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的意图是“从历史角度真实记录大屠杀，把凶手实施的政策、周围社会的态度和受害者的世界放在一个完整的框架里”。这本书如今已经成为记述纳粹德国大规模谋杀欧洲犹太人的权威历史著作。2007年，《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精)》获得德国莱比锡书籍博览会奖。同年，他凭借该书和对纳粹历史的研究获得德国书市和平奖。2008年4月7日，普利策奖获奖名单公布，索尔·弗里德兰德尔凭借《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获得普利策一般非虚构类文学奖。

德国种族灭绝政策导致欧洲六百万犹太人被害，而该耸人听闻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执行的原因不一而足，包括当地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助纣为虐，民众，尤其是其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所表现出的被动性。同时应受咎责的还有被害者自己由于怀有苟延残喘、逃脱魔爪的侥幸，而往往显得逆来顺受。《灭绝的年代》索尔·弗里德兰德尔关于纳粹德国与犹太人所做的一项重大历史研究的结晶，该书探讨了各种因素如何交织在一起铸成了那起现代史上最系统、又最持久的种族屠杀悲剧。《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精)》堪称独步的著作，通过大量文件资料，并借助于许许多多的日记、信函、还有回忆录等资料，明确地为读者再现了那场浩劫的真实情况。

译者序

致谢

引言

第一部分：恐怖（1939年秋-1941年夏）

第二部分：大屠杀（1941年夏-1942年夏）

第三部分：浩劫（1942年夏-1945年春）

第一章(1939年9月至1 940年5月)

“9月1日星期五早晨，那个卖肉的小伙子过来告诉我们：广播里的一则声明说我们已经占领了但泽和走廊地带，同波兰的战争正在展开，英国和法国仍然保持中立。”维克多．克伦佩勒在9月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跟伊娃说，对于我们来讲，注射吗啡或者类似的东西是最好的归宿，我们的生活已经结束。”

克伦佩勒是犹太人出身，年轻时皈依了基督新教，后来又娶了一位信仰新教的“雅利安人”。1935年，在德累斯顿工学院教授拉丁语言文学的他被校方开除，但仍然生活在该市，并且用心地记录着他的亲身遭遇以及周边发生的事情。在那两天，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德国人攻击行动的回应依然晦暗不明。“安玛丽带来了两瓶发泡酒庆祝伊娃的生日，”克伦佩勒在9月4日记录道，“我们喝了一瓶，并决定留下另一瓶到英国人宣战的那天再喝。因此今天轮到喝第二瓶了。”

在华沙，一所希伯来语学校的校长哈伊姆·卡普兰坚信此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决不会像在1938年背叛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背叛他们的盟友。在战争的头一天，卡普兰就已经感觉到了这次新冲突所具有的世界末日般的本质：“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开端。这场战争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真正的破坏。然而，正是这个文明孕育了毁灭和破坏。”卡普兰确信，纳粹主义终将被击败，但是战争将使所有人都蒙受巨大的损失。

这位希伯来语学校的校长还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对犹太人所造成的特殊威胁。同样是在9月1日，他补充道：“对于犹太人而言，他们面临着数倍于此的危险。只要是希特勒踏足的地方，那里的犹太人就肯定没有了希望。”卡普兰引用了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发表的臭名昭著的演说，纳粹领袖在那篇演说中威胁道，如果发生世界大战，犹太人将会被消灭。因此，犹太人比大多数人都更加热衷于参与公共防务的建设：“每当有号召每一位城市居民建隐蔽所以防御空袭的命令发布，都会有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响应。我也是其中之一。"

9月8日，纳粹国防军占领了波兰第二大城市罗兹：“突然传来了可怕的消息：罗兹失陷了!”年仅15岁的犹太青年大卫·希拉科维亚克这样记录道，‘‘所有的交谈都停止了；街道行人渐稀；人们的脸上和心中都为阴霾、冷酷和敌意所笼罩。从市中心回来的戈拉宾斯基先生告诉我们当地德国人是如何欢迎他们的同胞的。德军总参谋部将要进驻的大饭店里装饰满了各种花环；(德国裔的)市民——小伙子和姑娘们欢呼着‘希特勒万岁!’跳上了行进中的战车。街道上响彻着大声的德语交谈声。以前被隐藏的与(德意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关的一切现在都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还是在华沙，波兰外贸票据交换所的一名雇员同时也是当地犹太社团的一名活跃成员亚当‘策尔尼亚科夫正在组织成立一个与波兰政府合作的犹太市民委员会。“首都华沙犹太市民委员会，”他在9月13日写道，“受到了法律认可并在社区大楼中宣告成立。”他在9月23日进一步写道：“斯塔钦斯基市长任命我担任华沙犹太市民委员会的主席。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角色。我将勉力为之。”四天之后，波兰投降了。

在本书中我们将听到许多犹太编年史记录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千差万别，使我们得以一窥处于毁灭边缘的欧洲犹太人世界的异常多样性。在经历了一段宗教传统不可逆转的衰落和文化一族裔犹太性的不确定性不断增长期之后，已经找不到对遍布整个欧洲大陆的形形色色自认为(或被认为)是犹太人派别、社团、群体以及九百多万个体都适用的明显的共同特征了。这种多样性是在各自不同的国家历史、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和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的影响之下造成的。在面对周围的敌视和偏见时，或者在面对自由的环境所提供的机会时，无数个体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促进了持续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变动。这些持续的变化造成了大流散的犹太人社团内部前所未有的巨大分裂，尤其是在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几十年间。

