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科著的《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黄钺传/湘籍辛亥风云人物传记丛书》对以往研究中的谬误及争论,进行缜密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往囿于史料的匮乏,学者一直对黄钺是否抗击过八国联军、究竟是不是同盟会员、是否留学过日本等问题,只能援引二手资料或回忆录作讨论,不仅不能发现真相,反而以讹传讹。本书着重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了深入辨析,澄清了史实。对以往研究中忽视或根本未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初步探讨。例如,辛亥革命前,黄钺创设革命团体、设立书局从事革命宣传、营救革命志士、与黄兴交往;黄钺领导秦州起义的具体筹划过程、采取的革命措施、与袁世凯及甘肃地方官僚的斗争等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初步解决。
陈向科著的《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黄钺传/湘籍辛亥风云人物传记丛书》为“湘籍辛亥风云人物传记丛书”之一。全面介绍了黄钺家世源流、辛亥革命前黄钺的“官场革命”轨迹、“功成身退”之后至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历程,并系统研究了其思想嬗变的历程。
第一章 少年俊才改文习武
宁乡,即“乡土安宁”之意,唐贞观元年(627)置县。往前追溯,汉为益阳县地,三国时置新阳县,晋改为新康县,隋并入益阳县。往后延续,宋隶潭州长沙郡,元隶湖广行中书省湖南道宣慰司天临路,明隶湖广布政使司长沙府,清隶湖南省长沙府。县域多为丘陵地带,山地、平原、江河相映成趣,气候宜人。境内大沩山为湘江支流沩水的发源地。衡山山脉向西北方向延伸之余脉,与自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而来的雪峰山余脉相接,如两条巨龙交会于此,形成了气势雄伟而充满灵气的大沩山山系。周围一二百里的崇山峻岭和丘陵,云兴霞蔚,漫山升腾,大气磅礴。传说舜及其儿子“沩”曾相中此地,来此开发,开创了沩山的农耕业和手工业,并代代相传。历经千百年发展,山间数百上千个大小山冲田连阡陌、流水人家,有如世外桃源。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影响和孕育下,自三国时开始这一片钟灵毓秀的文明热土便引人注目,生于斯长于斯的历代文人墨客、政界名流不计其数。从唐代大诗僧齐己到宋代金科状元易祓,从清代大学者黄本骥,名将黄万鹏、周家树,民国“三省主席”鲁涤平到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人民司法奠基人谢觉哉,无一例外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宁乡乃至湖南的骄傲。在这些灿若星辰的名字当中,有一位出生于晚清、建功于民国的人物亦令人瞩目,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勋、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黄钺。
一 西湖黄氏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对于历史人物而言,家族族谱乃是其家世研究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长期以来,囿于黄氏家族族谱的散佚,关于黄钺家世源流,学界鲜有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有鉴于此,探讨黄钺家世之前,有必要对其家族族谱《西湖黄氏族谱》进行一番考查。
《西湖黄氏族谱》自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陵峰公草创《墨谱》至1948年,历经六次修纂。清雍正元年(1723)一修,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修,系“通祖后历与我贵祖后嗣敦崇族谊,故两祖得以合牒”。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修,“将两修老谱从头编次,过细检阅间有字迹讹错、位置颠倒者,悉为改正。其世系齿禄仍因前修款式,而略为变更。于一切传赞,除忠孝节廉外,概不准入,非必数十年间其品性才学均无可传可赞之人后先辉映者,第恐滥收入谱,或名浮于实,后人不无遗议焉”。“一修二修皆有传赞以表善行,而三修独阙如,且先茔如大寒坝、仙女山、纱帽山及通房之丫公山等处皆属本源重地,不惟无图说可考,即各案卷亦未之登载。”看得出,三修修谱标准十分严格,注重简洁明了。同治十三年(1874)四修,“仍遵老谱,酌加传赞,使人见善者有美必彰,将益勉于为善,见不肖者表扬不及将有所惮而不复为非。更就茔域绘图立说而以案牍附之于后”。宣统元年(1909)五修,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谱由黄钺担任主修。民国三十七年(1948)六修。可见,随着生齿日繁,家族日益兴旺,黄氏族谱修纂日臻完善。
P1-3
