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我和静宜带上计划书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列车在萧瑟的原野上飞驰，我的内心极为忐忑不安。这次北上之行的成败至关重要，我预计在北方的靳、高两家众多亲友的投资，将构成铅笔厂初建时的主要资金来源。我当时注意的目标主要是靳家，然而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
我和静宜在北平家中稍事逗留，把分家所得的两间市房委托常州的亲友卖掉，便直奔天津靳云鹏家。靳家很富有，但主要是地产。靳云鹏当时也办了个鲁达公司，有许多厂矿，由于经营不当，没有赚钱，有些甚至亏损严重，因而对办工业没有多少好感。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到靳家没见到靳云鹏，掌握着靳府财权的姨太太(靳云鹏的大太太精神失常后，她成了实际上的正夫人)招待了我们。待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很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已经有个鲁达公司，赔了不少钱，暂时不准备再投资工业了。”我估计这恐怕也是靳云鹏的意思。
旧中国的封建军阀一般不肯轻易投资工业。他们认为工业的冒险性太大，弄不好就要蚀本，还是经营土地比较安全可靠。靳云鹏也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来购买了土地。在山东，靳家的土地连接了邹、滕等县。到后来，靳云鹏甚至对土地的可靠性也产生了怀疑，又花了大量的钱购买了大批古董和古书画，藏于密室，传于后人。
靳云鹏的田产当时由其三妹、静宜的三姨靳云鸽(解放后用名)管理。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本是一个文盲，40岁上才开始认字，逐渐学会了写写算算和丈量。靳云鹏的土地得以迅速发展、集中，全赖她的经营得力。她买土地从不夺佃，土地悉由原主耕种，预备出卖土地的农民一般愿意把土地卖给她。
我们夫妇在靳府碰壁后并不甘心，又跑到山东去找这位三姨。三姨拿出了4500元，这并不是她特别开通看重工业，而是为了给其子张佩钧找职业。佩钧当时已十七八岁了，三姨希望他能在上海找个工作，闯一闯。我们的到来正好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因此三姨投了资。铅笔厂建成后，佩钧就入厂工作了，这是后话。
此后，我先后去找了靳云鹗、靳云鹤，所得不多。我从靳、高两家亲友共筹得资金13000元。我们吴家，我把卖房所得4500元全部入股(这也是我最初的资本)，二哥投了3000元，二姐夫3000元，共10500元。
在我的集股人中，也有一些国民党权贵和社会闻人。当时在上海建厂，如不借助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大约在工厂筹建得初具规模之时，一些流氓来到工厂敲竹杠。当时一来资金短缺，二来我也没把这几个流氓放在眼里，便给了他们一点钱，想打发了事。没想到几天后他们又来了。后来，又来了两次都没能如愿。那时，我们已住进了工厂的小楼上。一天深夜，我被一声“着火啦，救火呀”的呼声惊醒。起床一看，我们楼下存放锯末的车间起火了。
P38-39
《吴羹梅自述》的出版，是一件可喜的事。
这本《自述》不仅是吴羹梅同志个人经历的回忆，更重要的是新旧不同时代历史的见证。吴羹梅同志青年时期追求进步，后来立志实业救国，创办中国第一家铅笔工厂，历经艰难曲折，终于找到光明的道路，把自己一生的抱负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对国家做出了贡献。
我同吴羹梅同志相识时，两人还都是风华正茂。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期间，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和强烈抗议“三一八”惨案，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于1926年夏季到北京。我在上海震旦大学也由于爱国反帝原因，遭遇相同的厄运来北京读书。那时候，我们同一些爱国青年胡曲园、王兰生、李述礼、袁效之、沈仲章、崔明奇等时有往来。大家痛感苦难深重的祖国前途未卜，忧心如焚，经常聚在一起，各抒所见，探讨救国之道。座中吴羹梅同志洪亮的声音和激昂的神态历历犹在目前。当时我们大都非常向往共产党，盼望“日月换新天”。吴羹梅同志于1927年上半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秘密进行革命工作，可惜不久因党组织突遭破坏而失去联系。尽管他在党组织内时间不长，认识也不够深，但青年时期接受党组织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他一直靠拢共产党，终身受益。
吴羹梅同志东渡日本，在横滨高工留学的时候，还积极参加留日左翼学生运动，创办华侨学校，掩护中共党员。毕业后拒绝日本铅笔商的聘请，坚决回国创办铅笔厂。当时上海的铅笔市场完全被德、美、日等帝国主义垄断，国人自己办厂障碍重重。吴羹梅同志知难而进，全力以赴，终于1935年10月办成了第一家国产铅笔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向外商严峻挑战，为国家挽回利权，实现了他的愿望。
