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写的第一首诗
1935年元旦(农历甲戌年冬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云南大理洱海边一个所有人家全部姓杨的白族村庄——喜洲镇城北村。
喜洲，是云南最古老的历史文化名镇。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在这里定居，从事渔业、狩猎、采集等生产劳动。早在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就在这里设置了叶榆县。隋代史万岁南征曾驻兵于此，故称史城。南诏时叫大厘城。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诏第六代王异牟寻建都喜洲。公元937年，喜洲人段思平建立了大理国。所以唐宋时期，喜洲便成为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喜洲背靠苍山，面对洱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隋唐以来在历史上有功名的喜洲人数以千计。喜洲人既重视读书，又善于经商；既努力学习汉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又保持白族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既坚持继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古老的优秀传统，又以开明、开放的眼光和胸怀积极学习外来的新知识、新事物、新文化，敢于开风气之先。20世纪初，曾任孙中山秘书、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宪法》《天坛宪法》(草案)的喜洲籍著名法学家张耀曾就在日本创办《云南》杂志，宣传科学民主、现代文明。1936年，一批喜洲知识分子又在上海创办了16开本的《新喜洲》杂志，主张改良社会，提倡科学文明，呼吁要建设新喜洲。不久，喜洲就建起了云南农村的第一座水电站，创办了私立五台中学、淑川女子中学、喜洲师范学校、苍逸图书馆、喜洲医院以及酒精厂、碾米厂等等。明代因得罪皇帝被充军到云南的四川才子杨升庵，看透封建社会政治腐败、不愿做官削发为僧的书画家担当等都在喜洲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徐悲鸿到大理，喜洲有识之士把他请到喜洲来举办个人画展，让这位大艺术家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在洱海边的喜洲古镇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华中大学(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搬到昆明，正愁找不到落脚之处，喜洲开明人士，立即赴昆，将华中大学全校迁至喜洲。从1939年3月至1946年夏天，华中大学在喜洲镇整整七年，对促进喜洲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改变喜洲的社会风气，提高喜洲人的文化素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在华大任教的著名学者、教授罗常培、韦卓民、游国恩、包鹭宾、傅懋绩等人在喜洲写出了一系列的《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后，使喜洲和云南名扬海内外。后来旅居美国的著名人类学家许娘光和他的妻子维拉，在华大任教期问，潜心致力于喜洲社会的调查研究，并在喜洲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在祖先的庇荫下》。这部著作1948年、1971年在美国用英文一版再版，引起世界学术界高度重视，认为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社会体制作了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对于人们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家庭生活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正是由于当年华中大学教授游国恩先生的邀请，我国现当代文学大师老舍才在1941年8月末来到喜洲讲学，并在他的散文中描绘了喜洲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老舍先生这样写道：“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即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警察局，有像王宫式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栋。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
我出生时，父亲在外地做小生意。因为是长子、长孙，祖父高兴地把外祖父请来喝酒。两位亲家在频频碰杯时反复商量给我取名字。杨氏门中我们这一辈的名字统一规定有一个“文”字，如我的堂兄堂姐们的名字是文模、文纬、文斗、文浩、文莲、文章等等。所以祖父和外祖父最后为我选了一个“翰”字，叫“文翰”。大概两位老人也希望我长大后舞文弄墨搞文学吧！
我不到3岁，祖父就去世了。只记得他有一个红鼻子，可能是因为喜欢喝酒的缘故，我叫他“汉借爷”(白族话，意思是好看的爷爷)，以区别于外祖父“爷爷”。家里穷，只租亲戚家的房子住，父亲帮外祖父家在外地做小生意，所以我从小寄居在喜洲镇彩云街外祖父家。
我的母亲赵碧玉(1913—1944年)不识字，却聪慧过人，心算比别人打算盘还迅速而准确。她以心灵手巧、描花刺绣和烹调技术超群出众而远近闻名。我伯父、三叔常年在外地，最小的四叔杨朝栋和与他同岁的伯父的大女儿杨文莲留在家里，还有我的祖父祖母，都需要她伺候照顾。外祖父母家，两个舅舅在昆明读书，大姨妈、大姨爹早逝，表姐董芳兰、表兄董志汉同我一起寄养在外祖父家，也要她照看。她从城北村到彩云街，每天婆家娘家两头跑，还要去龙街狗街摆地摊，所以在我9岁那一年(1944年7月4日)，她就因劳累过度、产后得病又吃错了药，而早早离开了人世。P1-3
终于校对完《我的文学人生》。
按照出版社的要求，书中有些内容在校对的过程中作了删节和修改。
中外文学史上，诗人短命的多。所以大学时代我曾经想，如果能够成为诗人，活到30岁就够了。想不到如今我竞完成了这么一部写自己从出生到80岁的回忆录。已经82岁了，居然耳不聋、眼不花，还可以骑自行车上街、郊游，还要坚持读书、思考、写作。真是喜出望外！
