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卡里·卡拉贝尔著的《经济指标简史》是一部“有趣，有料，有用”的经济统计史。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力荐！从《末日审判书》到“桥水公司崛起内幕”，详述经济指标运用实践。从“大萧条”到“奥巴马救助计划”，解析经济指标演化路径与暗藏陷阱。

人们对于经济指标非常熟悉，因为关于它的报道充斥着电视、报纸、网站等媒体；人们对于经济指标又非常陌生，因为其计算过程异常复杂和艰涩。这种落差使得经济指标成为舆论战场，政党的相互攻讦、利益团体之间的纷争等，让经济指标笼罩在浓浓的阴谋论的气氛中。扎卡里·卡拉贝尔著的《经济指标简史》通过对历史的细致耙梳，探究了GDP、CPI、失业率等关键性经济指标的来龙去脉以及计算过程，使其本质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随着精确化需求的增加，经济指标从帮助人们衡量经济现状的工具，逐渐演化成塑造人们对经济认知的框架。这种转变隐含着一种陷阱，任何对于指标的错误运用都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麻烦，从格林斯潘悖论的产生，到奥巴马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失策都是如此。不过，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这种局面其实隐含着巨大的机会。在认清其本质的基础上，利用现存指标构造认知经济的全新方式，就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桥水基金的达里奥无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前言 塑造我们对世界认知的那些指标

01 世界末日的涟漪

02 失业

03 国民收入和来自平斯克的男人

04 经济概念的发明

05 经济的全貌

06 通货膨胀率：从关键性指标到政府的骗局

07 边际收益递减

08 沃尔多在哪里

09 国民幸福总值

10 化身

结语

卡托纳用防御和含糊其辞来应付这些批评。他的论点是，态度以某种方式清晰地塑造个人行为，因此它们也必定以某种方式塑造集体行为。关于人们对未来的感觉，知道得更多比知道得更少要好；即使得出明确的结论并不可行。由于二者之问缺乏牢固的联系，这导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停止了对该调查的资助，也使得经济学界将它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

不过，许多职业经济学家持有的怀疑态度，与公共利益成反比，这种情况绝不是最后一次。事实证明，卡托纳的工作在吸引注意力和获取资金方面如此成功，以至于其他机构纷纷模仿。1967年，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开始了自己的调查。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指数把样本规模扩大到了5000个家庭，而且在下一期，不是再次访谈其中的一些家庭，而是重新开始对新的一组5000户家庭展开调查，它通过这种方式将它自己与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区分开来。20年来，《货币》杂志（Money）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联合推出每周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些指数全都获得了关注，尤其是来自媒体、投资者以及大量经济预测人士。

没有人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些指数预测了任何事情，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一起处理它们。正如卡托纳主张的，不管这些调查是否预测了行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朦胧的个人心理状况。从好色之徒到实用主义者，各种人都有兴趣知道人们在想什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其邻居的真实想法拥有一种深厚而持久的兴趣。和许多其他关于价值观、性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对于紧迫问题的看法的调查一样，这些信心调查都很有趣，因为它们告诉了我们一些有趣的事情：关于这个被称为“经济”的新事物，人们的情感体验如何。

这些研究表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关系，因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否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卡托纳和他的模仿者们可以继续坚持这种关系的确存在。许多研究表明，几乎不可能断言当人们对未来感到悲观时，他们会减少消费并且增加储蓄，或当他们对未来感到乐观时，他们会增加消费并减少储蓄。与未来行为之间，存在着一致相关性的唯一预期，似乎与购置汽车和购买大型耐用消费品相关。许多研究表明，曾表示他们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购买一辆汽车的人，与那些表示他们不可能购买汽车的人相比，实际上更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购买一辆汽车。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很难搞清楚。对于需要一些计划和研究的大额项目，人们声明的意图很可能是采取实际行动所必需的第一步，而且没有这种意图，他们就不可能这么做。毕竟，很少有人能够或真的凭一时冲动而购买一辆汽车，比如，没有人会说：“嗨，你好，我刚好路过，并且决定买下那辆特斯拉。”

