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晨所著的《王朝兴亡(周兴亡史)》从历史兴衰切入，从治理得失入手，以总结成败经验教训为着眼点，熔历史、考古、方志等学科为一炉，以王朝核心“皇帝”为重点叙述对象，又以点带面，既脉络清楚，又避免了“帝王将相”式的罗列。作品叙述深入浅出，议论切中肯綮，引证丰富恰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对我国目前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反腐倡廉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杨东晨所著的《王朝兴亡(周兴亡史)》着眼兴亡，以《春秋》《史记》等古籍为依据，汲取近现代严肃史家著述之高论，结合考古材料和多学科研究成果，采用多重证据法，以兴衰为视角，记述了唐朝280多年的盛衰史。书稿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有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读性也很强。

绪论

第一章 史前姬姓部落的发展

 第一节 有邰氏与后稷部落

 第二节 周图腾来源及其演变

 第三节 后稷与周人的农耕

第二章 周奴隶制国家的建立

 第一节 不窑前的姬姓部落

 第二节 公刘居豳建立周国

 第三节 庆节后豳国的发展

第三章 周侯国的发展和翦商

 第一节 公亶父迁岐的原因

 第二节 营建岐邑改称侯国

 第三节 太伯和弟经营南土

 第四节 季历征戎封殷牧师

 第五节 太伯于吴地建小国

第四章 西伯昌建立丰功伟绩

 第一节 殷纣王囚禁西伯昌

 第二节 西伯昌归国自称王

 第三节 昌征伐诸侯兴王业

 第四节 经营南国削弱殷土

 第五节 昌营建都城翦纣王

第五章 武王东观兵合谋灭商

 第一节 西伯周国逐步强盛

 第二节 武王积极准备灭殷

第六章 武王灭殷建立西周

 第一节 政治目的是取代殷

 第二节 纣军倒戈殷朝灭亡

 第三节 采取治殷地的措施

 第四节 周武王胜利的原因

 第五节 武王大业成功而逝

第七章 成王继续巩固周政权

 第一节 周公旦摄政的风波

 第二节 平定叛乱维护王室

 第三节 加强统治中原地区

 第四节 控制南与东方地区

 第五节 北方与西方的诸国

 第六节 周初分封国的特征

 第七节 成王营建洛邑之城

 第八节 继承父业勤恳治国

第八章 康昭二王的盛与衰

 第一节 年富力强的周康王

 第二节 继续征战维护统-

 第三节 康王封国加强统治

 第四节 社会经济兴旺发达

 第五节 昭王图强未就而亡

第九章 周穆王决心扩大疆土

 第一节 选择贤士治理国家

 第二节 穆王大军耀武四方

 第三节 制定刑典安定社会

第十章 周社会衰败期的诸王

 第一节 周共王西征灭密须

 第二节 周懿王迁都国益衰

 第三节 周孝王封秦御戎狄

 第四节 周夷王的外患内忧

第十一章 国人暴动与宣王中兴

 第一节 强制维护王土之制

 第二节 重用奸佞残害忠良

 第三节 国人暴动驱逐厉王

 第四节 共和行政稳定大局

 第五节 宣王治国史称中兴

 第六节 宣王晚期复趋衰败

第十二章 幽王昏庸导致周亡

 第一节 西周社会矛盾突出

 第二节 幽王昏庸政治黑暗

 第三节 幽王死而太子复位

第十三章 春秋初期的东周诸王

 第一节 平王成为名义天子

 第二节 王室政策出自诸侯

 第三节 桓王时期大国兼并

第十四章 春秋中期的周室诸王

 第一节 周庄王与鳌王时期

 第二节 惠王时期征战愈烈

 第三节 襄王时期晋秦称霸

第十五章 春秋晚期的周诸王

 第一节 顷王与匡王的诸国

 第二节 定王与简王的诸国

 第三节 灵王时期争霸减少

 第四节 景王与敬王的诸国

 第五节 周礼乐制度的崩溃

第十六章 战国前期的周诸王

 第一节 三家分晋前的诸王

 第二节 诸国变法中的周王

第十七章 战国晚期的周诸王

 第一节 诸国对周室的争夺

 第二节 昭王灭东西二周国

 第三节 东周洛邑城的建筑

 第四节 东周时期社会状况

总后记

陕西地处黄河中上游，位于中国腹地。它东临河南、山西，西与甘肃、宁夏相接，南临湖北与重庆、四川，北接内蒙古。陕北古有黄河及其支流无定河、延河、北洛河，关中有渭水及其支流泾水，陕南有汉水及其支流。这些河流将陕西与甘肃、宁夏、山西等省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分别从属于《禹贡》说的冀、豫州和梁州。陕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新中国成立后62年来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千余处文化遗址，出土了数万件珍贵文物。山西、甘肃等相邻地区亦然。它们为研究氏族及周人的渊源，提供了丰富资料。

