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一生牢记人民军队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他为了纪念毛泽东写的《关于纠正党內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发表30周年，曾撰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的文章，文章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里，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解决了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军事领导政治。这些原則是通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来实现的。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决不允许凌驾于党之上，或向党闹独立性。”“关于党和军队的这个关系，毛泽东同志后来形象地概括为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大力培育下，就正是这样一支完全听命于党的军队。在过去，它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在今后．它仍然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叶剑英的伟大一生》由张廷栋著。

叶剑英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历史转折的危急关头，总是置个人安危、荣辱于度外，以超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力挽狂澜，捍卫革命的利益，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叶剑英的伟大一生》由张廷栋著。

序言

远大爱国志向

追随孙中山革命

　投奔“援闽”粤军

　策反桂军反正

　上书“请缨北伐”

　大总统随员

　独秀峰下整军

　在孙中山蒙难的严峻时刻

　通电声讨陈炯明

　香港筹款，支援北伐

　参加东征讨贼

执教黄埔军校

　扫平叛军，保卫省城

　香洲设营练兵

　平息香洲兵变

　挥师平定商团叛乱

挥戈东征挫叛军

　梅县的“清官”

　痛悼张民达、廖仲恺

随师北伐

　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

　首战南昌

　王家铺战斗

　佩剑晋见蒋介石

　新编二师代师长

　“四 二”后的抉择

　彷徨武汉，巧遇同乡李世安

　出席武汉国民议会

　出任“铁军”参谋长

　投人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策应南昌起义成功

　“小划子”会议密议军情，采取对策

　收编军校，保住“革命火种”

到敌人心脏里举行暴动

　留在张发奎身边

　接受党的秘密使命

　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加强起义武装力量

　夜半枪声连角起

　转移香港，总结经验教训

　赴苏留学后回国

到中央苏区军委参谋部工作

 挑起办红校和作战两副重担

在长征路上

 拯救被迫害的革命骨干

 率一纵队随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

 衷心拥护遵义会议的决定

 艰难的雪山行

 坚持北上的开路先锋

 巧破张国焘的分裂阴谋

 建议红军北上陕北

驰骋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战线上

 国防会议上的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

 “游击战争战略家”

 平江风波，“必须制裁反动派”

 “叶剑公舌战群儒”

“巧施‘釜底抽薪’之计”，揭露“闪击延安”

 的阴谋，转危为安

离北平前夕．同各界友好人士话别，

 “我们 定会回来的”

中央的“最佳参谋部”

创办华北军大。“得天下英才

 而教之． 乐也”

无条件的和平解放，“战史上见不到，

 咱们今天就见到了”

在解放华南“三个战役”中．

 再展叶剑英的卓越军事才能

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建设军队

 极力支持搞“两弹”

 统 对原子武器威力的认识

 主持辽东半岛军事演习

 正确处理军队建设中的“八个关系”

开拓军事科学研究新领域

 创建军事科学院

 确定工作方针

 建立工作体系

 加强科研队伍

 要有科学态度

 提倡学术民主

 研究学术方法

加强全军教育训练工作

 树立“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思想

 军事训练的总体要求

 总结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领导全军院校建设工作

在十年动乱中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索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社会大动乱升级

 两个“十万人大会”

 面对动乱局势，挺身抗争

 逆流而上，奋力搏击，保持缄默，待机而动

 林彪、江青 伙掀起的“二月逆流”新高潮

 奉命到工厂蹲点，搞调研，关注国际形势

 出席九大，参加例会讨论国际局势

 被“流放”在湖南长沙等地

 出席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接受重大政治任务．

 正确处理军队建设中的“八个关系”

开拓军事科学研究新领域

 创建军事科学院

 确定工作方针

 建立工作体系

 加强科研队伍

 要有科学态度

 提倡学术民主

 研究学术方法

加强全军教育训练工作

 树立“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思想

 军事训练的总体要求

 总结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领导全军院校建设工作

在十年动乱中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索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社会大动乱升级

 两个“十万人大会”

 面对动乱局势，挺身抗争

 逆流而上，奋力搏击，保持缄默，待机而动

 林彪、江青 伙掀起的“二月逆流”新高潮

 奉命到工厂蹲点，搞调研，关注国际形势

 出席九大，参加例会讨论国际局势

 被“流放”在湖南长沙等地

 出席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接受重大政治任务

 “批陈整风”，林彪叛逃，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协助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       