当这些指标预言的事情正的发生时，或当其他指标暴露其弱点时，卡托纳和其他精心设计了这些指标的人就会跳出来。人类感到悲观的原因有很多种，有些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有些不是。人们在二月份会处于季节性的悲观，这因为节日开支、过多暴露在家庭的疯狂行为之中以及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隆冬让人们感觉沮丧和脾气暴躁。接着，在春天结束、夏天来临时，他们又会变得乐观，在8月份达到信心的巅峰，这恰好与假期、海滩和舒适的天气保持着一致。

人们也会对外部的冲击做出反应，有些时候这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行为，有些时候则根本不能。在最近的记忆里，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01年4月下滑到8年来的低点，就在股市泡沫急剧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之后；那年4月的指数的确预示了将来会有一段艰难的时期，即使没有“9·11”恐怖袭击，情况也是如此。在另一方面，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1990年秋天急剧下跌，而在1991年年初美国军队获得成功之后，消费者支出又显著增加。有些时候，消费者整体的悲观情绪是消费者对经济轨迹的解读的函数，比起经济预测者依赖的那些统计指标，这种解读要更早或者说更直观。他们实时感受到缩短的工时、更少的换班、即将来临的裁员、安静的商店和管理层的焦虑，他们也能迅速地注意到信贷紧缩，或者来自于当地银行的更高利率。本质上而言，这些情绪衡量指标正确的次数恰好足以让其引人注目，而错误的次数又过于频繁，以至于很难让人觉得可靠。

情绪衡量指标也弥补了进出口贸易额、农业产出、失业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数据的一个明显缺陷。它们提供了一个衡量人的因素，否则就完全是对于物质系统的机械衡量。失业率数据只是一些数字，而在卡托纳的职员开展的一项调查中，一个家庭表达的悲观情绪，表明了一些更大的问题：幸福、满足以及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是否最大化地实现它们。这些调查证明了人们安全感的程度，而这反过来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现有的系统是否在为更多的人发挥更大潜能方面提供了帮助。人们仍然在争论社会成功的实际目标和衡量标准应当是什么，而这些调查当然不会回答这些。然而，在指标与有血有肉的人的生活体验产生的交集方面，它们的确曾经、并且现在仍然能提供一个主观视角。（P90-92）

塑造我们对世界认知的那些指标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由经济数据所定义的世界。根据这些数据所表明的内容，人们评估个人和集体做得如何：国家的经济增长多快或多慢，价格上涨了多少，个人的收入有多高，是否就业……这些数字勾勒出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我们把经济统计数据，我们的关键性指标，当作成功或失败的标志。

然而在这些数据当中，没有哪一个存在于一个世纪之前。大多数指标在1950年几乎都不存在。在随后短暂的数十年里，一系列的数字开始决定我们的生活，然而在我们之中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被创造出来的时间竟然这么短。可是这些数据不仅是新出现的，它们衡量的，也只是发明它们之时，设计者希望它们衡量的内容。然而这个世界并非一直维持着原样。

或许你还没有注意到，2013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在一夜之间增加了4000亿美元。然而，这并非是因为真实的经济增长。毕竟，考虑到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已达到了十几万亿美元，即使以中等的速度增长，每年增加的数字也会达到数千亿美元。

统计数字骤然增长的原因，并非是经济活动的突然增加。不，只是一天，从字面上来说是一夜之间，这数千亿美元就出现了。而且不仅仅是出现而已，很明显它们一直都在那儿。在2013年的某一天，负责统计美国经济规模的政府机构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宣布，它改变了衡量国民产出的方式，结果就是4000亿美元的调整。