我的第一本书《生活的牧歌——论艾青的诗》，就是由作家出版社于1957年7月出版的。想不到恰好整整60年之后，《我的文学人生》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缘分！虽然当年的作家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块牌子，同现在的作家出版社不是一家，但都是全国作家都向往的同名出版社。
感谢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对这本书的关注和支持，把它列入“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资助项目”。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吉狄马加百忙中为我作序。
责任编辑田小爽和出版社其他有关同志都对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这里一并致谢。
生活的歌者，岁月的见证
吉狄马加
晓雪的回忆录出版了，我很为他高兴。晓雪是我十分尊敬的193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诗人中的一位，他的生日很好记，出生于1935年1月1日，今年是2017年，他已经是82岁了。值此高龄笔耕不辍，出版了这部人生和文坛的回忆录，真是可喜可贺。
可以说，晓雪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作家和诗歌评论家。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时间跨度长达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写下了抒情诗、山水诗、爱情诗、哲理诗1000多首，出版了9部诗集，长诗《大黑天神》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晓雪诗选》获得过全国新诗(诗集)奖。其次，他是一位重要的诗歌批评家，多年以来，他的视野不仅眷顾云南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还将视线投射到全国和世界诗坛，写下了大量的诗歌评论，加起来字数有两百万字以上，结集为多部评论集和序跋集出版，影响深远。另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在多年的工作中联系团结了云南边陲的各民族作家诗人，参与组织了很多大型文学活动。可以说，晓雪在建国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是一位不可被忽视的白族优秀代表性诗人和作家，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上，同样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晓雪原名杨文翰，青年时就显露出写作的天赋，成名很早，还在1950年代初期，他就表现出了写作的才华和潜质。后来，他从云南负笈东去，在长江边上的珞珈山一所著名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1956年年仅2l岁，就写成了一本研究艾青的评论著作《生活的牧歌》，1957年在北京正式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轰动，也引发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要知道，这部研究当代诗人艾青的长篇评论，是第一部研究当代诗人的专著，殊为不易。我想，这与他少年时期就展露出文学的天赋是分不开的。可以想见，21岁的晓雪还没有从武汉大学毕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怀揣文学理想的青年。那时的他风华正茂，激情澎湃，聪慧敏感，又有着理性思考的能力，在当时能写作出这样一本全面评价20世纪中国伟大诗人艾青诗歌的整体创作，也绝非是偶然的，这也应验了那样一句话，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预留的。
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晓雪还有到北京《文艺报》工作的机会，但他毅然回到了故乡云南，扎根于这片七彩的文学大地，在这一方热土上呼吸着芬芳的空气，赞颂着这块土地上美好的人民。在云南工作期间，他曾在省委宣传部担任文艺处处长，后来担任云南文联副主席，云南作协主席，可以说他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直到今天的沧桑岁月，无论是灵魂和肉体都无数次地得到过洗礼和锻炼，同样，生活与历史也给予了他这位乐观坚韧的梦想者应有的奖掖和回报，最终，他一路走来，给我们大家以及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奉献出了这样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长篇回忆录，可以说这也是他半个多世纪心路历程的宝贵结晶，其文中的喜怒哀乐以及甜酸苦辣，毫无疑问都是他所经历过的那一切的真实写照。
这部回忆录，是晓雪在80岁高龄的时候，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写出的，可见他对这部回忆录是如何的重视。我在前面说了，他年轻时写出《生活的牧歌》这样极富才华的文学评论专著，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名字也开始被文坛和读者所熟知，当然不幸的是，也给他在后来的“反右”中带来了厄运。令人感动的是，他始终对生活和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特别是作为一个诗人，无论在个人境遇还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他都始终保有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新时期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就像是重放的鲜花那样，他不仅一展歌喉，继续写下了温暖、动情、优美的大量诗篇，特别是他在云南文联和作协担任领导职务，经历了多个岗位，是云南文联和作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云南文学艺术的发展，为云南各民族作家诗人的成长，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长期担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的