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晚清学术运动启蒙大师、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易孟醇著的《魏源传》是一部全新的历史人物传记，作者以史实为经，以人物为纬，从时代特点和魏源成长经历着手，生动地描写了魏源作为一名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爱国者形象。全书线索清晰，结构严谨，是研究魏源的新成果，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内容，详细介绍了魏源传奇的一生。

内则改革，外则师夷，是魏源献给19世纪中叶的中国的治国总方针，易孟醇著的《魏源传》系统分析了魏源的思想转变和治国方略。

第一章 十年问学十年交游

 第一节 成《北道集》初露才华

 第二节 求师交友苦读广游

第二章 艰辛的漫漫仕途

 第一节 三十二年艰难赐同进士出身

 第二节 八年州官两度离职

第三章 涉足儒学的多个领域

 第一节 从宋学入门

 第二节 浅尝汉学

 第三节 属意今文经学

 第四节 毛诗和三家诗“并存说”

 ——《诗古微》述评

 第五节 今古文《尚书》“初非判然二家”的“同源说”

 ——《书古微》述评

 第六节 谁是真正的作者?

 ——《诗比兴笺》述评

 第七节 经学研究总评

第四章 思想的第一次飞跃：从经学到实学

 第一节 以他山之石为切入点

 ——《皇朝经世文编》述评

 附：《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述评

 第二节 君明臣贤与鼻息论

 第三节 国富民足与急标论

 第四节 一条走不通的经世路：“以经术为治术”

 第五节 又一条走不通的经世路：以《老》救世

 ——《老子本义》述评之一

 第六节 校勘文本别树一帜

 ——《老子本义》述评之二

 第七节 经世的一个热点：关注水利

第五章 思想的第二次飞跃：从循旧章到倡改革

 第一节 陶澍、贺长龄的改革帮手

 第二节 利用民间船帮的海运论

 第三节 借助民间资本的票盐论

 第四节 论改革

 第五节 论人才

第六章 思想的第三次飞跃：立足祖国放眼世界

 第一节 一部当代人写的当代史

 ——《夷艘寇海记》述评

 第二节 期盼：何日重振“圣武”?

 ——《圣武记》述评

 第三节 忧患出智慧：辑百余部书为一部

 ——《海国图志》述评之一

 第四节 一幅抗战御外的规划图

 ——《海国图志》述评之二

 第五节 抗战一议：拒敌于国门之外，还是诱敌深入?

 ——《海国图志》述评之三

 第六节 外交新思路：“以夷款夷”“以夷攻夷”

 一一《海国图志》述评之四

 第七节 朦胧的政治向往

 ——《海国图志》述评之五

 第八节 香彻墙内外

 ——《海国图志》述评之六

第七章 诗作与诗论

 第一节 积百感的愤时诗

 第二节 收众美的山水诗

 第三节 诗论

第八章 沉寂的晚年

 第一节 在书斋中讨生活

 第二节 最后一丝期望

 ——《元史新编》述评

 第三节 遁入空门皈依净业

 第四节 一篇尚不能定稿的《序》

 第九章 家庭概况

 第一节 远祖

 第二节 近亲

第十章 师友戚僚名录

第二版后记

魏源在京期间，与湖南同乡翰林院庶吉士贺长龄、太常寺卿唐鉴、浙江道监察御史欧阳厚均及邓显鹤、汤鹏、何凌汉、李象鸥、易润槐、陈起诗、陈起书、欧阳辂等以及同榜李克钿、何庆元时有往来。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九月三十日，唐鉴在其骈杏堂设宴，为欧阳厚均及陈沆出京送行，在座者有何凌汉、贺长龄、李象鸥、易润槐、魏源等人。魏源与陈沆还即席赋诗。又如，新化人欧阳辂因屡试不第，这年南归，魏源也赋诗送行。②

