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艾什诺兹著的《我走了》是在1997年出版的《一年》的对联画，小说的元素和人物再次交汇——而各自的故事却还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其中一本的阅读并不以另一本为前提——让·艾什诺兹从萨缪尔·贝克特的著名三部曲中汲取了灵感，尤其是，他从《莫洛伊》的一个段落中得到了他的双联画的名称。《我走了》综合了犯罪小说及冒险小说的元素，小说的情节与语言皆遵循着终点回到起点的环形结构。

离开他的妻子并不是全部，还得走得更远些。费里斯?费雷因此起程前往北极转了一圈，在那，大浮冰围信的一个宝物等了他半个世纪。

艾什诺兹是位逃避的小说家，似乎他从未停止用动词“出发”的所有形式以及它的所有变体给它变位。他的作品是抛弃、决裂以及失踪的最高点。那些人物奔跑着，漂泊着，寻找着。那些精疲力竭的女人和那些极端敏感的男人走向何方？然而当人们跃入空里，得当心别被系在一条橡皮带上。

本书为让·艾什诺兹著的《我走了》。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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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直到一月份的那个晚上，菲利克斯·费雷离开位于巴黎南郊依西镇的小楼房为止，除了星期天，每一天他都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七点三十分起床，十分钟上厕所，伴随无论什么印刷品，从美学论文一直到卑贱的广告单，然后为苏姗娜和他自己准备早餐，特别注意维他命和无机盐的科学配备。这时候，他一边听新闻广播，一边做二十分钟的健身体操。这一切之后，他叫苏姗娜起床，给房屋通风。

接下来，费雷就在卫生间刷牙，直刷得牙龈出血，却从来不照镜子看，同时开着水龙头让市政公司的十升凉水白自流走。丝毫不改程序地洗脸，从左到右，从下到上。丝毫不改程序地刮胡子，先右脸，再左脸，先下巴，再下唇，再上唇，最后脖子。当费雷一成不变地按照这一程序操作时，他每天早上却都在问自己如何摆脱这种仪式，这一问题甚至已经深入到了仪式本身之中。从来就没能够解决它，九点钟。他出门去他的工作室。

他所说的工作室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作室了。费雷自称为艺术家和自认为雕塑家的时候，那还马马虎虎算得上是个工作室，自从他改行从事起别人的艺术品的买卖后，现在只有画廊的后房还被他用作工作室。它位于第九区的一栋小公寓楼的底层，在一条小街上，没有任何有利因素能促使人在这里开一家画廊：贸易批发业活跃的动脉．对街区而言未免有些大众化了。画廊的正对面是一个基建工地，工程刚刚起步：眼下正在挖着深深的地基。费雷到画廊后，给自己沏咖啡，消化两粒艾菲拉尔根，打开信件，扔掉主要部分，碰一下拖延了的文件，勇敢地与抽第一支烟的念头搏斗着，耐心地等到十点钟。然后，他开画廊的门，打几个电话。大约在十二点十分，他又打电话，找人出去一起吃饭：他总能找到人。

从十五点起整整一个下午，费雷照应着画廊的日常业务直到十九点，这时，他给苏姗娜打电话，用一成不变的词语对她说，你要是饿了就先吃，不用等我。她总是等着他，二十二点三十分，费雷和她上床睡觉，差不多隔一天就要吵一次嘴，然后在二十三点熄灯。整整五年，是的，事情都是如此发生着，直到一月3日突然起了变化。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起了变化：例如，在罗兰丝那狭窄的卫生问中，费雷依然如旧地从左到右、从下到上地洗脸，只是卫生间空间太小，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当然心中不无一丝淡淡的失望。但是他不会在她家里住很长时间，再过几天，他就要搬到工作室里住了。

这个工作室总是缺吸尘器吸那么几下．显得像一个单身汉的洞穴，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逃犯的躲藏处，一份被继承人紧攥在手中的空头遗赠。五件家具提供了最低程度的舒适．还有一个小保险箱，费雷很久以来就忘记了开箱的暗码，一米宽三米长的厨房中放着一个油迹斑斑的烤炉，一个空空的冰箱，里头只有两把几乎枯萎了的蔬菜，搁架上放着一些过了食用期的罐头。由于冰箱很少使用，冷冻室里结起了一座自然的冰山，当这冰山变成了大浮冰时，费雷每年都要用一把电吹风和一把切面包的刀来除霜。水锈、硝石和化脓一般的石灰占领了明暗不定的水房，但是，一个壁柜中藏着六件深色西服、一长列白色的衬衫，以及一整套领带。这是因为，当费雷照应他的画廊时，他把穿戴得无可挑剔当作自己必守的一条规矩：衣着讲究甚至刻板，像政客或银行经理那样。

在用作起居室的那一间里，除了两张海德堡和蒙彼利埃画展的海报外，就没有任何东西能留下画廊经营者往昔艺术活动的一点影子。当然，还要除了两大块大理石，不甚雅致，经过了雕凿，用作矮桌子或电视座，在它们深深的内部，始终为它们自己保留着那一天从它们的腑脏中脱胎出来的形式。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头像，一个水泉，一个裸体，但费雷没有完成就撂在那里了。

P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