一、前仰韶文化的遗存

从新中国建成立以来在报刊、报告、书籍、画册等公布的所有考古材料来看，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约距今8000--6895年)，分北刘、北首岭两个类型，分布在陕西关中、汉中及安康地区。以渭南市北刘为代表的文化类型遗存，主要分布在甘肃与陕西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已发掘或试掘的有北刘下层、临潼白家、渭南白庙、长安(西安市长安区)鲁坡头、商县(今商洛市商州区)紫荆下层、关中西部与甘肃东部的秦安县大地湾下层等，北刘类型中已发现彩陶。从发现的五座房基看，距今8000——7100年间，先民居住的是圆形或半地穴式房屋，地面为踏踩硬土，屋内面积很小，通向西、西北或北屋门处有坡形道，无专门的灶坑，个别壁穴处有灶坑，并用陶罐保存火种。墓葬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绝大多数，葬品甚少。出土生活用具为夹砂细陶，火候低、硬度小。生产工具为打制，有石铲、石斧、石凿、石锛、石刀、石镞，磨制骨棒、骨矛、骨锥、骨镞、骨针及刻刀等。也就是说，当时母系氏族公社的人们已从事原始农业并驯养家畜、兼事狩猎。其陶器质量粗糙，造型简单，已有彩陶，社会开始进入发达的母系氏族阶段。宝鸡市金台区北首岭类型(或称北首岭下层)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渭水、泾水中下游及汉水上游。已经发掘或试掘的遗址有北首岭下层、老官台下层、元君庙下层、梁家坡下层、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湾下层及南郑县龙岗寺下层等。其房屋遗址与北刘类型差别不大。墓葬已出现土坑与瓮棺，有单人或多人二次葬，葬品甚少。生产工具已转入以磨制为主，打制为副。陶器仍为手制，为夹砂和泥质，典型器物有圈足器、三足器。这类遗址的年代约在7100——895年之间。老官台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比仰韶文化(约在距今6500或6000年前)要早。其共同特征是：遗址面积一般为1万—2万平方米，文化层较薄，已有半地穴式房屋，村落附近有氏族墓地或陶窑；农业经济已经出现，已出土石制农具，炭化粟、黍、稷农作物种子和狗、猪等家畜骨骼；陶器制造比较原始，手制，器形和工艺简单，以三足钵和圜底钵为共同特征。目前一般将其称为“前仰韶文化”。它先后延续约2000年。

前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主要氏族部落有古华胥氏。《拾遗记》记载伏羲日：“华胥是九河(在今山东省东北黄河之东，今仍有古地名、水名存在。此处指后裔)神女，以生余也。”华胥部落的中心地域，以前多认为在今山东及河南东部。改革开放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又多认为华胥(首代华胥氏族兴起地，即后世称的‘‘生”地，已无可考。燧人氏的首代亦然)生于渭水下游的“华胥渚”(今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中心区域在渭水流域。其裔支族广布整个黄河流域。《春秋世谱》《帝王世纪》等记载：华胥与遂人氏(距今约9000至8000年前，是两个部落间的同辈男女群婚，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知各自部落的首领。故都以世代袭一个号的首领为父或母。这种婚姻，比一个氏内或两个氏族之男女不分辈数的乱婚制要进步得多，史称族外婚。这里的华胥、燧人氏，即兴起之距今约9000年前两个氏族首领的后裔)通婚，生伏羲、女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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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东晨同志告诉我，在省委书记赵正永同志的关怀下，陕西人民出版社拟再版他在世纪之交所撰写的五部作品，使之成为一部丛书，以方便读者阅读。东晨同志不顾年迈，努力对每一部作品进行重新审视，改订某些新变更的地名，力争使丛书日益完善。他要我写个总序，或者对读者朋友会有帮助。