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民族文学》杂志社的编委，同样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付出了智慧和心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设立，《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创办，他都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同时，作为诗人和诗评家，他和艾青、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冯牧、王蒙、玛拉沁夫、袁鹰、邵燕祥、李乔、谢冕、张炯等当代重要诗人、作家、评论家都有着密切的交往，毫无疑问他是一位生活在云南，但其文学经历却不限于云南的重要诗人、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从这部回忆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从1950年代开始，他就经历了很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因此，这部回忆录，可以说是一个诗人对时代的见证，同样也是沧桑岁月给他的一份特殊礼物和馈赠。
这部回忆录从晓雪的个人角度，从1950年他从事写作写起，横跨60多年的长度，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记忆。我知道，晓雪有一个十分好的习惯，就是坚持每天写日记。这部回忆录，就是以他的日记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的，所以这部回忆录具有很强的时间感，其基本内容大都来源于自己当时的记录。可以说，这部回忆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都是不可多得的，可以肯定，这部跨越60年岁月的回忆录文本，将给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一些重要事件的研究提供一份独到的佐证和参考。当然，我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文学回忆录都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包括对一些重大历史和事件的看法，有时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每一个回忆录的书写者，其书写角度和审视事物的维度也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对某一个事件和人物的记录，在另一个人的回忆录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以为我们要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对待一部回忆录，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生活和历史的真实，也只有这样我们也才可能拨开岁月和生命织就的幕帘，看见已经远远离我们而去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永远沉落于时间深处的故事。
细细地读下来，可以感觉到，在这部回忆录的写作中，晓雪以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和细腻生动的感情笔触，以人性的博大丰富，来拥抱和书写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和岁月。从文中可以看到，他没有为自己遭受的困厄感到沮丧万分，相反，他身处逆境，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以积极的态度去拥抱生活，赞颂生命中的美和善，他始终在文学创作、生活和自我内心之间寻找一种乐观和平衡。因此，正是由于这一他自身具有的品质以及心态，他在书写这部人生回忆录的过程中，力求在文本中尽量将所写的人物和事件，都还原成具有现场感的历史情境。读这部回忆录，晓雪的诗人气质无处不在地蕴含于流畅生动的文字中，许多段落哪怕写的是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但也透露着鲜亮而不悲观的色彩，这就像多彩的云南一样，这片多民族生活的土地从古至今养育了无数优秀的儿女，毫无疑问，作为诗人的晓雪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我以为一个对母亲大地没有感情的人，一个对自己的民族和这个时代没有责任感的人，是不会去写这样一部袒露个人内心复杂情感，或许还会带来是非争议的回忆录的。但我相信这部可观、可感、可叹、可读的回忆录，一定会给每一位阅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作为回忆者和见证者的晓雪，对其生命历程的一次深情回望，更是他与这个时代不离不弃大半生的肺腑留言。这部回忆录有多大的价值，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但我要说的是，这部回忆录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纪实性见证，一份独特的参照性文本，一本以心血写就的灵与肉的记录。为此，我要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并祝愿他健康长寿，永远诗心不老。是为序。
晓雪不仅是我国当代成果丰硕、风格独具的白族诗人、散文家，而且是在诗歌美学研究和文学艺术评论方面颇多建树、影响广泛的诗歌理论家和文艺评论家。新时期他还担任过云南文艺界的领导并在全国几个文学社团兼任过会长、副会长，是中国作协第三届至第九届的理事、全委会委员、名誉委员，参与了云南和全国许多重要的文学组长织工作。《我的文学人生》是他八十年风风雨雨的回忆录。从大理、丽江到武汉的求学之路，从毕业论文的出版、受批判到走上省文联、作协的领导岗位，从与郭小川、冯牧、艾青的忘年交到参加国内外的各种文学活动、学术研讨和诗歌节，顺境与逆境，欢光与痛苦，成功与委曲，他都用简洁朴素的语言，如实写来。
晓雪是一位著名白族诗人，他的文学人生与新中国的文化艺术生活息息相关，可谓同风雨共沉浮，所以作为一部“文学自传”，《我的文学人生(上下)》在细密详述作者全部的文学生涯的同时，也展现了各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文化界所发生的各大事件，持论较为客观中正。作品以时间为序，文风稳健内敛、简洁朴素，具有较高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