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吉·马奇历险记》是索尔·贝娄的成名作，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这部20世纪的“流浪汉小说”画面广阔、人物众多，叙述了主人公奥吉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人生道路，对当时美国社会状况和时代风貌作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再现。奥吉出生芝加哥这个工业大都会的最底层，却执着他寻找自己的本质和自由，但坎坷半世、历尽沧桑之后仍未能找到自己的“本质”。尽管如此，在这场自我本质与生存环境的搏斗中，他仍是个失败的英雄，诚如结尾所言，哥伦布虽然被戴上镣铐押解回国，但这并不证明没有美洲。

本书不仅阐释了自我本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这一美国当代小说的重要主题，而且在叙事艺术上也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独步天下的“贝娄风格”由此成型。

《奥吉·马奇历险记》是索尔·贝娄的成名作，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马奇是来自贫民窟的犹太少年，自小起周围的各色人等都想支配他的命运。因为贫困。他从事过许多职业，但只要发现有被控制的危险，他便立即抽身走开。他虽然没有失去“自由”，但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他曾想到美丽的大自然中办一所孤儿院，把爱播向人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结束时，他成了倒卖战争剩余物资的掮客。

《奥吉·马奇历险记》在索尔·贝娄的创作道路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自此伊始，吸娄开创了描写自我意识和异化社会、反映自我和现实矛盾的主题，并在叙事艺术上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贝娄风格”，即一种将戏剧性自嘲和严肃思考相结合的风格，为此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艺术基础。

一九五四年，《奥吉·马奇历险记》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后进入兰登书屋“现代文库”和《时代》周刊各自评出的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名单。

重读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

奥吉·马奇历险记

索尔·贝娄年表

第二章

我十二岁那年，到了夏天老奶奶就把我和西蒙打发出去干活了，去品尝人生的滋味，也为了取得一点赚钱的本领。在这以前，她曾为我找到过一份工作。

当时有个上午上课的弱智儿童班，每天早晨我把乔治送到学校后，便赶到赛维斯特的明星电影院干活，为电影院散发广告传单。这是老奶奶和赛维斯特的父亲一起作的安排，他俩是在公园的老人亭里认识的。

要是在我家的后间里见到天气好——暖和又无风，老奶奶喜欢这种天气——她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穿上身体较丰满时留下的紧身胸衣和黑色套裙。妈会给她装一瓶茶。然后，她就戴上花帽，围上兽尾毛皮披肩，用獾爪扣住，到公园去。她带着一《企鹅经典：奥吉·马奇历险记（精装）》，可从没打算读它，老人亭里谈天说地热闹得很，哪有时间看书。这是个商定婚姻大事的地方。那位老无神论者安蒂科先生去世大约一年以后，他的遗孀就是在这儿找到第二个丈夫的。对方是个鳏夫，就是为了续弦，才特地从衣阿华城来到这里。两人结婚后，有消息传来说，他把她锁在屋子里，逼她签字放弃一切遗产继承权。老奶奶听后并没有装作为她难过的样子，只说了声：“可怜的伯莎！”可是说这话时，用的是她擅长的那种诙谐口吻，像小提琴的琴弦细声细气的，但变化无穷。她自己则因没有像她那样再嫁而得到颇多赞美。我早就不再认为所有的老年人对他们年轻时要做的事已经无动于衷，可是她却要我们这样想——常说“像我这样一个老太婆”——于是我们都信了她的话，把她看成是个收敛了虚荣心的、清心寡欲的老圣人。

不过，要是从来没人向她求过婚，我可不打算说这对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她不可能无缘无故对《安娜·卡列尼娜》那么入迷，还有另一本我应该提到的她爱读的书《曼侬·莱斯戈》。而且她兴致好的时候总是自夸她的腰身和臀部，更何况，凡是我所知道的任何荣誉和权势她从不放弃，所以我看出，她回卧房去穿上紧身胸衣、梳妆打扮一番，不完全是出于习惯，也为的是招引一位七八十岁的伏伦斯基或德·格里欧的注意。有时候，我诱使自己撇开她那斑驳的枯黄肤色、深深的皱纹和干涩的刘海，从她的眼里看到了一个较为年轻、满怀怨艾的女人。