东晨同志这五部作品分别是《周兴亡史》《秦兴亡史》《西汉兴亡史》《东汉兴亡史》《唐兴亡史》，初版时何清谷、林剑鸣、安作璋等学者分别做过序言，对几部作品的撰写体例、学术价值和作品风格做过介绍和评价。这些序言，今天读起来，也依然有学术价值。我希望，这些不同的书序能够在再版中得到保留，并继续发挥它们的学术价值。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但是比较辉煌，持续时间较长，或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统一王朝则是周秦汉唐时期。东晨同志这部丛书着眼点正在于此。周秦汉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具体情况怎样，文化融会、创新和传播有哪些特点，盛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它们对当前增强忧患意识，学习和研究历史，都会有帮助。这部丛书史料丰富，语言简明，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在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方面自然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晨同志撰写每一部兴亡史时，都尽可能阅读原始材料，注意当时重要的断代史研究成果，力求在简史综述或者专题式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周兴亡史》，作者采撷《史记·周本纪》的史料和写法，从传说的帝喾元妃姜塬生姬弃(因农业上的伟大发明被尊为后稷)写起，分为先周、西周、东周，力求展示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先周在史书记载中虽然资料较少，但可靠的《诗》《书》资料中也不乏脉络分明的历史传唱，作者竭力搜集资料，比较详细地勾勒了后稷至周武王灭殷前的发展状况。西周，主要涉及周武王至周幽王的事迹。东周，主要是周平王至周赧王的兴亡变迁。周代的礼乐制度及其崩坏，是周兴亡史中的重要问题，作者做了讨论和阐发，是难能可贵的。

《秦兴亡史》，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秦汉史的写法，即由秦朝建立到东汉灭亡。作者根据《史记·秦本纪》和近现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将秦人的先祖——《秦本纪》称述的黄帝世系的伯益(又称大费)归入东夷(今山东)少昊一系。作者探讨了历史传说及夏商周时期秦的历史变迁，特别总结秦王政(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和政治教训，汲取了丰富的考古与文献资料，并努力将它们融会贯通，在一些问题上具有开拓性。

汉，分西汉和东汉。《西汉兴亡史》《东汉兴亡史》，作者借鉴《汉书》断代史的写法，在两汉历史变革的撰写中，重点考察汉朝历代帝王的事迹及社会状况。在出土文物的鉴别使用上，特别是在有争议的墓葬材料的运用上，作者为谨慎起见，将这些考古资料设专章罗列。作者对两汉统治者为政的得失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论述，全面而深刻，并大胆探索、不拘陈规，这都是可喜的。

《唐兴亡史》，隋短祚，作者在绪论中对隋的历史经验得失进行了探讨，重点放在唐代。唐代历史变动较大，文化发达，三教鼎立并开始融会，作者跳出前、中、后三期划分的写作惯例，突出历史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为上册和下册。上册论述唐高祖至唐玄宗的业绩，重点探讨“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成功经验。下册探讨了唐肃宗至唐昭宗的事迹，重点论述“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破坏，以及唐朝在藩镇割据、党争、宦官与外戚等问题处理上的历史教训。该书同样重视考古资料，作为反映唐朝社会的佐证。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历史学家的使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在今天也有深刻的启示。认识天(自然)与人(社会)的关系，把握历史古今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演变轨迹，表达独立自觉的学术观点——这是多么深刻的道理!

关注历史兴亡的经验，既要了解既往，同时又要以史为鉴。周秦汉唐的兴亡经验与教训，在今天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促进陕西区域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方面，都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我觉得，再版东晨同志这部兴亡史丛书是有学术意义的。写了上述文字，请专家和读者朋友指正。