 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         

 参与打开中美、中日关系大门的会谈    

 动乱再起和围绕四届人大的较量      

 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搞好军队建设   

 周恩来逝世，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毛泽东弥留之际，握住叶剑英的手     

革命生涯的最后十年             

 八十诞辰的心愿             

 拨乱反正，为实现历史转折扫除障碍    

 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        

后记

 驰骋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路线上

 “巧施”‘釜底抽薪’之计”，揭露“闪击延安”的阴谋，转危为安

 离北平前夕，同各界友好人士话别，“我们 定会回来的”

 中央的“最佳参谋部”

 创办华北军大，“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乐也”

 无条件的和平解放，“战史上见不到，咱们今天就见到了”

 在解放华南“三个战役”中，再展叶剑英的卓越军事才能

 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建设军队

 开拓军事科学研究新领域

 加强全军教育训练工作

 领导全军院校建设工作

 在十年动乱中

 革命生涯的最后十年

后记

随后，熊略找叶剑英，面授机宜，要他到刘志陆那里做策反工作，以便粤军进攻潮汕时做内应。叶剑英化装成归国华侨到达汕头后，找到了刘志陆部下的一个炮兵连长赖顺成。赖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与叶剑英是同学，都是炮科第12期的毕业生，两人很要好。经过叶剑英的说服，赖同意反正。接着，经赖的引见，叶剑英又认识了另一位炮兵连长。叶剑英又说服了他，也同意率领全连投奔粤军。不久，粤军进攻汕头，这两个炮兵连同时起义，并在叶剑英和赖顺成指挥下，调转炮口向刘志陆的司令部猛烈轰击，有力地配合了粤军攻占汕头的战斗。粤军攻占汕头后，叶剑英带着这两连炮兵，回到粤军部队。

打下汕头之后，叶剑英又奉命前往香港，配合吴铁城、陈策等人策动驻广州郊区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桂军广东护国军反正，以配合粤军进攻广州，驱逐桂系军阀的作战。在叶剑英到达香港之前，吴铁城、陈策等人已做了桂系护国军第二师师长陈得平的策反工作，陈得平答应反正，但他的一些下属军官犹豫不定，急需派人去联络劝说。叶剑英到达香港后，即被派往江门，去做桂系护国军二师的策反工作。二师原驻广东阳江一带，因粤军回粤，被调往江门与粤军作战。该师有个团长叫梁国一，广东中山县人，是广西陆军讲武堂出身。叶剑英争取了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同学、梁国一的堂兄梁鉴熙的配合，做好了梁国一的策反工作。梁国一不仅决定率领全团反正，还答应联络其他团熟识的官兵起义。经过叶剑英、吴铁城、陈策等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陈得平师长终于宣布起义。陈师倒戈后，即抄桂军的后路，向高鹤、顺德、番禺、石滩方向进军，夹击桂军，围攻广州。在陈得平师起义的影响下，大批桂系部队相继反正。护国军第五军军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所部二万余人，于九月下旬在珠江三角洲和广州河南一带宣布独，江防舰队亦为魏邦平控制。在粤军强大的军事进击和政治攻势下，桂系军阀部队被迫向江西和粤北撤退。陈师倒戈后，叶剑英随该部投入驱桂系军阀的战斗，从开平一直打到广州。

叶剑英大智大勇，以其出色的策反工作，为配合粤军回粤，为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920年lO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不久，叶剑英返回粤军，在粤军第一军工兵营任职，工兵营营长邓演达。当时，该营驻扎在广州北较场四标营，这里原是清朝的一个营盘，因多年失修，营房破旧不堪，士兵生活甚为艰苦。叶剑英到该营后，即与营长邓演达多方奔走，在政府和海外华侨的赞助下，办起了第一个军民联营的织染厂，使士兵营逐渐由消费单位变为生产单位，亦兵亦工，自给自足，在粤军中开创了军事训练和生产同时并举的一个先例，受到军界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上书“请缨北伐”  1921年4月，在孙中山的策划与领导下，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这天，广州全市悬旗结彩，工农商学各界团体和市民群众几十万人游行欢庆，锣鼓喧天，旗帜如林。各会馆武术会表演舞狮和各种武术，有的还到总统府表演。孙中山在总统府看到群众这股劲头，赞叹地说：“群众力量多伟大啊。”他十分高兴，还叫副官黄惠龙和马湘两人登台表演武术。黄表演了竹节钢鞭，马表演了八卦剑，孙中山称赞他们说：“你们二人的国术都练得不错，革命军人应该学这些武术。”

