笔因饥饿而死亡人数的天文数字。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一起号召全世界与饥饿做斗争。
六十年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苏联进行核试验，美国恢复了地下核试验。两个超级大国军费竞赛，因苏联要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的争执不断，核裁军的呼吁不灵，据统计：苏美两国拥有的核武器的爆炸力相当于世界人均3吨TNT的爆炸力。整个世界坐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火山口上。
六十年代，是一个运动的年代，整个世界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不仅中国搞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欧洲也是学潮不断，美国出现反种族歧视的示威运动，意大利出现工人罢工运动，拉美不少国家跟随卡斯特罗搞革命运动。大小骚乱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六十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没过多久，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
六十年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年代。苏共22大召开后的非斯大林化。苏联武装占领布拉格。我们和苏联的珍宝岛战役。东西柏林之间的柏林墙的迤逦建立……
鲍伯·迪伦的歌声就是响彻在这样的六十年代。
鲍伯·迪伦就像是上帝专门为六十年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六十年代的每一根神经。鲍伯·迪伦的诞生，宣布了五十年代的结束，宣告了垮掉的一代和忧郁的布鲁斯、乡间民谣的50年代的结束。
六十年代初，鲍伯·迪伦在进行他的巡回演出之前，特意到医院去看望他所崇拜的正在病危中上一代的民谣大师伍迪·格思里（WoodyGuthrie），然后踏上他自己新的旅程。这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告别仪式，意味着五十年代真的无可奈何也别无反顾地结束了。
面对六十年代所发生的这一切，鲍伯·迪伦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六十年代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虽然，在六十年代，他也唱过类如《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那样爱情的歌曲，但他大部分唱的是那些激情洋溢的政治歌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和领颂。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的发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在六十年代，他还唱过一首叫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歌。我忘了他是在六十年代的哪一年唱的了，只知道他是在芝加哥的街上，跟一个叫做艾瓦拉·格雷的盲人歌手学来的，他只是稍稍进行了改编，加上了简单的木吉他。那是一首原名叫做《矮子乔治》流行于美国南方监狱里的歌。（这是一首有名的歌，以前曾经被传奇的老民谣歌手“铅腹”唱过，“铅腹”的另一首《昨晚你睡在哪儿》，后来曾经被“涅磐”乐队翻唱。）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黑人乔治的，乔治仅仅因为偷了70美金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对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伯·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他曾经一次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一次用女声合唱做背景重新演绎，两次唱得都是那样情深意长感人肺腑。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唱这首歌时，他这样说：“监狱看守实际是害怕乔治的，因为乔治太真实，他们被他凝重的感情所惊吓。”（重新听鲍伯·迪伦的这首歌，让我忍不住想起2003年的年底，在哈尔滨曾经发生为了讨要工钱的58岁的农民工，钱没有讨回，被当场生生地砍断了手筋的事情。我相信如果鲍伯·迪伦知道了，会为他唱一首新歌的。）
他是以深切的同情和呼喊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态，抨击着弥漫着六十年代的种种强权、战争、种族歧视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在六十年代，他是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是那个逝去的年代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的象征。
在六十年代，鲍伯·迪伦和我们一样，就像是一个“愤青”。
对于如我这样也是和鲍伯·迪伦一样在六十年代度过了整个青春期的人来说，听鲍伯·迪伦的歌没有什么隔膜，而是那样的亲切，水乳交融，肌肤相近。
六十年代，在饥饿的边缘上挣扎的世界的三分之一的人口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而我们却在一边饥肠鼓鼓时一边热血沸腾地写下这样的诗篇：“要把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新点亮，要把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解放。”
六十年代，在反战的斗争中，我们也不止一次跑到天安门广场集合，伸出了愤怒的臂膀。呼喊着和鲍伯·迪伦一样的心声，只是没有如他一样唱出“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而是高喊着“正义在我们这一边！”
六十年代，在那些如火如荼的政治年代里，我们更是无比的投入，珍宝岛战役，就在我们插队的北大荒的乌苏里江上，离我近在咫尺，我们抱着随时上战场而决一死战的豪情壮志，聆听着那枪炮声的召唤。即使离得那样遥远的布拉格，我们站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也愤怒谴责苏联的坦克车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并且蹲在白桦林的树墩旁写下诗的急就章。没有舞台和广场，就跑到村里食堂里，把吃饭的桌子椅子挪到一边，腾出空地来，站在那里慷慨激昂地朗诵。而在柏林墙建立的时候，我们正在挥舞铁锨，深挖洞，广积粮，大挖现在已经用来做商场和KTV包间的地下防空洞。
六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我们更是和鲍伯·迪伦一样的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冲锋陷阵在第一线，一样的粪土当年万户侯，一样的自以为是，激进冒失，根本听不进父母的话，而把他们当成挡路堵道的保守派和保皇派。只不过，我们把鲍伯·迪伦唱的歌词都更为直白昂扬地挥洒在大字报上去激扬文字……
我们和鲍伯·迪伦是多么的相似。我们当然听得懂鲍伯·迪伦那时唱的“来吧，两院的议员，请注意这个警告，不要站在门口，不要堵住走道……外面有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马上震动你的窗，让你的墙壁嘎嘎直响。因为时代在变。来吧，父亲和母亲，全国的父亲和母亲，不要去批评你们不理解的事情，你们的儿子和女儿对你们的命令已经不听，你们的老路子越来越不灵……因为时代在变。”（《时代在变》）我们也就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把鲍伯·迪伦列入红色共产党的黑名单不会奇怪。
六十年代的鲍伯·迪伦和我们是同一代人，是同一类人。
六十年代的鲍伯·迪伦相信音乐的力量，以为音乐可以救赎这个世界，就像是那时的我们以为可以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
六十年代的鲍伯·迪伦出版他的专辑时，把专辑命名为《时代在变》。他相信时代在变，相信音乐能够使得时代改变。
我们重新再听鲍伯·迪伦六十年代的歌，是在看一本发黄的黑白老相册，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那是一代人逝去的壮丽的青春和梦想。
鲍伯·迪伦用他一如既往的喑哑的嗓音、朴素的木吉他，偶尔用他那天籁般的口琴，吟唱在我们的心中，回荡在逝去的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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