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一盏灯(散文和随笔汤一介集)》收录了汤一介先生初入学界至今的著述和演讲等，全面展现了汤先生的思想轨迹与学术贡献，也从侧面折射出我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儒、道、释三家学说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深夜一盏灯(散文和随笔汤一介集)》收入了作者汤一介所写的散文与随笔，分为“在进退两难之间”、“我爱我家”、“北大，我的精神家园”、“所感、所思、所忆杂录”、“需要有不同的声音”、“文化随笔”、“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中国的‘老天爷’”等七个部分，其中追忆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家庭生活、在北京大学的学习与工作，并记录了平时的所思所感以及文化随笔等。最后两部分内容分别出自作者与人合著的《生死》、《天》两部随笔集。

在进退两难之间

 书香门第

 功课平平常常

 《国史大纲》与《哀江南赋》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北京大学先修班

 寻求通往真理的路

 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

 “引蛇出洞”的“阳谋”

 迷惑的十年

我爱我家

 读祖父雨三公文

 我的父亲汤用彤

 到云南与父亲团聚

 西去延安幻想曲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从《东方之子》说起

 记我的母亲

 我们家的儒道互补

 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

 东厂胡同大院中的大孩子和小孩子

 我和邓可蕴

北大，我的精神家园

 从沙滩到未名湖

 我与北大

 我为什么选择北大哲学系

 北京大学有三个“宝”

 谈谈硕博连读的好处

 中国文化书院十年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

所感、所思、所忆杂录

 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处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谈自我身心内外和谐之路径

 “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为司马迁的话加上一句

 哲学要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超越旧我，开拓新我

——写在《文明》杂志创刊五周年

 “新轴心时代”的文化超越

 国学教育和东西方文明

 读书本该会意

 我最喜爱的书

 向青年推荐三本书

 书中自有大智慧

 可贵的是要有奉献精神

 “真人”废名

 悼念周一良先生

 冯友兰先生《新原人》的“四种境界说”

 记胡适给我父亲的一封短信

需要有不同的声音

 这个提法是不妥的

 “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

 昔不至今

 不要把“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等同起来

 关于“学术自由”的一点感想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自由的层次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文化随笔

 理性看待全球化中的中西文化教育

 小议“以德治国”

 平等对话才能相互理解

 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高行健的《灵山》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文化自觉”

 当代知识分子角色与性格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我是从哪里来的？

 小妹到哪里去了？

 人是不是能像花草一样再生？

 我为什么而活？

 人真能逍遥吗？

 我真能相信宗教吗？

 理想与现实必定是矛盾的吗？

 超越生死的观念和途径

中国的“老天爷”

 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炼石补天

 有意有义的“老天爷”

 念天地之悠悠

 “天体”为何?

 天人之际

 天有三意

 “畏天命”与“知天命”

 天人合一

 几点启示

书香门第

我的童年是在平静、平常、平淡的状况下度过的。1927年1月15日我生在天津，但我填写籍贯都填写我的祖籍湖北省黄梅县。是年，我父亲汤用彤(字锡予)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我母亲张敬平是湖北省黄冈人，他们家是当地的大族，她的哥哥张大听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来做过汉阳兵工厂的督办之类。我这位舅舅是个藏书家，听母亲说他藏有两册《永乐大典》，本来要送给我父亲，但父亲没有接受。后来因一次大火，把他的书全部烧光了，如果我父亲当时接受了，那么现在世界上又可以多两册《永乐大典》了。听母亲说，在她怀着我的时候，有一次坐黄包车翻了车，手骨折断，但幸好把我保存了下来，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1928年，我父亲又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在我脑海里有着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在南京住的是有院子的平房，大门是黑色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后来听我母亲说的，而无论如何，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我的家，从我祖父起大概可以算是所谓“书香门第”。在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汤霖(号雨三)已经去世十五年，而祖母梁氏还健在，她是1938年八十五岁去世的。祖父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据1991年新修的《汤氏宗谱》记载：“霖，字崇道，号雨三，同治十一年(1872)洪宗师科试取入县第一名。光绪元年(1875)王宗师科试考取一等三名，补廪，梁宗师科试考取一等第二名，高宗师科试考取一等第三名，张宗师岁科试均考取一等第一名，光绪乙亥、己卯、戊子三科三膺房荐。己丑恩科中试举人。庚寅恩科会试联捷进士，官知县，晚号颐园老人。两次丁艰家居授徒，成材甚众，殁后门人私谥元贞先生。”又另处载曾历任甘肃渭源、平番等县知县加同知衔，历充丁酉、壬寅、癸卯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我父亲几乎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祖父，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后，使我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感到知识分子总是很倒霉的。有一次，我问父亲关于祖父的情况，他只是说，我祖父喜汉《易》，但没留下什么著作，平日爱用湖北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并且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为他祝寿的《颐园老人生日谦游图》给我看，其中有我祖父的一段约五百字的题词，和他的学生为他祝寿的祝辞，最近我在《汤氏宗谱》中还看到祖父的一些诗文。