举例说来，如何定位罗兹的那位年轻的日记作者希拉科维亚克呢?通过阅读他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撰写的日记，我们发现了一个深受犹太传统浸润的工匠家庭。大卫本人非常熟悉这一传统，与此同时他又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信仰。(他在稍后写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学校的功课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有着希拉科维亚克这种分裂世界观的不乏其人，相互矛盾的主张在战争前夜犹太社会的各种小团体中彼此共存：形形色色大同小异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亲纳粹派、托派、斯大林主义者、各派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守教的犹太人围绕无边无际的宗教教条或者“宗族”争执争吵不已。直到1938年年底，特别是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犹太人中竟然还有数千名法西斯党徒。。不过，对于西欧的许多犹太人来说，主要的关切是在保持“犹太身份”的一些要素的同时，与周围的社会实现社会生活同化和文化的趋同，不管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趋势和运动都因国家或地区间的特征以及自相残杀的内部生存斗争加倍增长。当然，有时候还要把臭名昭著的个体怪癖也计算在内。老迈且病人膏肓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德奥合并(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之后从维也纳避难到了伦敦。就在“二战”爆发前不久，他终于亲眼看到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摩西和一神教》的出版。就在所有人都感受到不同寻常危险的前夜，这位经常强调自身犹太性的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却正在否认他的民族所珍视的一条信仰：在他看来摩西不是一个犹太人。  尽管面临着更为巨大的威胁，许多国家的犹太人还是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在本地报刊中读到了你关于摩西不是犹太人的说法，”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匿名作家咆哮道，“很遗憾你将不能不自取其辱地进入你的坟墓。你这个老蠢货……德国强盗没把你送进集中营真是太令人遗憾了，那里才是你的归宿。”P2-4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本书讲述和解读的一系列事件也许并不十分熟悉。这些事件的极端性本质，以及在西方世界历史意识中成为极端恶象征的事实，引起了人们对这些具有极其深刻意义事件的关注。

由纳粹德国策划并实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灭绝行动，将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从德占欧洲最边远角落遣送至为杀害他们而专门建造起来灭绝营的行动，是一项持续多年、日复一日不断实施的行动。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先进的技术使得这一残酷的屠杀行径得以在一个非常大的规模上展开。

尽管纳粹当局希望以最隐秘的方式实施其在欧洲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屠杀行径还是很快被人们察觉。最初以传闻的形式从东欧传到德国，最终传遍整个欧洲大陆。然而，对这一广为流传消息的反应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无动于衷，甚至常常被策略性地欣然接受，当然在反犹主义盛行的国家还获得了明里暗里的支持。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人们对纳粹时期与纳粹当局大范围的合作以及数量巨大民众漠不关心心态的总体关注。

在书中，本人一直试图用一种融合法讲述这一历史，即最大限度地利用留存下来的各种日记和信件，同时从迫害者的角度、周围社会的角度以及受害者的角度进行叙述。所有从不同角度审视的事件都是通过一连串极其短暂的时间单位来反映的。由于是通过个体的声音，特别是通过那些讲述自身当时的希望、幻想，理解的缺失，以及极度颓丧心情受害者的个体声音来讲述的，事件的讲述不可避饰。会出现停顿或中断。

本书讲述的一系列事件早已成为当代西方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其历史教训和具有的普世意义，应该对每一位读者，无论其身在何地，都具有参照作用。若能够给他们以心灵上的触动，则是本人的最大希望。

索尔·弗里德兰德尔

2010年岁末于美国洛杉矶

“索尔·弗莱德兰德尔对大屠杀的历史巨著就是一项研究，富含掷地有声的真知灼见，同时不乏审慎的治学态度。然而，它还在向世人鲜明昭示：纳粹主义所表现出的疯狂不亚于其残酷。”　　——《新闻周刊》

“《灭绝的年代》是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历史巨制，与劳尔·希尔伯格、路西·道维多维茨以及勒尼·亚西尔等人的作品不分伯仲，应该说它是对人类最黑暗的主题所做的一项最精致、最全面的研究。”　　——《新共和》杂志

“将普通男人、女人、孩子们的哀号和哭泣跟希特勒及其嗜血成性、恶迷心窍的党羽和诸多帮凶之带有虐待狂倾向的妖言惑众并置一炉，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这些故事通过目击者（若非其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置信）逼真的回忆被作者编织在一起，宛若一幅挂毯，栩栩如生（此处或许用‘死’更确切）。”　　——《华盛顿时报》

“弗莱德兰德尔当今在以大屠杀为题材的写作领域乃是最富影响、最为犀利的历史学家，而本书将进一步巩固作者的这一地位。作者通过相关书信和日记，再现了受害人的话语。他对这些资料的运用或许要比其他学者更加广泛和有效，从而使其在撰写出的历史中，更像小说家对悲剧人性的关怀。由于弗莱德兰德尔明确意识到历史学的知识旨在消除怀疑，使历史还复本来面貌，作者在进行其有关屠杀事件的出色研究中，对于一定会让每位读者都感到震惊不已、甚至难以置信的感觉既没有专门回避，也不曾刻意营造。”　　——《犹太图书世界》

“在该书中，作者对犹太人所遭受的战争做了广角度的审视。纳粹政府的行为固然做了细致考察，同时，他还将大劫难置于欧洲政治和种族歧视的更广阔的语境下加以衡量。通过大量引用犹太人所写的日记，作者对害及数百万人的大悲剧所做的展示，简直呼之欲出。”　　——《书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