根据这一机构在宣布这次数据变化时所使用的语言，假如你忽略了说明，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中很少有人在面对这一标题时，还能够坐直身子，并且注意到所有的事实，这个标题是“2013年国民收入及生产账户（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综合调整预览：定义及陈述的变更”。接下来的描述也很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描述这种新方法的公告里，经济分析局声称：“基于系统的视角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以增加知识库存（Stock of Knowledge），并且利用这些知识库存来发现或开发新产品，包括改善现有产品的版本或质量，或者是发现、开发新的以及更有效率的生产过程。”

这种粗糙的言辞掩盖了某种方式的深刻转变，即我们是如何理解经济运行的？在大萧条之前，从未有哪个国家衡量过其国民产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美国和英国都开始尝试开发统计数据，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经济的运行状况。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是那个年代出现的统计数据中很重要的两个。到了20世纪中叶，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开始做同样的事情。

然而，这些数据所衡量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制造的物质产品世界。各国的经济均是以商品的产量为衡量标准，建立在制造业、农业和生产的基础上。然而，从那时开始的数十年里，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从在工厂里制造产品，转向了创造想法。

在许多年里，这些统计数据的管理者意识到，创意和知识产权是当今经济的一个核心方面。然而在这些数字创设之初，管理者做出的决定是，不将研究与开发这类活动作为国民产出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经济分析局宣布其转变之前，某家制药公司为开发新药物所使用的数十亿美元，尽管可以拯救生命并改善人们的生活，却只能看作一项支出，而非将来可能产生巨大回报的一项投资。当一家公司为某一工厂购买了一台机器人，这一活动被统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当苹果公司花费大笔金钱去开发苹果手机的时候，这笔支出却并未计入国内生产总值。

一直以来未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还包括许多投入电视节目、电影及音乐方面的创造性工作。流行天后嘎嘎小姐（Lady Gaga）在写歌时花费的金钱，苹果公司在研发下一代平板电脑上的开支，辉瑞制药（Pfizer）在某一新药物上的投资……将所有这些投资加总，经济分析局发现，它将美国经济的规模低估了4000亿美元，而这一数值比100多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

不过，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经济指标并未改变。用来标记我们生活的统计数据，都是20世纪前半叶的产物。它们都是出于某一具体的原因，而在某一特定的时间被创造出来的。它们与我们的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并且深深地嵌入了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的感知之中，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在人类历史大多数时间中，并没有经济指标存在，而没有了这些数字，就没有所谓的“经济”。

如今，“经济”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核心要素。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强化了这一事实。然而起初我们是通过数字，通过政府、行业团体和公司定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才和经济产生联系的。关键性指标是我们用来指引生活方向的一张数据地图。

因此，当负责维护这张地图关键要素的机构，决定重新定义这些数据中的一个时，也就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经济分析局在关于4000亿美元的数据“修正”公告中使用的措辞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改变勾勒出了我们评估集体和个人经济生活的方式。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少关注日复一日的经济数据波动，与此同时，少数人则对所有这些数字的综合效应毫不敏感。铺天盖地的统计数据淹没了我们，而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是用这些统计数据所揭示的内容，来标记成功或是定义失败。今天的美国总统选举，取决于这些统计数据的好坏。由于整个欧洲是根据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间的联系来制定经济政策的，这导致它的经济一直陷于螺旋式下跌之中。当然还有中国，其经济管理部门正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定和调整经济增长目标。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在鼓吹强劲的经济统计数据，而挑战者们则利用一些疲软的数据来非难现任的管理者。

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进出口贸易额、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其他的许多关键性指标，都在我们的世界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发明这些指标的那些人，可能从未想象过这种状况。它们都是出于有限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现在，管理者完全将其当作衡量我们现在做得如何的指标。或许这正是当新闻说美国的经济规模比我们所想的更大时，它引发许多人嘲笑的原因。探讨这次数据修正的某个新闻标题是这样表述的：“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看起来将会更加富有——但是不要上当受骗。”各式各样的批评都有，从指责奥巴马政府正在加工这些数字，以使执政记录更加辉煌，到认为这种新的计算方法只会扩大当今国家间在经济上的鸿沟，加大做得好的国家和处境艰难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一而足。