不少非湘籍的士人，如湖北蕲水人陈沆、山西阳城人李毅、江苏丹徒人陆献、安徽桐城人汪正望汪正荣兄弟、安徽桐城人刘开、安徽婺源人董桂敷、江苏长洲人陈奂、福建侯官人林则徐、湖北汉阳人关钧、浙江鄞县人陈仅、浙江会稽人宗稷辰、浙江会稽人潘谘、浙江湖州人凌堃、浙江仁和人龚自珍、安徽桐城人姚莹、福建建宁人张际亮等，都是魏源在京期间先后结交的朋友。他们或切磋学艺，或畅论时务，时有聚会，亦时有诗词赠酬。

陈沆的《简学斋诗稿》不仅与魏源的《清夜斋诗稿》合刊过，而且陈沆虚心实情地请魏源批阅或写题跋，先后达八次。第四次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孟冬，此时陈沆正是新科状元，而魏源仍不过是拔贡生；第五次在道光二年(1822)，陈沆此时已是监察御史，而魏源不过是刚刚通过奉天乡试的举人。可见他们二人之间不讲地位，交谊极深。陈沆去世后，魏源还将自己写的《诗比兴笺》交给他的儿子陈廷经，叫陈廷经托名“陈沆”刊行此书。魏源与龚自珍切磋古文辞，友谊更是至死不渝，他们意气相投，才学并埒，都攻今文经学，都放言时政，主张相通，时人并称“龚魏”。

魏源与董桂敷的关系至久至深。董桂敷是嘉庆十年(1805)进士，魏源于嘉庆十九年初至北京时，董桂敷早已是编修，故魏源始终称他为师，“寤寐尚滋严惮益，关河千里亦吾师”。他们二人是忘年交，一起研究古文辞。后来，董桂敷因病回到了江南，主讲于江西豫素书院，魏源作《寄董小槎编修》诗四首，开篇便深情地写道：“江都讲席隔经时，岁暮寒云有所思。’’②魏源又作《偶然吟》十八首，寄给董桂敷，并且在自注中盛赞道：“董先生经明行修，一代大儒，不以诗名。然即其诗，亦出入陈伯玉、韩昌黎间。”③他还打算把董桂敷的八十首《感遇》诗，选四十首，成集刊行，只是因故未成功。董桂敷也曾为魏源的《大学古本章句疏证》作《序》。 在京期间，魏源还因前辈学者的提携和自己的真才实学，被邀参加过多次文人集会。这类活动，使魏源结识了更多的新师友，增长了自己的学识。后来，他总结道： “人有恒言日·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也。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④  由于清代的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和宋儒的注释为范围，魏源初亦潜心过程朱之学。到京师，魏源更“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壤”⑤。姚敬塘是一位强调“人必内自定，然后可以应物”的理学先生。道光二年，魏源“拜公于京师水月庵，以所注《大学古本》就正。先生指其得失，憬然有悟，遂请执弟子礼，先生固辞，而心中固终身仰止矣!”姚敬塘告诫魏源，治学“在致力于知本，勿事空言而已”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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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我撰就了《曾国藩传》，紧接着于本世纪初致力于《魏源传》。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魏源与曾国藩均系湖南人，均为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更因为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赫赫、影响深远。

二人均出生于偏远农村，家庭均是小土地所有者，均从小受着“诗云子日”儒家思想的熏陶，均走过参加层层科举考试以求仕进的道路，最后均以进士出身，是典型的东方式读书人。

魏源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少魏17岁。当魏于道光初充当湖南人陶澍、贺长龄的幕友，活跃于江淮地区的漕政、盐政改革的时候，曾尚未成为县学生员；当曾于同治三年(1864)威风凛凛，跨进南京，登上总督虎皮座的时候，魏已于七年前撒手人寰。故他们虽属同时代人，同籍湖南，又同以江苏为政治活动的主要地区，但他们似乎没见过面，没有其他交往，只曾国藩在《日记》中有多处读过魏的大著《圣武记》等的记载。

曾国藩28岁中进士后，留在翰林院，七迁至侍郎，“春风得意马蹄疾”，最后以大学士高居庙堂之上。而魏源至52岁始登金榜，随即去基层当父母官，位不过州牧，且最后被人诬陷，丢了乌纱帽，“凄凄惨惨戚戚”。经历之不同，境遇之不同，决定着两个湘籍士人的人生道路和人生价值迥然大异。

