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妮、陈公义著的《国学与人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心理》从最基本的传统蒙学教育读本如《三字经》、《幼学琼林》及《增广贤文》等入手,充分发掘中华传统蒙学文化中的有关“积极教育”的要素;从儒家学说、道家经典中萃取有关积极心理学思想的精华,探讨传统知识分子之“士人精神”中蕴含的积极人格及影响;从传统经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和传统戏曲中,用积极心理学理念,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对国人心理影响及其社会控制的作用;深入探讨传统文化与国人心理特质形成的关系,传统文化中积极心理学内涵对国人的心理行为的影响;探讨中国特质的积极心理品质形成条件,重新审视传统伦理制度和思想,挖掘其积极的社会制度意义。
离苦得乐,追求幸福,是人类共同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古代圣贤在传统国学中,力图提供给世人的金玉良言。积极心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生幸福的学问,李妮、陈公义著的《国学与人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心理》从积极心理学这个全新的角度来赏析国学,用通俗易懂的笔法,挖掘了许多您可能不知晓的趣闻、典故,读来令人有原来如此之感,不禁欣喜盈怀。当您打开心扉认真读完这本书,可能就找到了开启成功大门的钥匙,人生就会更加幸福。
道教强调“出世”修行,崇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的超逸豁达,宣扬“富不得奢靡,贫不得秽陋,调和中适”等教规、教理和教义,从某种方面来说,培养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追求美好理想的积极高尚情操。
道教对中华民族的积极心理品格的塑造,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道教认为讲经说法可“尚道德、正人伦、淳世风、致太平”,闻经听法可使自身不乱、自心不迷、自性不昧。因此讲经原本是道教的优良传统,也是道教的“看家法宝”之一。道教尊“道”重“道”,以“道”为最高信仰,以得“道”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促使一代又一代的道教徒为了得“道”求“道”,自觉抛弃人世间的物质享受与功名利禄,甘于安贫乐道,过着恬淡素朴甚至艰辛的生活,主动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清苦,知行合一,砥砺磨炼。这种具有民族风格的传统,通过宗教形式长期传播于社会,对养成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努力探索、不懈奋斗的积极心理品格起了重大作用。同时,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道德经·第十六章》)的准则,主张宽容谦让、虚怀若谷、包容开放,反对自矜自大,反对骄傲自满,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态度,海纳百川、融摄百家,具有广大的包容性,形成了中华民族开阔豁达的胸怀,容易吸收各种先进的思想、理念为己所用,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能够经久不衰,永葆繁荣昌盛。其次,道教奉行“贵生乐生、逍遥洒脱”,塑造了国人求真务实、热爱生活的品性;践履“仁义忠孝、劝善行善”,广泛深远地浸润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尊崇“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个人的寿命可通过自己的修炼得以延长,这种热爱现世、珍惜生命的观点,鼓励人们积极努力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道教大力以黄帝为祖先崇拜,使得海内外华人都尊始祖轩辕黄帝为祖宗,形成了全世界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感,产生了非常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些已经成为几千年来,使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苦,越过无数艰难险阻,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精神武器。时至今日,它仍然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将来也是中华民族永不衰落的法宝。
“弘扬传统文化,道教界要找准定位,明确方向,积极探索有效的举措。一是要深入开展玄门讲经活动,引导道教界形成崇尚经典、学习经典、宣讲经典的良好风气。二是要进一步增强宫观文化功能,开办文化讲堂等项目,使宫观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弘扬社会道德的高地、净化信众心灵的道场。三是要立足于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将养生、武术、音乐、医学等道教特色文化向社会传播。四是要实施道教文化工程,加强对道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大对道教典籍的挖掘、整理、出版和利用。五是要探索道教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努力把道教文化的对外交流纳入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总规划,继续办好国际道教论坛,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使其机制化、制度化,继续办好‘道行天下’等道教文化对外交流活动,争取更加有效的成果,进一步推动道教走向世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道教作为宗教信仰能够在中国存在并发展二千多年,一是它的教理教义适应人们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热爱和平的企盼;二是它的教规对信徒要求的行为规范,教理教义对世人的诱导,对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有着现实和恒常的修践价值。在当今社会,利用道教的教理、教义及教规,来养成人们的积极品格,指导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化人们怎样融合于社会,追求真善美,不争权夺利,平和心态,去自强不息地建设美好家园,有着不可替代或缺的作用。道教的广泛传播宣扬,有益于社会经济繁荣发达、太平盛世长治久安,能够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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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总体表征,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思想与精神的总称。