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先生在世时，文洁若总是被先生的光环“罩住”，其实她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是中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的翻译家。据统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她先后翻译了十四部长篇小说，十八部中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共计八百余万字。《译海寻踪》是该作品之一。

《译海寻踪》是作者文洁若的最新散文集，共分为两辑，第一辑《岁月忆往》表达了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对朋友的怀念，和对亲情的回忆和感怀。第二辑《人生旅痕》描写了作者在海外的游历以及对历史人文的思考。

岁月忆往

 梦之谷奇遇

 宝刀永不老

 ——记冰心大姐

 巴金印象

 ——“人生只能是给予，而决不能是攫取！”

 才貌是可以双全的

 ——林徽因侧影

 悼凌叔华

 由一帧照片想起的

 我和萧乾的文学姻缘

 萧乾逸事

 近距离的观察

 女权还是人权

 ——华严小说读后感

 记新加坡“国际华文文艺营”

 三访拉贾拉南

 伊藤克

 ——一个热爱中国的日本人

 友情

 忆华楼主罗孝建

 萧桐的路

 萧乾与女儿荔子

 严复孙女严倚云

 我的读书生涯

人生履痕

 挪威散记

 乔伊斯在中国

 啊，令人神往的波特美朗半岛

 祠堂庙宇在槟城

 马来西亚槟州八日记

 狮岛女作家蓉子

 狮城三景

 狮城花絮

 展望二十一世纪

 ——筑波博览会巡礼

 在中日两国之间架起友好的金桥

 ——池田大作其人其事

 东京交通拾零

 东洋大学巡礼

 旅日散记

 幼儿教育家海卓子

 东京的麻布小学

 公民纪律在日本

 抗日英雄刘粹刚

 从日本找回来的一张“全家福”

后记

梦之谷奇遇

一

一九四五年我念高三，第一次读了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那时我十八岁，刚好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谈恋爱的那个年龄。二十年代末叶在潮州发生的那场恋爱悲剧，曾深深牵动过我的心。八年后，命运使我和萧乾（也就是小说的作者）结缡时，我曾问过他可曾听到过那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的下落，他听了感到茫然，仿佛不想再去回首往事。

八十年代初，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他和书中的“岷姑娘”（真名陈树贞，是位已退休的护士）联系上了，知道她母亲（书中的梁太太）几年前已经去世。树贞本人由于遗传的原因，几年前目力就逐渐衰退，终于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三年前回到故乡汕头，住在她童年住过的角石——也就是《梦之谷》故事的背景。

一九八七年二月，我们有机会来到汕头，住进第一招待所八号楼朝南的一个房间。安顿下来后，萧乾就招呼我到阳台上，指着对海一道远山对我说：“瞧，那就是蜈蚣岭，我的梦之谷就在半山上。”

是个半晴天，晦暗的阳光下，还弥漫着一层灰雾。我想起书中描写男主人公六十年前初到这南海小岛（现在才知道它原来是个半岛）的情景。如今，我竟陪他来到了这个旧游之地。正因为我本人一生的经历是那么平淡无奇，对于寻访萧乾少年时代的梦，我感到格外殷切。

我们抵汕的第一项活动就是游角石。几十年前，过海要雇舢板或搭电船，而今，我们的面包车径直开上了驳船。抵达对岸后，车子上了柏油马路。几位熟悉情况的当地同志一路介绍情况，像是在帮助萧乾填补这六十年的空白，把过去与现实衔接起来。

同行的丽秋曾于五十年代初叶在角石中学（现名金山中学）读过几年书。当时，周围的环境和小说中所描写的差不多。她看着马路两旁兜售柑橘、甘蔗等招徕游客的摊贩感慨地说：“当年这里可是一条幽静的小径，满是桃花，我们都读过《梦之谷》，在这里跑来跑去时，觉得自己仿佛就生活在梦之谷里。”她曾写过一篇散文《梦之谷里的梦》，发表在《羊城晚报？花地》上，以寄托她对当年的角石的依恋。

