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这场红方战胜红方的历史性胜利之前，瓦维连·塔塔尔斯基就出生了。因此，他自动落入了“百事”一代，虽说他很长时间对此一无所知。如果在那遥远的年代，有人告诉他，他长大后将成为一个广告文字撰稿人，他大概会大吃一惊，连手中那瓶“百事可乐”也会径直跌落在少先队夏令营沙滩那滚烫的鹅卵石上。在那遥远的岁月，孩子们向往的理应是消防队员的闪亮头盔或医生的白色大褂。甚至连“设计者”这样一个平和的字眼也仿佛是个值得怀疑的新词，可这个词在国际局势初次真正紧张化之前就已进入伟大的俄罗斯语言，并有其特定的语言学内涵。
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无论是语言中还是生活中都有许多值得怀疑、奇奇怪怪的事情。就拿“瓦维连”这个名字来说吧，是那位内心深处结合着共产主义信仰和六十年代理想的父亲，把这个名字奖赏给了塔塔尔斯基。这个名字来自“瓦西里·阿克肖洛夫”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两个姓名。看来，塔塔尔斯基的父亲轻易地认为，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在阅读阿克肖洛夫的自由文字时也能卓有成效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自古以来就是支持自由爱情的，也支持身着仔服的艺术狂人，萨克斯管悠长的华彩乐句会使这狂人突然明白，共产主义一定能胜利。但是，这样的人也不只塔塔尔斯基父亲一个，五六十年代整整一代苏联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向和平献上了业余创作的歌曲，他们最后飘入宇宙的黑洞，就像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那卫星像是始终没有来临的未来射出的一条四尾巴精虫。
塔塔尔斯基很为自己的名字感到难堪，在自我介绍时他尽量自称“沃瓦”。后来，他开始对朋友们撒谎，说父亲给他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父亲迷恋东方的神秘学说，父亲所指的是古代名城巴比伦，而他，瓦维连，将来必须去继承巴比伦的隐秘学说。而父亲创造出阿克肖洛夫和列宁的综合体，原本是为了做波斯古代摩尼教和自然哲学的继承者，他认为他有义务用阴暗的因素来平衡明朗的因素。尽管这事做得很棒，塔塔尔斯基仍然在17岁时心满意足地丢掉了自己的第一本护照，而第二本护照上的名字已经变成了弗拉基米尔。
在此之后，他的生活便以最平常的方式展开了。他考入技术学院，显而易见，这并非因为他喜欢技术（他的专业是什么电熔炉），而是因为他不想当兵。然而，21岁时，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决定他后来命运的事情。
夏天，在乡村，他读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一本薄薄的小书。他先前对之毫无兴趣的诗句，这一次却使他深受震撼，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心里想的全是那些诗句，然后，他就自己也写起诗来。他终生记着莫斯科郊区一片林子边上那个锈迹斑斑的客车骨架，它半截身子斜斜地扎在地下。就在这个车架旁，他脑海中浮现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行诗：“云的沙丁鱼在游向南方。”（后来，他开始觉得这首诗有股鱼腥味儿。）总而言之，这是件非常典型的事情，其结局也很典型，即塔塔尔斯基考进了文学院。事实上，他未能进入诗歌系，而不得不满足于苏联民族语言的翻译事业。塔塔尔斯基为自己设计的未来大致是这样的：白天，文学院空旷的教室，对乌兹别克文或吉尔吉斯文逐字逐句地翻译，译文必须押轮韵；晚上，则是为永恒而付出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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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一则中国谚语，但它在俄国却经常被引用：“乱世一代，该受诅咒。”《“百事”一代》就是关于这样一代人的故事，但它所描写的却非这一代中“该受诅咒”的那一部分，恰恰相反，却是那些由于社会变迁而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那些认为自己获得了成功的人。
毫无疑问，近十年间俄国各种改革的一个积极后果就是，在今后数十年里都将不断地为幽默作家们提供灵感。然而，关于这些改革若想写出什么严肃的东西来，则需要这样的作家，他得具备描写经济诈骗的天赋，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具备描写伟大战争的天赋一样。我并不具备这样的天赋，因此，你们不要在我的书中寻找对俄国所发生一切所做的深刻分析。此书所描写的不是社会的转型，而是智慧的转型，这智慧在忙于解决现实生活急速变化条件下的生存问题。
请大家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国度，其所有国民没有走出家门，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侨民。他们并未挪动一步，却落入了一个完全别样的世界，这世界施行另一些法则，——更常常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则。这个世界自电视屏幕走进每家每户，这电视为金融金字塔和女人卫生巾做广告，为民主政治家们做广告，并顺便向那些在几个月的改革中丧失了其全部积蓄的人们解释说，不应该害怕困难，因为困难是暂时的，——在过渡时期总会出现这样一些困难，这个过渡时期就像是一次旅行。电视还解释道，我们正在向何方旅行，——是在西游，虽说在那些了解西方真实生活的人士那儿，这种解释一开始就引起很大怀疑。俄国的“西方”打一开头就是一个虚拟之物，这是某种抽象的物质天堂，通向它的道路就是犯罪性的富裕方式。每天拖着国家驶向这个想象目的地的火车头，就是电视。
