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政治、教育、思想领域赫然闪耀的一颗巨星。最为人们所称道和纪念的是他开启了中国教育在近、现代的大转折，影响了千万学人。李克和沈燕所合著的《蔡元培传》一书讲述了蔡元培在科考中获得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耀。但体制内的万般荣宠没有让蔡元培留恋旧时代。相反，他在近代中国民族存亡之际以文士之躯当革命党，建复兴会，号召天下同志推翻旧王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更倡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更成为教育史和思想中上光辉的一页。

由李克和沈燕所合著的《蔡元培传》一书以时间为脉络，以事件做铺展，讲述了一代教育大家蔡元培的传奇人生。蔡元培出生于中国东南人文荟萃的绍兴，从小受最传统的中式儒家教育，耳濡目染中打下了“经世济民”的深厚底蕴。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中国政坛变幻莫测，身为革命元老的蔡元培没有迷失在政治洪流中，而是袒露出学人本色，主领中国的教育界，践行“教育救国”的理念，力图从精神上改造中国人，从根本上促成民族的强大。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他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使得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可谓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序言

第一篇 成长岁月

 第一章 孝子贤孙

童年岁月

八股文章——科考下的标准化答卷

事亲至孝——人品做文章

 第二章 学霸造反

科场风光

历史大转折

灵魂深处的革命

次当校长——投身近代教育的发端

惹恼了老夫子，次去职

执教南洋公学

当革命成为风尚

蔡元培的革命往事

翰林造反——蔡元培思想的深层分析

 第三章 游学德国

世界学术德为尊

半佣半丐之生涯

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第二篇 蔡校长的北洋时代

 第一章 清末至民初的教育界

中国古代学校的制度

“强迫教育”吓坏了爹娘

“教育救国”的滥觞和勃兴

北洋时代——被脸谱化的历史

大老粗办教育——军阀们的那些轶事

 第二章 当上了教育总长

和袁世凯打交道——教育总长的课

简政纳贤——教育总长的第二课

改革学制、宣扬五育——教育总长的第三课

“美育代替宗教”的现代辩驳

辞职留法

游学法国

黎元洪“知遇”蔡元培

 第三章 北大的蔡元培时代

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

蔡元培的北大就职演说

内行管内行——实行教授治校

兼容并包——影响后世的学风

学科改革——“道”和“术”的纠偏

春风化雨的蔡校长

新文化运动的船长

新思潮中的沉静者

三邀爱因斯坦

北大的“功臣”和“功狗”

七次请辞——“不合作”主义

 第四章 蔡元培与学生运动

为学子撑起一片天

引燃“五四”之火

杀君马者道旁儿

第三篇 党国元老的本色

 第一章 党国政坛上的蔡元培

回归党国政坛

反共往事——蔡元培与“清党”

看错了蒋介石

民权的先行者

 第二章 在党国教育界的奋争

“党化”教育的历史

谋求教育独立

为科学事业的奠基——中研院

现代艺术院校的开山鼻祖

 第三章 后的岁月

忧政思国

香港的岁月

一代学宗辞世

 第四章 外圆内方的儒者

中国只有两个好人

蔡元培与鲁迅的过从

唯仁者能爱人

金刚怒目的“好好先生”

蔡元培的酒量

蔡元培的书法

时人评蔡元培

蔡元培年谱

参考资料

历史大转折

大概这就是命运的召唤。蔡元培进入翰林院没多久，清王朝的国内外时势突变。

1894年，农历甲午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爆发了撼动中外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这场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古老的东方泱泱大国，一战而败在东邻小邦日本手下。接踵而来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举国为之震惊。近代以来，内乱外忧不断，中国屡受列强侵略，但这是最让国人震动的一次。东方的蕞尔岛国居然不知不觉地陡然崛起，而且很快将爪牙伸到泱泱中国，成了耀武扬威的获胜者。实际上，接下来的50年间，直到抗战胜利，日本这个近邻都是中国最具威胁的敌人，中国的国防策略也基本上是针对日本这个东亚故邻。

同许许多多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一样，闻知甲午黄海海战战败的消息，27岁的翰林蔡元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悲愤交加，与其他朝中的忧国之士一齐，在海战发生半个多月后联名向皇帝上奏：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臣文廷式等跪奏，为敌情叵测、宜出奇计、以弭兵衅、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然倭人乘胜之时，震惊陪都，窥伺近甸，我虽布置严密，尤虑瑕隙未周，比闻倭将以、倾国之兵，道出黄海。此时李鸿章既有暮气，而所调诸将，或多新募，或未成军……

战国之时，秦攻齐，则韩、魏救之，攻韩魏，则赵救之。唐之藉兵，远及大食。宋之谋金，兼约西辽。

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所深忌。故闻英人颇有藉端与倭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号，已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弁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借资驭敌，此非偏有所厚也，卫我即所以自卫也。……资其兵费，使伐倭人。……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翰林院侍讲学士臣文海……臣徐世昌……臣蔡元培，修撰臣张骞，编修臣尹铭绶。

——《与文廷武等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

（一八九四年十月七日）

在长长的上奏人名单中可以看到，除了蔡元培，还有文廷式、徐世昌、张骞等这些近代史上的名人，而且，清一色的全部是汉人大臣。有清一代，汉人大臣一般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自称为“臣”，而满人官员一般自称“奴才”。“奴才”是比“臣”更为亲近的自称，汉臣是没有资格在皇帝面前自称为“奴才”的。  这个奏折里，大家一方面痛恨李鸿章不争气，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中国问题上，列强们并不完全与日本站在同一立场，反而有与中国交好的，如英国、德国。应该利用世界强国之间的罅隙，学中国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之术，联合英、德列强以抵御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这批汉臣愁愤国事的心境可见一斑。