全面抗日军兴以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吴羹梅同志甘冒战火的危险，不惜拆运的损失，经历长途艰苦跋涉，把工厂辗转内迁重庆，恢复生产。又先后在滇、黔、川、陕等地设立不少分支机构，产品畅销西南西北，并创办化工公司及锯木厂，接受军工方面的定货，支援大后方的军需民用，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吴羹梅同志经营的工厂虽属中小企业，而他本人先后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国工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在实业界颇负时望。他时常同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近，思想上受到启发和影响，甘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吁，不辞辛劳。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到重庆进行和谈期间，吴羹梅同志受到毛主席三次接见，从而解除了前此存在的某些疑虑，更加积极地和其他爱国民族企业家一道参与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
当时重庆市由于胜利消息的来临，物价暴跌，金融奇紧，工业界遭遇空前危机。国民党政府坐视不顾，反而采取落井下石手段，骤然停止定货，推拖工贷，使民族工业无生意可做，开支难以维持，大都陷于挣扎求存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工商界百人组成代表团游行请愿，吴羹梅同志被全团推为代表之一，同胡厥文同志等面见宋子文，反映工商界的呼声和要求，不料竞遭到拒绝。吴羹梅同志从而更加认清蒋政权的真实面目，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反对暴政，中国才有出路。
在此期间，黄炎培、胡厥文等同志顺应胜利后形势的要求，发起建立与工商界有密切关系的民主建国会，吴羹梅同志自始参与倡议，继而协力推进会务，目前还担任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的常委。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在波峰浪谷沉浮过的吴羹梅同志，十分珍惜共产党为铅笔工业开辟出的宽阔道路。中国标准铅笔厂于1950年即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效益持续上升，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不仅成为全国木制铅笔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并成为美国、西德、日本等国铅笔工业的主要竞争对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铅笔工业的飞跃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在吴羹梅同志的亲身经历中更得到充分证明。
只有经过冬天严寒的人，才能真正领略春光明媚的温暖。记得新中国成立时，我同吴羹梅同志都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深受感动，热泪盈眶，暗自庆幸多年盼望翻天覆地的日子终于到来。吴羹梅同志后来虽在几次运动中受到一些委屈，但他对共产党的信心始终不曾动摇，对待革命工作的态度一如既往。他已有多年未直接从事制笔工作，仍念念不忘致力于铅笔工业的发展。他随时进行调查研究，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及其他适当场所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其中有的业经政府采纳施行，有的已收到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今他以耄耋之年，还乐于为振兴铅笔工业而耗神尽力。
据我所知，《吴羹梅自述》的编写，已经三易其稿。吴羹梅同志在审稿过程中，曾提出120多条疑问，与整理人共同对照资料，再三逐项核实。坚持既不夸张长处，亦不隐讳缺点，力求将本来面貌完全如实地反映于读者之前，直到定稿，他还认为犹有不足。我们从《自述》里不难看出，在旧中国，一棵民族工业的幼苗如何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支撑，而在新社会，又是怎样茁壮成长，枝繁叶茂。还可看出一个进步青年，为了实现“实业救国”抱负，如何在黑暗中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弯路，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又是怎样走上了光明大道。《吴羹梅自述》不仅对于研究工商史实的人可供参考，而且对于当前爱国的中青年企业家也是有益的读物。
孙晓村
1988年5月10日
吴羹梅：用铅笔抗日 ，中国铅笔工业奠基人。一支中华牌2B铅笔，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多年来，每逢高考或是其他大型考试，几乎每个学生都是拿着它进入考场，在答题卡上慎重涂上自己的答案，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人生的某个重大转折。但在这根并不起眼的铅笔背后，却有着一段逐渐被人淡忘的历史。自从1935年,中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便开始了它的艰难起步，而它的创始人，就是被后世称为“铅笔大王”的吴羹梅。陈惠丰、吴羹梅、许家骏、韩淑芳编著的《吴羹梅自述》不仅对于研究工商史实的人可供参考，而且对于当前爱国的中青年企业家也是有益的读物。
陈惠丰、吴羹梅、许家骏、韩淑芳编著的《铅笔大王(吴羹梅回忆录)/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不仅是吴羹梅个人经历的回忆，更重要的是新旧不同时代历史的见证。吴羹梅同志青年时期追求进步，后来立志实业救国，创办中国第一家铅笔工厂，期间历经艰难曲折，终于找到光明的道路，把自己一生的抱负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对国家与民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