翻读岳麓书社出版的二十本《魏源全集》，《书古微》和《诗古微》、《圣武记》和《元史新编》、《默觚》和《海国图志》，一本接着一本，都是大部头，充分表明他是个研究学术和时务的著作家、思想家；翻读同系岳麓书社出版的三十一本《曾国藩全集》，充塞其中的是奏折、书信和日记，没有一本学术专著，充分表明他是个政治活动家。这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由此可见二人的价值取向大异其趣，二人的历史定位大不相同。

检验一个历史上的政治活动家，主要看他的政治立场，看他的政治作为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时代前进，还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看他的政治活动的结果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与繁荣，还是相反。检验一个思想家，则主要看他是否提供了“前人所无、后人所不可少”的思想营养品。自古以来，正直的史学家品评历史人物的标准，均是如此，概莫能外，只是各人的表述方式和表述语言不同而已。

魏源和曾国藩都生活在鸦片战争时期。豺狼来了有猎枪，林则徐、邓廷桢及关天培等大批将士是中国人民的硬脊梁。魏源热烈地讴歌他们的英勇抗战，“楼船号令水犀横，保障遥寒岛屿鲸”“阴疑阳战玄黄血，电夹雷攻水火并”。他更讴歌三元里人民“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他鞭挞朝廷“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举棋不定，贻误战机；他更怒斥投降派“揖盗开门撤守军，力翻边案炽边氛”(《寰海》)。他抒发自己的心境与抱负说：“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寰海后》)魏源自己也赴浙江前线，为主帅出谋划策，还亲审英俘。而曾国藩此时尚在京都读书养望，静坐修身。虽然他已至而立之年，身膺国史馆协修官之位，却对鸦片战争这样石破天惊的国家大事不甚了解，依然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夜郎自大，说什么“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十日《日记》)。～一这些，还可以“信息不灵，认识不清”来解释，来谅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闯入京都，火烧圆明园，大肆掠夺，而皇室外逃，连发谕旨，令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北上勤王，但他玩弄心计，利用奏折与上谕来往的“时间差”，竟然未派一卒北上攘外，并说勤王绝不可“掣动长江南北两岸之全局”(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复胡林翼》)。他是“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倡导者和第一个执行者。他甚至声称，英、法侵略者在北京“不毁我宗庙社稷(即未彻底摧毁清朝廷)”，“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剿发逆”，是英、法“有德于我”(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记》)!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的奴颜屈膝、丧权辱国，致使他惭清议、咎神明。例如：他自露心旌说：“第一批应斩凶犯(指天津的爱国人民)，现定十五人，……又限于九月二十日以前奏结第二批，……不知洋人允准否?”(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家书》)斩杀爱国人士，已是天良丧尽，而且所杀人数之多寡，还要“洋人允准”!人格丧尽，国格丧尽!将曾国藩对外敌的上述心态和举措与鸦片战争中魏源的言行对比，定为天壤之别，大概不算过头吧。