我们在一栋石壁小屋里找到了陈树贞。她神情开朗，两眼睁得大大的，怎么也看不出是位盲者。她亲切地回忆当年“乾哥”怎样教她们唱《葡萄仙子》和《麻雀与小孩》，并且告诉我，他们一家人于一九三四年迁居北京时，萧乾还专程到塘沽去迎接呢。

在贝满念完高中后，她考进协和护士学校。她母亲是一九八二年八十多岁时去世的。阿贞的大哥（书中的庆云）也已去世，她目前和大嫂（已经七十多岁了）住在一起，两个人相依为命。我问大嫂：“当年萧乾串门时，你们就住在这儿吗？”

她说：“不在这儿。这房子是后来租的，比那一座小。可是灶间和当年给乾哥煮芋粥的那个一模一样。”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竟没有给这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带来多少变化！他们至今连自来水还没有，喝的依然是井水，只是当年的少妇（阿贞的大嫂），如今已变成老奶奶了。

小小的屋子，一下子挤进七八个人。椅子不够了，我和萧乾把阿贞夹在中间，坐在床上，各握着她的一只手。她怎样也不相信萧乾的头都秃了，伸手去摸了摸，才信服。

我对阿贞说：“我一直纳闷，你的眼睛看不见，信怎么写得那么工整。”

她得意地笑了笑说：“不但给你们的信是我亲手写的，我还是全家的秘书呢！要不要表演一下给你们看？”

原来她的大嫂患了白内障，侄女由于遗传上的原因，视力也在减退。她们三人常常自己开玩笑说：“我们一家三口，只有两只眼睛。”指的是大嫂和侄女各一只加在一起，才勉强算得上一双。她们对自身的际遇如此豁达，倒使我挺感动。

阿贞叫侄女递给她一本硬皮书，她摸索着把白纸摊在封皮上，每写完一行，便沿着边儿把纸推上去一厘米左右。接着又刷刷刷地写下去。纸上出现了这么几行字：今天乾哥和乾嫂并好几位领导来看我们，真是高兴。

陈树贞二月六日在小说里，庆云是独子，岷姑娘是梁师母的侄女。在实际生活中，“岷姑娘”陈树贞的母亲陈太太有三儿一女。阿贞丧母后，和患肺病的小弟树雄同住在天津。唐山大地震时，天津也有不少房屋倒塌，弟弟连惊带累，终于死在医院了。阿贞的生活不能自理，她虽已退休，但医院里的同志们还轮流来她家照应，直到在武汉的二弟把她接去住了一个时期，最后回到汕头和大嫂同住。阿贞带着感激的心情诉说着这一切。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似乎从来没波及到她。

叙了一会儿旧，我们又前往金山中学，看看萧乾当年教书的旧址。

萧乾四下里打量着，竭力去辨认往昔的痕迹。他指着高处一座灰色旧楼对我说：“那——那就是我教过ㄅㄆㄇㄈ的地方！”然而当年他住过的那栋白色的楼，像是已经拆掉了。

我们参观了校园。操场南头一栋旧楼是西讲堂，东讲堂已划给另一个单位了。萧乾还认出了昔日林校长住过的那栋灰楼。

近年来，角石已辟为汕头的风景区，从前人迹罕至处，现在修成了海滨公园，山巅还建起了一座飘然亭。可是玉塘则再也不是山峦环抱、树丛遮掩下的世外桃源，它像梦一样地消逝了。P3－6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的第一部散文集《梦之谷奇遇》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二十一年后，我删掉了三篇（《苦雨斋主人的晚年》《我所知道的钱稻孙》《不妨临时抱抱佛脚》），另补充了两篇（《在中日两国之间架起友好的金桥——池田大作其人其事》《抗日英雄刘粹刚》），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重新出版。