不过，不管她在老人亭里为自己的事打什么主意，她并没有忘记我们，还通过老赛维斯特为我找到了这份散发广告传单的工作。人们都管老赛维斯特叫“面包师傅”，因为他常穿白帆布衣服，头戴白高尔夫球帽。他还有颤抖病，人们便取笑他这是在搓面包。

可是他修饰整洁，说话干脆，充血的眼睛朝人凝视时，神情庄重，明知自己来日无多，可是仍强打精神，就像他那撮马蹄形白色小胡子的髭尖那么挺括。我猜老奶奶一定照例和他讲了一通她所保护的这家人的事，于是老赛维斯特便带我去见他的儿子——一个好像老是为钱或家庭的事急得冒汗的年轻小伙子。有时候，他那电影院生意极差，两点钟时座位还是空的，那个小提琴手和放映室里的放映员只为他一个人在演奏和放映，这使他变得非常糟糕，弄得连给我两角五分钱的工钱都感到心痛。那也使他发了狠。他说：“我以前雇的孩子曾有人把传单塞进阴沟了事，这要是给我发现了，可别怪我不客气，我有办法检查的。”因此，我想当我散发广告传单的时候，他也许会沿路跟踪我，我便不断注意街上有没有出现他那秃得头发稀疏的脑袋和饱含焦虑、褐色如熊的眼睛。他警告我说：“我也有几个办法专治自以为能骗得了我的小子的。”起初，我按照他的指示把广告传单卷成圆筒形，插进人家门铃上方的铜传话口里，不是乱塞在信箱里使他得罪邮局，而当他相信我干活可靠了，便请我喝汽水和吃土耳其软糖，还说等我长高一点，就叫我做收票员，或者是让我负责管理他打算购买的爆玉米花机；还说近几年内，他要回阿穆尔学院去读完工程学学位，到时候将雇用一名经理。他只需要去一两年，他妻子竭力怂恿他这样做。我想他告诉我这些，是把我当作比我大的大孩子了，就像免费诊疗所里的那些人一样。实际上，像常有的情况那样，他对我说的我并不全懂。

不管怎样，他还是受了我的一点骗。因为他说别的孩子曾把广告传单塞进阴沟，我觉得我也不能不来它一下，而且终于等到了机会，就在中午去接乔治的时候，把广告传单大叠大叠地分给乔治班上的那些痴呆孩子。那所监狱似的学校，像附近最大的建筑——制冰厂和棺材厂一样，是砖砌的，里面阴森森的，和世界各地的监狱没有什么不同，要睁大眼睛才能看出天花板，木头地板则已踏出印迹。在夏天，学校辟出一角对弱智儿童开放，进去时，你得先领教一下制冰厂的水雾，然后才能听到做纸链的剪纸声、低声的说话声和教师的指导声。我坐在楼梯上，把剩下的广告传单分成若干份。一放学，乔治就来帮我把它们分发掉，然后我就牵着他的手领他回家。

乔治虽然爱温尼，可是怕陌生的狗，由于他身上有温尼的气味，把那些狗都给招引来了。它们老是嗅他的腿，我只好随身带着石块打跑它们。

P16-18

重读索尔·贝娄

◎菲利普·罗斯（2000）

《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年）

把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和一九四四年出版《晃来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受害者》作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贝娄推翻了一切：基于和谐、有序的叙述原则之上的构思，受惠于卡夫卡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永远的丈夫》的小说气质，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道德视角——源于闪光、色彩和大量的存在产生的快乐。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小说和小说所描绘的世界的宏大、独断、随心所欲的观念打破了各种各样自我施加的限制，身为创始者的创作原则被颠覆，就像《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五种属性的人物一样，作家自己“极度地着迷”。组织起《受害者》和《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世界观和小说情节的无处不在的威胁不见了踪影，《受害者》中阿萨·利文撒尔被压制的攻击性和《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被阻碍的意图都变成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对生活自我陶醉的热情以混杂的形式出现，推动着奥吉·马奇向前。而驱使着索尔·贝娄的是对眼花缭乱的丰富细节永不枯竭的热情。