黄钺(1869—1943),原名庆,字绍荃,号佑禅、幼蟾,派名义瑾,册名钺,别号穆满、怡凫庵主,湖南宁乡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黄钺其父黄万鹏为清末名将,随左宗棠赴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有功,任新疆提督。黄钺自小就有继承父志报效国家的宏愿。青年时期常读王船山著作,对王船山的“道随器变”“天地之化日新”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与时俱进观点非常推崇。他经常游历各地进行考察,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山河破碎,萌生革命思想,认为“非革新专制,推倒满清腐败政府,国将无以图存,民将无以自立”,遂立志从事革命活动,“志气倔强”。
1900年7月,义和团运动期间,黄钺在驻京统领余虎恩军中任职,曾计划于直隶涿县、定兴一带,袭取自京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后因慈禧秘密改道经怀来逃往西安,致未所获。以事无可为,乃率部南下清江(今淮阴),旋为两江总督刘坤一遣散。不久,前往上海,与马君武、张继、禹之谟、张通典、陈贞瑞等密通声气,又与黄易、李世昌等组设环球中国学生招待所、广艺书局及武汉益中书局等机关,以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仗义疏财,广结志士,奔走南北,策划革命,因此曾被时人目之为“官场革命党”。1903年至1906年之间,黄钺借助其友人、华英日报馆经理麦士尼为能的大力斡旋,曾“两救章炳麟于厄,再救黄兴、张继、章士钊于狱”。辛亥革命前期,东南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黄钺只身奔赴西北传播革命火种,以“为将来大局进行计”。1912年3月11日,他在甘肃秦州领导发动武装反清起义,振臂一呼,光复陇右,建立民主革命政权,任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给封建顽固势力以沉重打击。主持甘肃临时军政府期间,黄钺一方面与以赵惟熙为首的甘肃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共和果实;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实施新政,稳定社会秩序,体现了高超的斗争策略和淡泊名利的高贵品质,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辛亥革命后,从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他“无役不从,无苦不受”。1943年,黄钺病逝于原籍湖南宁乡,享年74岁。国民政府谓其“毕生从事革命,矢志忠贞,赞助共和,厥功甚著”,特予明令褒扬,以“彰潜德,显明勋”。
黄钺不仅“晓畅军事”,还是一位“深谙文墨”“著作等身”的才子。1913年,黄钺于“勤劳之暇,集秦州反正事实,暨往来电文、公私缄牍,并颂词报录,凡有关系于秦州表面者,皆荟萃而编辑”为《陇右光复记》。其后的倥偬岁月,黄钺陆续著有《怡凫庵诗文集》《云涛阁词存》《革命回忆录》《楚春楼随笔》,又辑刊《唐诗》《储英馆存书》《华胥幻影》《帕米尔图说》等。令人遗憾的是,后世仅留存《陇右光复记》与《革命回忆录》,其余均散佚。 《陇右光复记》分为一、二两部,约20万字,由时任湖南都督谭延闺题写书名,书前有民国元老、与黄钺同为湖南宁乡人的周震鳞、周昆、黄人羲等分别撰写的序言。第一部收录了9篇文告、34篇电文、10篇呈文。从秦州起义《檄文》开始,到甘肃临时军政府颁布《甘肃临时军政府法约》《甘肃临时军政府行事章程》《实行政策》《军政府及各司职员名册》以及《解决条约》等,完整地记录了秦州起义从策划、发动到成功的全过程。第二部收录黄钺和临时军政府当时与北京大总统、南京参议院、湖南都督谭延闿、甘肃同乡会及兰州、四川、武昌等省市的同仁往来文函23篇;给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都督的去函45篇,两湖同乡、川军司令、伏羌军学界、兰州官绅、南京留守黄克强等的来函38篇,其他往来函件17篇;甘肃军政府成立祝词、秦州四民纪功词、童筱珊寄怀诗、陈贞瑞事略等10篇;摘录《秦风日报》《长沙日报》《天民报》《国风日报》《民立报》等有关辛亥革命和秦州起义的政论文章23篇,收录了与秦州起义有关的各种文字材料,内容广泛详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此次秦州起义策划组织的艰难和起义发动后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社会各界对起义的不同态度,从中传递出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使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民国元年前后中国社会新旧思潮交错杂糅、民主共和精神在专制政治的传统中突围而出、艰难生长的不易以及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浓厚时代氛围。该书具有客观真实的特点。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起义的经过以及社会各界对起义的正面回应,也客观记述了起义力量十分薄弱的实际;既记录了起义后实行的各种新政对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的积极作用,也记录了起义后敌军压境、战争一触即发带给老百姓的惊恐和不安;既收录了发动起义一方的各种公文私函,也收录了反对甚至围剿起义的清朝旧吏、敌方将领的文电书函,直录无隐,真实可信。同时,该书系统完整,其所收材料,从时间上涵盖了秦州起义从策划发动到成功的全过程,从内容上包括了起义经过、起义后建立的组织机构、实行的各种政策、产生的社会反响、造成的连锁效应以及最后取消的原因,从性质上既有当时产生的各种文件,又有当事人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和报刊舆论对事件的评议,正反各方面人物的观点都在书中得到了原原本本的展示,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秦州起义全宗档案,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原始记录。