的确，仅仅在统计上变得更加富有，并不会真的让任何人更加富有。假如我在5年前告诉你，你拥有的财富比你认为的要多出1000美元，你的银行账户上并不会突然多出来这笔钱，你也不会重新评估你过去的经历。为了维护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完整性，经济分析局并非只是简单地改变了其当前的计算方法；它修正了自1929年以来的所有数字，所以现在，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在1955年花在那些大片上的支出，惠普公司和福特公司在20世纪中叶全盛期的研发预算，在相应的年份都可以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之中。然而追溯起来，这些？事实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改变你的父母或祖父母买得起一幢房屋或一辆新汽车的能力。

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如今将获得关键性指标的合法地位，这一事实的确会让当代经济之中，胜者和负者之间已存在的明显差距变得更加严重。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民数据，人们却并未以同样的国民立场来体验它。这也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统计数据的一个缺陷：它们从总体上对经济活动加以衡量，却往往被我们充当做个人决定时的依据。它们没有从个体角度来衡量经济，而且其设计的初哀也不是这样。它们是为了充当衡量国民体系经济，而非个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工具。2013年关于统计数据的修正表明，那些在创造新观念和新体系的人，一直以来获得的利益，甚至比原来的统计数据所揭示的还要多。集体上变得更富有的这一事实，以及因此使得另外一个统计指标“人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产生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同等程度上变得更加富有。

以上只是一个例子，用以说明数据如何勾勒出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一直不断创造统计指标来衡量人们的生活，而且自20世纪中叶开始，普通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一直由这些指标的数字所描绘。然而，这幅统计地图正显示出岁月的痕迹。所有人都希望用具体的简单数字来感知一个复杂的世界，但是人们从未意识到，所有这些数字都有其历史，有其最初被创造出来的原因。透过它们的这一历史可以显示出其优势及局限，正如每个人的个人史所起的作用一样。了解所有人是如何开始生活的，在一个由经济关键性指标所定义的世界，是评估它们是否仍然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效力的第一步。

除了那些为了指导要如何前行而回顾过去的专业学者和统计学家之外，这些统计指标的历史并没有很好地为大家所知。发明统计指标来衡量我们如今称为“经济”的这一体系的动力，其来源是我们征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以及创造更多社会公正与公平的愿望。我们的经济关键性指标，是渐进式改革运动的产物，也是由通过量化而对经济加以控制的科学力量推动而产生的。它们是绝妙的发明，但是和许多杰出的发明一样，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

接下来的文字，讲述的是这些指标和其创造者（是的，他们大部分是男人）的历史。这些历史片段也将告诉我们，统计指标是如何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工具，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管理经济生活的法宝。这些指标的数字决定了各个国家在世界的排名，并且它们也约束和描绘出美国政府是如何花掉数万亿美元，承担债务或不承担债务，并且衡量其成功的。

然而，随后我们将看到，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和这些数据所描绘的世界并非完全一样。过去人们依赖于这些关键性指标帮助自己认清现实，但是在今天，利用它们来为我们的经济导航，就像为了从A点到B点，而使用一张20世纪50年代的公路图一样。有可能你还是能到达终点，但是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你会迷路。考虑到这些情况，经济政策经常不能实现政府承诺或预期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新的现实面前，我们依靠的是旧的方法。

那么现在迫切要做的，是找到新的方法、更好的指标，还有新的统计数据。寻找更好的统计指标，就像追求新的技术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一样，绝对是值得的。不过，一些简单的数字、一些基本的平均值，就可以充分体现一个国家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这一信念绝对是个神话。与其去寻找新的简单数字，来替代旧的简单数字，我们还不如利用信息时代的力量，以及现在我们拥有的能力，来构建我们自己的世界地图，解答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需要追溯历史，回顾遥远的过去。为了搞清楚用统计数字了解这个世界而做出的那些最初尝试，我们将回到上一个千禧年，而非这个千禧年的开端，并且重温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战役。这些战役的产物，并不仅仅是政治趋势上的一次转变，更是为了衡量这个世界而进行的早期尝试。