规模在戏剧性地扩大：世界在膨胀，栖居其中且不朽、势不可挡、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们，用奥吉的话说，不会轻易地“在生活的斗争中毁掉”。自然存在的复杂景观和那些大人物对权力的追求使得处于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人物”——特别是它留下无法磨灭的存在印记的能力——与其说成为小说的一个方面，还不如说成为小说最关注的对象。

想想妓院里的艾因霍恩、放鹰的西亚、丁巴特和他的战士，西蒙在马格努斯家的粗俗辉煌与在木材场的凶暴。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东海岸中大西洋地区，再回来，同样是拿奥吉和大人国相比，只是观察者不再是刻薄愤怒的斯威夫特，而是一个用词语绘画的希罗尼穆斯·博斯，一个美国的博斯，一个从不说教、乐观的博斯，他在他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最油滑的地方、最具欺骗性的和最具阴谋的地方，都能发现人类身上所具有的狂喜。人类的诡计不再引起贝娄偏执的恐惧，而是使他高兴。展现丰富矛盾和歧义的表面不再是惊愕的源泉，相反，一切事情的“混合性质”使人感到振奋。多面性就是乐趣。

冗长的句子以前在美国小说中出现过——主要出现在麦尔维尔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但与《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些句子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句子给我的印象是过于随意。当随意性驾驭作家的时候，就会导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些模仿者那样的空洞艳丽。我阅读贝娄充满随意性的散文时，感觉他的句法表现了奥吉广博、直爽的自我，那个聚精会神的自我漫游、发展，片刻不停，不时被别的力量控制，又逃脱其控制。书中有些句子生气勃勃，其潜在的欢快之情让人感觉许多事情在同时进行，这种戏剧性、裸露表现、激情飞扬纠缠在一起的散文给人带来了生存的推动力，保持了正常的心智。这种不再遭遇抵制的声音弥漫于心灵，同时与一种神秘的感受连在了一起。这种声音无拘无束、聪明睿智、全力向前，而且总能敏锐地作出判断。

《奥吉·马奇历险记》第十六章讲述的故事是奥吉刚愎自用的爱人西亚·芬彻尔试图训练她的鹰卡利古拉，去攻击和捕获生活在墨西哥城南面山区的大蜥蜴，让那个“黑影迅猛地从天而降”去响应她的计划。这个章节令人印象深刻，描述了一次人类的特殊行动，其神话氛围（还有喜剧性）可与福克纳所书写的伟大场景相媲美——在《熊》《花斑马》《我弥留之际》中以及《野棕榈》通篇——在这里，人类的决心与自然的野性相对立。卡利古拉和西亚之间的争斗（为了鹰的身体和灵魂的争斗），描写鹰翱翔空中以满足它美丽又残忍的训练者，但结果令她非常失望的那些精彩、缜密的段落，使得对于几乎每次奥吉的历险都至关重要的权力与支配意志的观念得以具体化。“说实话，”奥吉在书的结尾处说，“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

在书中令人难忘的第一页上的第二句话里，奥吉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但《奥吉·马奇历险记》暗示的是否恰恰相反呢？它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命运（至少这个人的命运，这位芝加哥出生的奥吉的命运）是被他人影响的性格。

贝娄曾经告诉我：“在我犹太人和移民的血液中，明显存在着怀疑的种子，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从事作家这个行业。”他认为，这种怀疑至少部分地弥漫在他的血液中，因为“属于我们的由美国享有特权的白人建立的机构，主要被哈佛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所代表”，他们认为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是不适合用英语写作的。这些家伙让他很恼火。

可能正是这份宝贵的、恰如其分的愤怒，使他立即投入到第三部小说的创作中。他开头没有提及“我是一个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而是让犹太移民的儿子，奥吉·马奇，打破哈佛训练的教授们（以及任何人）所规定的条条框框，直截了当地宣称——无须抱歉或者断字：“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