经过历时九个月的修订、增补，五部六册的王朝兴亡史，就要以崭新的版本出版发行了。在此，我将有关情况和学术问题略加说明，向各方面、各层次的人士做一汇报和请教，亦欲作为“总后记”。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并胜利闭幕。十八大报告明确强调和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其后在贯彻落实十八大会议精神和出国访问中，习近平总书记又高度概括地提出了我们奋斗的总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不言而喻，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优秀文化，进一步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国人的重视，盛世中保持“忧患意识”，也成为社会共识。因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精神，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也与时俱进地做了调整。国务院批准将以“周秦汉唐”为主要朝代的13个王朝之都西安，加快建成国际大都会，亚欧“丝绸之路”桥头堡、引擎的规划，更加鼓舞了3700万陕西人民。作为在关中大地生活、工作52年，视陕西为第二故乡的年迈史学工作者，我激动得再也无法埋头斗室书案了!于是在今年4月23日，鼓起勇气提笔将十几年来欲重新修订出版“王朝兴亡史”的殷切愿望，表达给了党务繁忙的赵正永书记，请求关照。呈送书籍和短信后，回到家中又坐立不安，后悔莫及，心想太糊涂了，怎么能为区区小事去打扰工作繁忙的省委书记呢?两天后，心中才恢复了平静，安心读书写作。但出乎意料，4月28日上午，突然收到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韦禾毅主任的电话，说赵正永书记已将我写的信批转给出版社，社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让他联系见面，商量修订出版事宜。放下电话，我激动得难以平静。5月2日上午，屈奇副主任陪同惠西平社长光临寒舍，表示一定要圆满完成书记交办的事情。我对省委赵正永书记的关照表示深深的感谢!对出版社领导雷厉风行的作风表示钦佩!

时代不同，认识不同，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并未站在一个应有的高度认识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性，著书立说主要是从不与前辈、同仁之书雷同、重复方面考虑的。因而相比之下，五部书的史与论相比，“论”显得差了一些。而且，从《秦人秘史》出版到《唐兴亡史》面世，先后历时十余年，在书名、体例诸方面均有不一之处，且不少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发生变化，都有修订、更正之必要。因此，借这次良机，我增加“论”，也引用了一些史家的论述和新的考古资料。

从我研究的历代兴亡规律和经验、教训看，从古国之君至历朝君主，可以说没有一位是欲将社会搞坏的。从主观上说，也没有一个人是想把自己搞垮的。凡是为政清廉、敢于担当和积极改革，不断适应不同阶段形势需要，能给社会带来兴旺、繁荣，劳苦人民能安居乐业之君，一般都是能得到社会认可和吏民欢迎拥戴的。如被史家津津乐道的周文王之功业，“成康之治”，“宣王中兴”；秦穆王“称霸”，昭襄王之完成霸业；“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顺帝中兴”；唐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盛世”，宪帝“元和中兴”；等等。“之治”者，天下太平也；“中兴”者，社会由衰败而复兴旺也。凡是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国君，不是被赶下君位，就是被诛。如周厉王被驱逐而死，周幽王被杀；汉一度为皇帝的刘贺被逐而废，改汉为新的王莽被碎尸等。凡是腐化堕落，臣吏贪赃枉法或贪污成风，以及大权被外戚、宦官掌控者，则均无好下场。如秦二世，汉元帝以后的诸君，东汉后期的诸皇帝，唐中宗、敬宗、昭宗、哀帝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论朝代如何兴替，也不论王室中央政权内如何互相争斗，广大劳动人民一直是推动社会曲折发展的动力。如反抗周厉王而取得胜利的“国人”和平民，反抗秦朝暴政的陈涉、昊广、刘邦及其率领的农民军，推翻王莽新朝的农民军，迫使唐僖宗逃往今成都的黄巢农民军等。所以，毛泽东指出：“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得到成功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也就是说，封建时期，一个朝代的兴衰和灭亡，关键是人心的向背，广大劳动人民是安居乐业还是困苦不堪、颠沛流离。可以概括地说，当今世界不论是什么信仰，不论是什么制度的大小国家。若不能发展和繁荣经济，振兴科学文化，使民富国强，都必定会被各阶层人民所唾弃。

经过紧张的修订和补充，拙著就要以全新的内容和面貌与读者见面了。对个人来说，这是史学道路上一座里程碑，也是研究周秦汉唐史的阶段性总结和成果。我再次向省委赵正永书记、宣传部领导表示衷心感谢!向全力支持本书出版的陕西人民出版社惠西平社长及有关领导，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德高望重的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博导张岂之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向三秦出版社原社长魏全瑞先生不辞辛劳地审稿并改稿，表示诚挚的感谢!

最后，我对在治学道路上指导过我或为拙作写过“序”，以及在报刊上发表评论的专家、教授、同仁，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或怀念!还要向50多年来含辛茹苦、全力支持我工作、读书、写书的夫人赵凤仙表示真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