不宁唯是,《陇右光复记》还有一姊妹篇,即《陇西光复记》,可以与其互为印证。《陇西光复记》是2001年甘肃天水市档案馆自民间征集所得的一份手抄本资料复印件,系1912年秦州起义的亲身经历者以日记形式记述的从1911年3月10日到4月16日前后38天中的见闻。从内容看,日记作者应为当时巩秦阶道道署或秦州州衙的一名书役,是当时许多事件的现场目击者,而且有机会接触甘肃临时军政府公文。日记大量收集了《陇右光复记》内没有收录的一些政治文告、往来电文,特别是天水城区内一些下属机构(比如城防局)的告示及城内当时流行的民谣、歌谣,无疑对于研究秦州起义的一些具体细节有极大帮助。嗣后天水市档案馆整理出版时将其书名改为《壬子日记》。
长沙理问街新湘刷印公司于1912年出版的《黄钺革命事略》也是研究黄钺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该文献记述了黄钺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直至民国元年发动秦州起义宣布甘肃独立,组织临时军政府以及之后取消都督名号,解散甘肃临时军政府期间的事迹,对于研究黄钺生平及陕甘地区辛亥革命运动具有重要作用。
文献整理方面,黄钺之子黄祖同等于1992年整理出版的《黄钺与秦州起义》,辑录了有关对秦州起义的回忆文章、诗词、论述,黄钺传略,文件及函电档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甘肃省档案馆组织编辑了《辛亥革命在甘肃》一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录《陇右光复记》,下册摘录《甘乱杂志》《甘宁青史略》《甘肃通志稿》《王炬诗文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等反映甘肃辛亥革命全貌的文献,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年,天水市档案馆也辑录了《西北辛亥革命史料三种》,即《陇右光复记》《壬子日记》与《甘宁青辛亥革命史略》三种,为后人研究黄钺、研究甘肃辛亥革命提供了部分珍稀资料。此外,2015年,张振中、阎虎林主编的《泰山庙与秦州起义》论文集,以秦州起义指挥部泰山庙为主题收集了部分史料,可资参考。
研究成果方面,主要是后世的一些回忆性文章和纪念诗词,如向天水撰《黄钺传略》、魏绍武的《黄钺在秦州反正的回忆》、张澄子的《黄钺在天水反正概述》、窦建孝的《黄钺秦州起义》、吴鸿宾的《忆黄钺秦州起义》、韩世杰的《追忆与沉思:述论黄钺将军之革命英迹》等。任书贵的《黄钺与秦州起义》、吴钩的《革命志士黄钺与秦州起义》、李乔生的《湖湘文化成就黄钺事业》、韩世杰的《黄钺与民国元年的秦州起义》等论文具有一定研究性质。
综上所述,对黄钺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与黄钺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在深入挖掘有关黄钺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本书拟对黄钺的一生进行系统研究,对其生平、事功、思想及政治主张,尤其是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细致地探讨,以期对黄钺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完整的把握。
第一,我们找到完整的14卷本《西湖黄氏六修族谱》,并参考黄祖同所撰《黄钺年谱》(未刊稿),解开了黄钺家世的谜团。通过这部族谱,我们对黄钺家世源流有了明晰的了解,对黄姓的来源,西湖黄氏先祖搬迁轨迹,黄钺祖母、父母的德行与学识,黄钺父亲勋绩,黄氏先祖箴言遗训和祖母、父母的嘉言懿行对黄钺人生走向的深远影响,黄钺的文才等问题都有了清楚的认识。尤其是黄钺作为《西湖黄氏五修族谱》的主修,他撰写的《西湖黄氏五修族谱序》《西林寺记》,为我们研究黄钺家世及其早年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颇具权威性。
第二,对辛亥革命前黄钺反清活动、秦州起义及其“功成身退”之后至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轨迹、思想嬗变历程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新发现的史料,如1911年至1913年《申报》的相关报道,1913年7月5日至10日《长沙日报》连续刊载的《黄钺小史》,1930年海上名人传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海上名人传》中《黄幼蟾先生小传》等,并在1912年出版的《黄钺革命事略》及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的基础上,对黄钺一生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历程讲行了详细梳理。