我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俄国版的《西游记》故事。但我不敢冒险列出它与我所喜爱的那部中国小说的相似，因为我实际上看到的只有区别。
在那部中国小说中，一只猴子开始了旅行，在旅行即将结束时，这只猴子身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我们可称为人类特征的东西。在这个俄国版本中，正如从该书头几页就能看出的那样，所发生的一切恰好相反：为了适应新的社会，人不得不努力地获得诸多猴子的特征。
中国版旅行的目的是精神的。孙悟空陪伴唐僧西游是为了取回真经，如果说，经书原来是些不著一字的白纸，这使行僧们感到吃惊，那也仅仅因为他们还不懂得何为真经。俄国版旅行的目的则完全是物质上的。这次旅行的目的就是获得大笔金钱，如果说，旅行家们的所有金钱一夜之间变成了普普通通的纸（本书在俄国的面世恰逢一九九八年的危机），这使他们感到吃惊，那也仅仅因为他们还不懂得，电视告诉给他们的并不总是真话。
最后，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版本中，行僧们在空间里移来动去，走过许多国度。而俄国版旅行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虚拟性。这趟旅行只在电视观众的大脑中进行。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在电视刹那间被关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阵清醒，脑中就会闪出一个谜底，意识到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突然爬起来走向西方或东方的，它反正注定要留在它一直所在的地方。而当电视渐渐开始播放完全不同的其他一些节目时，要理解这一点就轻而易举了。
《“百事”一代》的主题，就是人的智慧以及作用于这一智慧的手段，就是商业的和政治的广告。但是，这不是科学的分析，而是艺术的分析，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他受命运的左右成了这种作用本身的设计者之一。这甚至不是分析，而只是一个故事，一个我希望读起来会感到有趣和开心的故事。如果这本书具有道德，那它就是这样的：不能去操纵别人的智慧，也不能让自己成为此类操纵的牺牲品。这是一条也许会被唐僧称为因果报应的法则。
此书有多大的可信度呢？为了自己的安全，我竭尽全力不让主人公有准确的生活原型。其结果，谁都想在主人公的身上辨认出自我来。此书于一九九八年出版后，我不得不多次与一些人交谈，那些人不仅在某位书中人物的身上认出了自己，而且还感到困惑不解，问我是如何了解到有关他们的生意或生活方式的这些细节的，他们认为，这些细节原来完全是秘不示人的。后来，又开始出现一些巧合，我在夜间还能安安静静地睡觉，这仅仅是因为，此书出版于这些事件之前，而不是之后。这证明了俄国文学的又一传统特性，即在俄国，作家所写的不是小说，而是脚本。
我自己有一个独特的文学理论，它完全是不科学的。我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主要任务就是拯救主人公。在《“百事”一代》中，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他所误入的领域过于黑暗，过于危险。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给主人公留下获得拯救的机会。在未建成的高塔的顶部，从睡梦中醒来，他还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我认为，读完这本书后你们会同意，这样的希望已经算是很大的了。
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的是，我这本没有条理的书被译成了中文，中国文字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品，那些作品塑造出了作为个性的我。我衷心地祝愿中国读者幸福。可幸福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无论广告如何许诺，在商店里寻找幸福是徒劳的。幸福离我们很近，比我们感觉的要近得多。它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人类，实际上就是这种幸福，这种幸福暂时可能以其他方式存在。我非常想写一写这种感受，但我又担心，一本以此为主题的优秀之作，就像在唐僧的时代那样会是一摞不著一字的白纸。
维·佩列文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维克多·佩列文著的《百事一代》以准作家塔塔尔斯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再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苏联人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
维克多·佩列文著的《百事一代》的背景是苏联解体后，俄国意识形态巨变、迅速商业化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塔塔尔斯基摇身一变广告奇才——那不是一夜致富的传奇，也不是要控诉商业社会荼毒人心，佩列文的想法显然要复杂得多﹕现实、想象、历史、宗教在这本小说中穿插拼贴，书中人物都好像不在意什么，也不拒绝或仇恨什么，在爱恨消解之中又渗混淡淡的怀旧与焦虑，而广告标语式的讽刺格言教人读得不禁会心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