当西蒙·库兹涅茨开始开发量化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的工具时，他正回答着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也将“经济”定义为以市场确定的价格来衡量的商业活动。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框架有意忽略了人类存在中的大片领域，从家务劳动，到志愿工作，再到没有记录在任何地方，以现金形式存在，或者是私下及非法进行的商业交易。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开始。

当埃塞尔伯特·斯图尔特及他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继任者开始研究衡量失业的方式时，他们也在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失业意味着什么，以及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有多少人满足它的定义？作为一种统计数据的失业，一直以来都与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失业相关，但是它们不是一回事。从统计上来说，失业不同于没有工作。要处于失业状态，意味着你需要一份工作，而且实际上正在寻找一份工作，因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当时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养老金计划，没有退休年龄，没有“自愿失业”（voluntary unemployment），或是“停止找工作”这种东西。你拥有一份工作，或者一个农场，或者一笔遗产，否则你将冒着饿死的风险。创建失业率这个统计数据，给主张劳动者权益的人提供了一个工具，尤其是在困难时期，比如大萧条时期。它允许劳工的捍卫者坚持给无家可归和没有工作的劳动者一些支持，并且揭穿赫伯特·胡佛认为美国政府做了足够的工作，而且不应做更多事情的错觉。

当乔治·卡托纳倡导用一组调查，来衡量人们对于经济状况的感觉时，他正在寻找人们的感觉如何塑造未来的价格（通货膨胀）以及他们的行事方式的定量证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内经济活动的任何严重的破坏，都可能危及美国满足其战时产品需求的能力。库兹涅茨也卷入了这一过程，与其他许多人一起，来衡量美国到底有多少物资可以投入战时生产，而不会危害家庭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

在欧文·费雪着手处理如何衡量生活费用的棘手问题时，他受到了创造最准确指标的这种求知热情的激励。在他和所有那些后继者努力解决通货膨胀率的定义，以及如何最好地量化价格的问题时，他们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封闭的统计系统的“经济”，而不是这一系统是否满足了数百万人的需要、欲望和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物价指数成为了一个情绪衡量指标，正如它是一个经济衡量指标一样。作为银行家和政策制定者评估系统稳定性的工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作为数百万人用来评价经济的成功，以及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的成功程度的指标，它一直是焦虑和争论的来源，并且将持续下去。

在我们的关键性指标中，没有哪一个是设计出来，用于承受它们如今所承受的重量的。它们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成为衡量一些事情的绝对标准，即我们正做得很好，还是很糟？美国是成功还是失败？美国政府是有远见的，还是破坏性的？创造出它们，不是为了让一个在芝加哥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评估她的机会，或是帮助一个有兴趣创建小企业的人，弄清楚现在是否是一个好时机。美国政府和学术界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致力于研究它们，不是为了确定美国国会是否应当承担更多的债务，或者是花更多的钱，卡特彼勒公司是否应该在密西西比州或中国建立一家工厂，以及我们的经济优先顺序是否正确。

创建这些指标，是为了在过去一直模糊的地方提供一定的清晰度。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所采取的措施是否产生了预期效果一事上，美国政府和企业完全是在盲目前进。到了20世纪50年代，那些新指标提供了一个当时最先进的统计仪表板。对于那些使用它们，并且研究它们的人来说，在监督和控制称为“经济”的这个新事物的能力方面，它给了他们一种新的信心。凭借冷战的力量，以及在20世纪中叶，美国作为一个富足国家的非凡成功，这些指标迅速地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并且开始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没有人曾打算这样，而且很少有人曾经预料到。