第三,对以往黄钺研究中的谬误及有争论的问题,进行了缜密地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往囿于史料的匮乏,学者一直对黄钺是否截击过慈禧太后,究竟是否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否出过国,是否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袁世凯,以及他对秦州武装起义前署巩秦阶道向粲与甘肃临时军政府期间秦州名绅张世英的态度等问题,只能援引二手资料或回忆录权作讨论,不仅不能发现真相,反而以讹传讹。本书依托新发现的第一手史料,着重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深入辨析,澄清了史实。
第四,对以往黄钺研究中有所忽视或根本未能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往关于黄钺的文章回忆性质居多,研究性质甚少。例如,辛亥革命前,黄钺反清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创设革命团体,设立书局从事革命宣传,营救章炳麟、邹容、黄兴等革命志士,与黄兴交往经过;黄钺领导秦州起义的具体筹划过程、采取的革命措施,社会各界对黄钺秦州起义的态度,起义成功后建立的军政府称“甘肃临时军政府”而不是“秦州军政府”或“甘肃军政府”的缘由,黄钺推行的新政措施,与以赵惟熙为首的甘肃封建顽固势力的激烈斗争,黄钺“权利上之思想一介不屑,名誉上之关系一介必争”的思想与“欲求和平,先须武装”论断的提出,黄钺急流勇退、自解兵权的原因;与袁世凯的关系,与黎元洪的关系,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抗战时期从事的革命活动,黄钺诗词等问题在本书中逐一得到解决。
由此可知,本书是一部填补黄钺研究空白,具有很强史料性、创新性、纪实性和可信性的传记作品,应当说,对于推动黄钺研究和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黄钺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长期以来由于资料匮缺,对黄钺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适逢导师饶怀民教授主编“湘籍辛亥风云人物传记丛书”,将《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黄钺传》列入其中,并命我执笔。自2013年始,我利用工作余暇,远赴北京、甘肃等地,收集史料,继而挑灯夜读,撰写书稿,乐此不倦。经过三年多努力,这部《甘肃临时军政府都督黄钺传》终于得以完稿。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导师饶怀民教授精心指导,从标题到篇章结构乃至语言文字都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为本书增色不少;黄钺之子黄祖同亲自陪同作者赴黄钺故居考察,并将其收藏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倾囊相赠;原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黄兴长孙黄伟民,湖南省教育厅副巡视员邓江祁教授,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党史部主任霍修勇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厅级纪检员刘云波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钟声教授、副院长刘利民教授,湖南商学院王佩良教授、阳信生副教授,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志编纂处处长黄俊军博士,上海大学彭善明教授,湖南大学陶贤都副教授,长沙师范学院周若清副教授,湖南农业大学期刊社社长赵佳荣教授、李东辉副编审、曾凡盛副编审,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新春教授、严明春书记、副院长王健教授、杨惠兰副教授等领导、师友、同事给予了热情帮助;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档案馆、湖南图书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方志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为作者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本书还得到岳麓书社领导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管巧灵、王文西、邱建明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当本书付梓之际,一并致以诚挚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本书的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陈向科
201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