……

以及：“如果你是在芝加哥长大的，对这类腐败的情况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相反，它还可以满足某种需要。这正好跟人们的芝加哥社会观相吻合。”

从另一方面看，西特林在芝加哥很不适应：“在芝加哥，我的个人抱负已成泡影，我的观念是一种异国情调。”以及：“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既不属于芝加哥，也没有完全摆脱它。对我来说，芝加哥平日现实的兴趣和现象，既不够真实生动，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将上述话语铭记于心——像这样的话语遍布于《洪堡的礼物》之中，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就会注意到，贝娄当作家时还没有像查理·西特林那样用芝加哥的视角整理自己的观点。的确，芝加哥在《晃来晃去的人》中偶然成为背景，但除了增强弥漫其中的黑暗阴郁气氛外，芝加哥似乎对主人公来说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它确实与他不相容。《晃来晃去的人》讲述的不是城市中一个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间房间里的一个心灵的故事。贝娄直到写第三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时才充分了解芝加哥的文学价值，才意识到芝加哥这个确确实实的、引人人胜的美国城市正是他需要的有价值的地方，正如西西里被韦尔加，伦敦被狄更斯，密西西比河被马克·吐温独占一样。福克纳（美国两位最伟大的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家之一）经过类似的谨慎的尝试才最终在精神上拥有了密西西比的拉法耶特县。福克纳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Soldiers'Pay，1926）的场景是佐治亚州，第二部小说《蚊子》（Mosquitoes，1927）的场景是新奥尔良，直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熟练地完成了《萨托里斯》（Sartoris）、《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等小说后他才发现——就如贝娄第一次即兴地选择了地理位置之后的情况一样——引起人类斗争的场所，而这些斗争反过来激发了他强烈的情感，激发了他对一个地方和其历史充满热情的反应。这一反应使得福克纳的语句晦涩难懂，乃至更甚。

我不知道贝娄开始羞于把芝加哥据为己有，是否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芝加哥的作家，就如他不愿意被认为是犹太作家一样。不错，你是芝加哥人，你当然是犹太人——但这些东西怎样在你的作品中得到表现，或者说如果他们必须得到表现的话，不是马上就能想到的。另外，你还有其他抱负，其他被你的欧洲大师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所激发出来的抱负，这些抱负不包括去写在后廊上唠叨闲聊的邻居们……这一思考方式与贝娄最后决定最近的地点之前的思考方式有某种相似吗？

当然，贝娄在完成《奥吉·马奇历险记》十年之后写《赫索格》时才再次大规模展现芝加哥的风貌。自此之后，独特的“芝加哥的景色”才持续对他产生吸引，特别当那个城市提供戏剧性的启发时，就像在《洪堡的礼物》中那样：一方面是“内心的斗争与外界生活的对峙，而后者是基本的，对每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具有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这个地方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全神贯注的主人公的反思倾向。这一博弈得到了有力的探索，是《洪堡的礼物》以及贝娄随后一部小说《院长的十二月》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探索不是喜剧性的，而是充满仇恨的。情绪变得阴郁，越来越堕落，在强烈的种族敌对压力之下，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变得疯魔：“在自己的地盘……他发现了一片比圭亚那丛林还要荒凉的地方……荒芜……数英里见方的荒地……累累伤口、损伤、癌变、狂怒、死亡……这个巨大地方所有的可怕的荒凉与恐怖。”

这部书的中心是，这个巨大的地方不再是贝娄的。也不是奥吉的，赫索格的，或者西特林的。到他开始写《院长的十二月》时——《奥吉·马奇历险记》之后大约三十年，他的主人公，柯德院长，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赛姆勒。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这个痛苦的芝加哥人不再明白。贝娄遭到了流放。

（蒋道超 译）

把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和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晃来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受害者》作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

——菲利普·罗斯，《重读索尔·贝娄》

《奥吉·马奇历险记》就是伟大的美国小说。不用找了，它就是。

——马丁·艾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