但这时，暮气重重的清王朝当权者早没有了昔日入关时的意气风发和果决悍勇，再也焕发不出励精图治的精神，去搞什么合纵连横了，偌大的王朝只想在列强的夹缝中挨一天算一天。而后来的北洋军阀则不同，纷纷找各国列强做自己的靠山，形成了积弱的近代中国颇为奇葩的一段历史。

最终，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马关条约》。（P28-31）

序言

一

及至今日，“蔡元培”这三个字在更多时候徒具符号的意义，虽然声名赫赫，却几乎成为旧诗篇中的一声绝响。在今人的墨端，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家一样，成了脸谱式的人物。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越是熟悉的，就好像越是陌生。当我渐渐走进蔡先生的世界，我想到，每当我们了解一个影响时代的人物，必须放在大时代格局下，才能穿越时代的隔阂，体知其人的所思所行。乃至于反过来借由其人其事，体知时代的变迁，这才更有意义。

二

已故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生活在一个大动荡、大变乱时代的中国。这个时期，王朝倾覆、外强入侵、武人争伐、人民盲乱。

无数豪杰往往埋没在蝇营狗苟的俗世当中，但在那样一个变乱的时代，依然英雄辈出、俊杰四起。

蔡先生应该惋惜，没有看到民族的最后胜利，蔡先生同样应该庆幸，他生在那样一个可以慷慨洒血、书写理想的时代。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每逢政治纷乱、国势起转、社会不安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反而都是思潮喷发、文化激荡、学术活跃的时期，例如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就近的清末民初时期。影响中国人文化基因的思想，几乎都是在这些时期形成的。

原因在于，这个时候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分庭抗衡，此消彼长，来自上层建筑对于意识形态的干涉力量最小，从而给思想的活跃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使每一种思想都有发声的机会。

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使人们要找一个出路：济世救民者，要找到思想的力量；命运起伏者，要找一个精神的归宿，他们都呼唤新思维的出场。旧的秩序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时世徘徊在治、乱之间，需要在新的时势中重新在精神上定位自己中找到自己的荣耀，维系文化的认同，萌发民族的新生。这些都呼唤着思想火花的碰撞以至于燎原。

但是，新思想的形成，若无深厚的历史思想文化积淀，必流于肤浅。清末民初之所以在中国的思想界能群星璀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绝非无源之水。

记得离我的家乡陕西周至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横渠镇，及至长大才知道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师——关学创始人张载（1020-1077）的家乡，后人号之“张横渠”。  张载在他的故里写下了有名的横渠四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成了每一代有抱负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融入了他们精气神魂之中。

小时候，我记得我父亲有一句糙话：“圣贤就不会胡说！”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横眉竖目，一脸凛然。

想必蔡先生成长的那个时代，圣贤不仅不会胡说，而且圣贤的语录，要仰视，要“知行合一”，不惜生命去践行，要用一生的人格去背书。那一种情怀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领略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一辈家长经常问小朋友的话是：“在学校里听先生的话了没有？”那个时候，在学校被老师体罚也是经常的事，但从学生到家长几乎从不记仇，反认为天经地义。在乡间，粗质无文的农民如果笑骂起顽劣淘气的小朋友，那就是“真个是不懂王化”！而乡间骂别人最重的话，例如，“羞先人”，再骂重一点，就说某人“丧德”。骂人也骂得很有文化。

想必蔡先生更是生活在那样一个顺习圣人教化为荣、重德守节为尊的环境中。

想必是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的熏陶，蔡先生如白纸一般的青少年时代涂写了最初的基调，为他后日的济世情怀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以翰林荣宠之身干起了革命党，以革命元老之身办起了教育。如果不是将传统文化的格局真正融入了灵魂和血脉之中，蔡先生是不可能拥有那样一种人格、成就他那样一生的事业的。

四

人所熟知的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却往往忽略了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他青年时期在科考中荣登翰林，却在体制内的万般荣宠中干起了反体制的革命事业，发起成立著名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是国民党的革命元勋。他和各地反清义士互结声气、秘造炸弹、图谋造反，以文士之身操起武士之业。

民国成立后，他以隆重的政治声望和资历，斡旋在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之间。眼见国民党走向专权，遂日渐保持了“超然”的姿态，专注到中国的教育事业，这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大幸事。

可贵的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先生并不仅仅是致力于建校授业，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他更专注于现代教育思想的变革、新型教育制度的确立。

蔡元培先生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蔡先生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其欲救民族于危急存亡之际，而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谋求“天人合一”的冥想家，这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他所做的事业都离不’“救亡图存”这个主题。当然，这是那一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所共有的志趣。

他的精神，与儒者“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抱负是分不开的，但他绝非腐儒，而以清王朝的翰林之身造反，以食禄之身、文士之躯，热忱地投身于推翻庸腐清朝政权的暴力革命。

他不要当学问家，而要培养学问家。“为天地立心”他是顾不上了，“为生民立命”对他来说显得更为迫切。他要教育救国，教化和唤醒人民，他要维护那些“为天地立心”的人。在他的羽翼下，活跃着冯友兰、鲁迅、刘师培、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辜鸿铭、黄侃、陈汉章、马叙伦、梁漱溟、李四光、马寅初……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功利和浮躁，他很注重人文学科，而不像那些主张实业救国的人一样，专事理工。他很重视思想界的动态，要为民族的存续寻找精神上的支撑点，这种深远的目光是世所稀有的。

他并不一味崇尚民主、科学救国，他更关注人内在的终极精神，这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大文化格局中又是十分难得的。

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