我去过三次日本。第一次是一九三四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那两年，八口之家全在日本。当时，父亲在民国驻日大使馆任职。他是一九一六年考上高等文官后，被派到日本去任职的，曾在神户领事馆任总领事，后在驻日大使馆任三等秘书。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考入孔德学校一年级。次年四月，二姐文树新跟丫（《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中写作丫，其实是杨晦先生，他曾在孔德学校教过文树新国语）一道赴上海，引起轩然大波，北平的小报也报道了消息。七月初父亲就从日本东京赶回家，把母亲和其他六个子女带到东京去读书。大姐文桂新和三姐文棣新入了圣心学校。四姐文檀新和我（当时叫文桐新，后来易名文洁若，大姐易名文馥若，三姐易名文常韦）插班入了麻布小学三年级和一年级。两个弟弟，文学朴和文学概，分别入了麻布幼儿园的梅班（大班）和桃班（中班）。海卓子先生正好负责大班。

在日本的两年，我最难以忍受的是被那些日本野孩子骂作“支那人”。两年后，当父亲宣布我们一家人即将在七月间回国时，四姐和我，以及两个弟弟，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姐和三姐知道父亲已．被大使馆除名，所以闷声不响。回到北平，四姐和我入了位于东单头条胡同的日本小学校。一九三七年七月，北平沦陷。从这时起．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我是在沦陷了的北平就读于日本小学校的。我无时不意识到周围的同学是侵略者的后代。我发奋读书，暗自做着强国梦。

我第二次赴目，是一九八五年六月至一九八六年六月，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客座研究员，在东京东洋大学以外国人研究员的名义研究一年日本近、现代文学。这时，中国已经强大了。在日本整整一年，没有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没有听到“支那人”这个蔑视的称呼。

第三次赴日，是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十二日，我在位于青森县弘前市的弘前学院大学所举办的国际学术专题报告会上用中文发表了题为“现代中国作家的挫折与信念——萧乾文学及其时代”的演说。由该校的顾伟良教授口译。与会者有从位于东京都港区的庆应义塾大学专程来的长掘祐造教授、早稻田大学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吴念圣、弘前大学（国立）人文学部的李梁教授、弘前大学农学生命科学部的农学博士张树槐教授等。弘前学院大学校长、医学博士吉冈利忠也参加了。

十月十五日，我们前往北九州市小仓北区，参观北九州市立松本清张纪念馆。我签赠给该馆以及藤井康荣馆长、柳原晓子专门学艺员各一部《日本的黑雾》（文洁若译）和《深层海流》（文洁若、文学朴合译）。还托他们转交给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各一部。因为松本清张先生和池田大作先生是忘年交。

十月十六日，我们（文洁若、顾伟良、柳琴、文静——文学朴的女儿）四个人参观了东京牧口纪念会馆和东京富士美术馆，吃罢午饭，下午一点半，到创价大学去，参观了周恩来樱，简称周樱。是为了纪念周恩来总理而栽的。二三十名创价大学的师生，挥着我国的五星红旗，热烈欢迎。我在致辞中说：“自从十年前翻译了池田大作先生的诗，我就想有朝一日拜访创价大学，看一眼周恩来樱。现在这个季节，樱花没有开，可是你们的明朗的笑脸就像盛开的樱花一样灿烂。”

十月十七日是我和柳琴回国的日子。一清早梶浦伸作主任就把刊有这个消息的《圣教新闻》（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七日）送到我们下榻的品川亲王宾馆来了。

此行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是，由于近几十年来教育普及，培养了不少人才，在日本的大学教书。阎小妹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九八六年，我在东京结识了她。我知道她在研究日本江户时代的作家上田秋成的作品，就约她翻译《雨月物语》。此书于一九九〇年七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日本文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如今阎小妹在信州大学（国立）教近世文学。当然不止是她。前文中提到的顾伟良教授、顾伟良夫人文学博士郑晓青（日本大学法学部中国语讲师），以及前文中提到的吴念圣、李梁、张树槐等人，都在日本的大学里教日本大学生。

在探讨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结底是日本的民族素质。公民热爱集体，讲求公德。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这是他们强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