魏源与曾国藩都亲历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期。曾国藩刚出山办团练，便以屠杀湖南天地会人员等为己任，在长沙设审案局，于咸丰三年正月下旬到六月初，斩104人(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奏折)，“曾剃头”的诨号因之传遍三湘大地。与太平军对垒后，他更鼓励杀降，赞许屠城，提出“克城以多杀为妥”(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家书》)，私下坦认“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家书》)。当他踏着太平军战士的尸体跨进南京城时，向皇帝报喜道：“三日之内，毙贼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奏折)这是曾国藩的自画像。即使再过一千年，谁也撕毁不了曾国藩的这张自画像!而同样出身地主阶级的魏源，却认为太平军与湘、淮军之战是“鹬蚌相争”，他遥想天京城内的威武之师，长吟道：“可怜今夜月，正照秣陵城，秦淮歌管变鼓征，长爪巨牙街衢行。”(《江头月》)他对太平天国采取如此态度，是因为他对官逼民反的事实有较深刻的认识：“胥役故虎而冠，凡下乡催征钱粮漕米，久鱼肉其民。”“豪民豪胥维蠹同。”(《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所以，魏源对两军对垒采取了“剩欲移家风鹤外，桃源何处有桑禾”(《偶感》之二)的洒脱态度。这与曾国藩的穷凶极恶，何可同日而语?一。曾国藩从“剿发捻、勤远略”(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奏折)的功利目的出发，设内军械所，制枪炮，造轮船，进而在镇压太平军之后，在上海设机器局，购进外国先进设备，翻译力、光、电、化等格致之学的书籍，派遣生员出国扩眼光、增学识。如此等等，不但直接影响福州、济南和武昌等地的兵工业、造船业、机器制造业等的兴起，而且使自己成为了接踵而至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他取得这些“师夷智”的实实在在的业绩，给自己抹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这固因他能识时务，亦因他有“剿发捻”的客观需求，更因他有总督手中的政权和财权，有在朝廷中的话语权。而早于他提出改革、师夷的魏源的种种方策，大臣不上达，皇帝不下问，只能束之书斋，无所成效，“万马齐喑叫一声”而已。这是魏源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谁无优长?谁无短缺?“修、齐、治、平”，是魏、曾二人共同的人生价值观。曾国藩对长辈孝敬有加，对家庭温情脉脉，对诸弟子侄教诲谆谆，对自己严于律束，勤于三省，重勤俭，讲谦让，在“修、齐”二字上常有佳言良箴，历来被人津津乐道，视为良师益友。曾国藩在这方面又为自己抹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然而，在“治、平”二字上，他却很少立言，更未立节。对内则镇压，对外则屈膝，逆潮流，固皇权。概而言之，此人注重小节，全失勤王御外大节。而魏源则是御夷制夷的设计师，他吹响了改善国计民生、力求社会向新的方向推进的时代号角。他确实没有留下多少“修、齐”方面的佳言善举，但他在“治、平”方面凛然大义，建言具体，具有经世大节。他的君明臣贤、国强民富的政治理想，他的改革和师夷的经世思想，他的视民意如鼻息，视民力为可靠，即使“莠民”亦可用的民本思想，他的建海军、整陆军的强国思想，他的御外夷的策略思想，他的利用和积累民间资本，急标缓本和改革币制的经济思想，他的积极应变、促变的哲学思想，都为当世(咸丰、同治时期)所亟需，亦可为后世法。在这个“大节”方面，曾国藩岂可望其项背!曾国藩是维修封建大厦的良工巧匠，而魏源是封建大厦挖角推墙的勇士。

评述魏源、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若先还原各自的历史真相，据真相去探讨是非曲直，庶不远矣。万不可先人为主，亦不可一叶障目。我撰魏、曾二人之传，用心于此，着力于此，然不敢贸然自是，二《传》既成，寸心忻忻然亦惴惴然。

八十六龄老朽易孟醇识于

二〇一七年桃花盛开之月

本书于2007年8月出版时，名《魏源评传》。后发现书肆中有同名书一种，不敢掠美，故此次再版，改用今名——《魏源传》，也正好与我的另一小著《曾国藩传》在命名方式上一致。

在增订过程中，吸用了时贤的一些研究成果，谨表谢忱。同时，对时贤的某些提法，亦偶有疑惑，乃直抒己见，多有冒撞，愿在求实、求真的史学原则下开展平心的学术讨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感谢湖南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朱建纲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感谢邵阳学院持有魏氏族谱的熊焰同志特为本书统纂《邵阳金滩魏氏世系表》。

感谢岳麓书社易言者、马美著诸同志对出版本书的鼎力支持。

感谢责任编辑李业鹏和特邀编辑聂双武两同志对本书的精审细编。

我已耳不聪、目不明、思虑钝、行动呆，坐在轮椅上完成了我一生十部著述的最后一部，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增添了一块破砖。从此，只能束笔高枕了。然仍敬请读者同志们匡我不逮，是我至望，虚谷以待。

易孟醇谨记

时年八十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