从官员和管理者所使用的统计数据，变成了社会成功的标志，这些数字的转变在几十年的历程里发生得如此迅速，然而又难以捉摸，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工会领袖、劳工部和公司之间的谈判期间，有关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争论不断升温，但是只有在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才转移到美国公共生活的中心。是的，因为20世纪30年代，通货膨胀已经给德国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由消费者物价指数决定的通货膨胀统计数据，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占据着其公共意识中心的首要位置。这正是美国不严肃对待失控的通货膨胀的时期，也是拉丁美洲国家因物价的螺旋上升和货币币值的暴跌，而遭受严重动荡的时期。

……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个人。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在做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但它们中很少取决于我们的国家关键性指标。我们花在领会这些国家数据上的时间量，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仅仅是因为它们通过多个渠道渗透到我们的意识之中，和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指标决定和衡量着我们的生活，并不成比例。平均的抵押贷款利率无关紧要；你可以得到贷款才是重要的。国家甚至当地的失业率都不会影响你的贷款结果；那些你有技能和激情的领域的就业趋势，才是重要的。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多地共同依赖于我们的经济数据，而且我们以前从来不需要更少地依赖于它们。一个世纪前寻找正确数字的事业，涉及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他们试图勾勒出一幅可靠且有用的经济系统图。今天，寻找正确的数字应该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了做任何你需要或想要做的事情，你需要知道些什么？

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发生改变的，是我们所有人现在已经拥有编制我们自己的定制数据图的能力。大数据的兴起是这一趋势的下一阶段，而且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无疑将发明一些新词语，来描述存储、分析和处理更多信息的能力。此刻，我们可以回答任何相关的问题，并且难以置信是，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相关联地，我指的是制定了特定的政府政策或目标，决定了公司战略，或是塑造了一个人生活的那些问题。有关存在的问题、哲学的问题，那些是不同的种类。如何集体行动，以解决某些问题，如何经营一家高效的企业，如何去购买一所住宅，负担上大学的费用，是否去上大学，何时退休，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不是通过我们的指标，而是靠我们自己。

互联网提供的免费工具，使许多这类事情成为可能。学校应该教而且应该常常付诸实践的技能，使任何人都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并且去分析它。从本质上讲，依赖于20世纪的关键性指标，以构建一个关于“经济”的共同叙述，这是我们继续前行的障碍。我们都能获得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数据，而且我们可以迅速且容易地做到这一点。阻止我们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存在着某种同样地影响着我们所有人，被称为“经济”的虚构概念。

在20世纪发明的指标，是当时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尽管它们远没有科学技术的创新那么耀眼，却使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能够精心构建出应对经济波动的方法。尽管经济波动现在仍然很剧烈，但是比起大多数人类历史中的情况，已经温和多了。我们过于依赖这些指标的这一事实并不是一种控诉，它们确实带来了好处，并继续满足着人们的需要

不过，在这个新世界中，任何一个拥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可以比1950年的一组统计学家，访问到更多数据。我们有能力找到为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而需要的信息。从《末日审判书》开始，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们的问题需要具体化，而且答案必须与如何理解信息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结果应当是从我们的关键性指标所定义的“经济”中获得必需的解放。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但它将会是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欣然接受，点头表示感谢的世界，起初我们建成了统计大厦，然后以我们需要的数字武装着，并且以发现它们的工具作为装饰，转向我们的未来。

本书梳理了现存的很多争论，清晰地解释了它们的主旨。本书还表明，宏观经济统计学并不是无意义和充满阴谋的。我相信，人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很津津有味，并且受益匪浅。

——泰勒·考恩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

扎卡里·卡拉贝尔的作品《经济指标简史》对政府以及经济学家如何处理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非常精彩的介绍。

——《纽约时报》

扎卡里·卡拉贝尔对主要经济指标的历史进行了深度探讨，他指出的经济指标的缺陷是非常有可读性的，而且很实用。

——《华尔街日报》

扎卡里·卡拉贝尔挖掘出了大量湮没在经济学历史中的有趣故事，这些故事解释了个人、公司以及国家是如何利用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等统计学指标来描述国家财富的。在卡拉贝尔的笔下，经济学不再那么沉闷了。

——《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