它是以老庄道家文化,孔孟儒家文化,法家、墨家、兵家等多元思想包容融通的各种民族文明。中华文化绵延统领世界汉文化圈五千多年,其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在于:能够合理协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了个体与群体的联动发展;能够合理协调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保证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以开放、包容与融合为特征的文化体系,保证了不断自我更新与完善的旺盛生机,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1998年美国心理学年会上,马丁·塞利格曼首次从理论上提出积极心理学,并积极倡导积极心理学运动,积极心理学开始受到世人关注。它倡导人类要用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对人的许多心理现象做出新的解读,主张以人的积极力量、善端和美德为研究对象,通过激发每个人自身所固有的某些实际的或潜在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使每个人都能顺利地走向属于自己的幸福彼岸。其积极人性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真正恢复了心理学本来应有的功能和使命,又吸取传统主流心理学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优势,对人本主义心理学有所创新和超越,成为当代心理学一股重要的影响和推动力量。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积极的情感体验,如幸福感、满足感、幽默、愉悦、欢乐、希望、好奇心、谦虚、审慎等,利用各种现有的方法探讨这些积极情感体验的机制和影响;二是积极的人格特征和人格品质,如自尊、创造、努力、宽恕、勇敢、坚持、热情、善良、爱、正直、领导能力、合作能力、自制、感恩、虔诚等,探讨这些特征和品质的形成过程;三是积极的社会制度系统,如积极的工作制度怎样促进和谐的工作环境,积极的家庭关系怎样促进个人的成长等。积极心理学与其说是一个学派,还不如说是一种理论和态度的取向,是一种对人性理解的人文传统。通过对人类的积极品质和美德进行研究,建立正确和积极的心理,帮助人们走向幸福,使儿童健康成长、使家庭幸福美满、使员工心情舒畅、使公众称心如意。而这些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积极教育、积极人生、积极品质培养思想,它们都与积极心理学思想高度契合相融。
中华传统文化在其辉煌的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丰厚的积极心理学思想,许多内涵互有异曲同工之妙。积极心理学如何与中华传统文化互动融合,可以说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工程。我们试图将积极心理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以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华民族化的积极心理学。
季羡林先生说:“从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看,中国文化包括中国道德的精华,在21世纪的将来,会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可以推断预测,中华传统文化之积极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每个人的人生具有强大的启迪与指引作用,未来必将能够促进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当然,中华传统典籍中,难免存在个别消极、不足和时代局限性的观点。这些需要我们在阅读、学习及研究时加以识别,去芜取菁。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YJAZH060)”《文化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心理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此课题是在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课题《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心理品质研究》(XJK011CXL009)(本书第三章为此课题成果)的基础上深化拓展得来。
课题组成员杨瑞华、李曼、王红时、康文燕、杨文超、徐红丽、龙可、李莉等,在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杨瑞华先生与李曼女士,在课题提出、资料挖掘、成果形成、论文及发表、本书的创作等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几千年没有断层的人类文明,在世界科学技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日益凸显其无与伦比的人文魅力。几千年的积蓄沉淀,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采之不尽的巨矿,我们觉得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仅仅是在这个巨矿的浅表层,发现了几颗闪亮的钻石而己。如果这种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解构中华传统文化的点滴,对读者有所裨益,能够为积极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那我们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积极心理学公开提出还不到20年,其中国化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自知才疏学浅,课题研究成果尚不够深入,唯愿能在业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同时,希望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心理学研究,能够有利于世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我们深信,在全球加速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华文化必将给全人类带来更多的和平与幸福。
作者于橘子洲边
2017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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