在辛亥革命前，我父亲曾在北京顺天学堂读书，同学有梁漱溟、张申府等，辛亥革命后上了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1930年他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以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直到他1964年去世。他的为人为学已有很多记载，钱穆伯父对他了解最深，在他写的《忆锡予》和《师友杂忆》中记载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从小父亲就很少管他的孩子们，多半是母亲照顾我们。母亲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我们的一切衣、食、住、行都由她操持，我不记得我挨过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怕日本人打到北平，我们一家曾到汉阳舅舅家避难。有一天我在楼道里跑着玩，吵闹了舅舅，他就要打我的“板子”(打手心)，我母亲就是不让他打，并且说如果他打我，我们就搬到汉口的姨妈家去住，我舅舅只好作罢。那时我姨父是湖北省财政厅长，叫黎澍，也可能还是湖北银行行长，这我已记不清了。我母亲是他们家中最小的，我舅舅和姨妈一切事都将就她，而我姨妈自己没有孩子，因此也最疼爱我。

“九一八”后，北平平静下来，我们又回到北平。我家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前门是三号，后门是六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共有三个院子，前院、正院和后院，中间还包括一座两层的小楼。这时我们和我伯父汤用彬一家住在正院里，伯父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院的房子出租，不走前门三号，而走后门六号。前院，钱穆伯父初来北平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书房和会客的地方，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正院是个三面有房子的四合院，在两厢房和正房间都有走廊相连，正房的东北角有座两层小楼，楼下是个大厅，我和我妹妹还有堂弟妹常在里面滚铁环玩。楼上有三间房子，父亲的研究生王维诚、王森两位先生都在楼上住过，他们那时是我们的家庭教师。

父亲虽然不管我们，从来不问我们的功课如何，当然更不管我们的衣、食、住、行，但他还是很爱我们，特别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以说他对我们很慈祥。他常和熊十力、蒙文通、钱穆等先生到中山公园的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喝茶，总是带着我和妹妹。父辈们喝茶、吃点心、聊天，我和妹妹吃完了包子就到处去玩。从1932年起一直到1936年，每年暑假，我们一家和伯父一家都到庐山去避暑，因为我们家在庐山牯岭大林路有三栋小楼房，我们常常住中间一栋。在楼前有一块大石头，像只大蛤蟆，我们叫它蛤蟆石，常常爬上去玩。这段时间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活的日子了。这些日子，父亲每日看书、写文章，现在收入他文集中的《大林书评》就是他在庐山上写的。这就是说，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平静的。

原收入《在非有非无之间》，台北，正中书局，1995(本部分内容皆出自该书，不另注)P3-5

自序

白天，我或者写我的学术论文，或者构思一本打算写的著作，或者为讲课写一份必要的提纲，或者参加某个会议，或者接待来访，或者处理一些杂事，空闲的时间是很难有的。但当我忙碌了一天，每天晚上我常常喜欢放松一下，就打开录音机或者CD听听音乐。我喜欢听的是西方古典轻音乐，特别是小提琴演奏的小夜曲。在这种时候，我感到的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但往往在听着听着的时候，我脑中会忽现一个又一个的遐想：想着我的青少年时代，想着我的父母和子女，想着培养我的大学，想着我阅读报刊时的感受，等等。时已深夜，静静的深夜，再无什么打扰了，只有音乐的旋律使我悠然自得。这样深夜一盏灯的时刻，常常会唤醒我将要入睡的意识，或者是可笑的，或者是思念的，或者是快乐的，或者是痛苦的，或者是愤怒的，或者是自责的，或者是感慨的，或者是感到羞耻的片断画面。这时，也许有点灵感，在深夜一盏灯下放好几张纸，提笔记下这些随想，在音乐声中为自己留下点滴痕迹。但近几年来，由于进入耄耋的老年，在睡觉前仍然保留着听音乐的习惯，但自由的遐想渐渐离我远去，思想不再那么活跃，在朦胧的睡意中，舒伯特的《圣母颂》引导我入睡了。

汤一介

2012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