孙中山就职后，任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为内务部长兼陆军部长。6月，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9月，孙中山领导的粤军打败了桂系军阀部队，占领广西。两广统一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上，讨伐北洋军阀。但是，一向为孙中山所倚重、身兼多个重要职务的陈炯明，却反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北伐。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县人。此人曾有功于革命、被孙中山认为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可是，自从粤军回粤以后，他就成了广东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蜕化成封建割据的军阀。他为了反对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公开扬言：鉴于中国南北政见不一，孙中山先生暂不就职，即使就职，也尽可以总统名义赴欧美各国作政治活动。妄图赶走孙中山，由他来“主粤”。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独霸广东，极力推行所谓“联省自治”、“地方自治”，还结帮拉派，横行舞弊，人民怨声载道。

陈炯明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叶剑英的无比义愤。叶剑英邀集在广州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的华侨同学张国森、邓炽等20余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请缨北伐。

孙中山总统钓鉴：

乃者大盗移国，粵士自私，近以吾粵市政各局，

抵押自肥，公设娼妓，败坏风气。开烟开赌，毒害人

民。包庇走私，扰乱金融。国家税收，尽入私囊。军

政大权，霸为私有。投靠军阀，卖党求荣。置人民于

水深火热之中，陷国家于危急存亡之时。敬请大总统

先行讨贼，抵定后方，然后北伐，伏乞早曰鞭策，我

等愿做先驱，誓灭国贼，不胜厚幸，待命之至。①

叶剑英起草后，又征求几位同学的意见，最后全体一致通过。大家委托张国森等到邮电局以“快邮代电”发往国内外。

总统府秘书长马君武看到这封公开信后，当即呈报大总统。孙中山阅后，对叶剑英等人的爱国精神，十分赞赏。他亲自批示：“请缨北伐，壮志可嘉，着陆军部校办，全部录用”，并要马君武出面代为接见全体同学。马君武在接见会上说：“你们这些华侨学生，热心爱国，来电请缨北伐，经孙大总统批准，全部录用，由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安排你们的工作。并叮嘱大家，要遵循孙大总统训示，到第一师后要好好训练部队，准备为北伐立功。随后叶剑英回到粤军第一师司令部报到，被分配到第一师的军士教导营担任教官。叶剑英根据邓铿师长的指示，全力做好军士骨干的训练工作，为提高第一师的战斗力做出了贡献。

大总统随员

1921年10月15日，孙中山由广州乘宝璧舰去桂林，筹建北伐大本营。叶剑英被吴铁城、陈策等推举为大总统随员，跟随孙中山到桂林，参加孙中山主持的北伐准备工作。

叶剑英临行前向工兵营长邓演达告别，邓舍不得让他走。叶剑英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追忆道：“记得那年的初冬，我为了要参加北伐的战争，就离开了广州市四标营的工兵营部，那时的工兵营营长是邓择生(即邓演达)。我当时就知道，择生是热血盈腔，极想以其一生的精力，贡献给国家民族的，听说我和他请起假来，很自然地经过一番的挽留，我也费过一番的解释，终于去意极坚，便随孙先生经梧州向桂林北上了。”

P6-9

叶剑英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历史转折的危急关头，总是置个人安危、荣辱于度外，以超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力挽狂澜，捍卫革命的利益。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红军长征路上，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停止北上，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电报到来之时，叶剑英首先看到电报內容，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把电报送给了毛泽东，抢先一步脱离了险境。在粉碎“四人帮”的决战中，叶剑英以快打慢。先于加紧篡夺党权的“四人帮”一步，坐镇指挥，与华国锋等一举擒获王、张、江、姚，随着“四人帮”反革伞集团被粉碎，十年浩劫过去了。

毛泽东生前曾对叶剑英一生所建树的历史功勋给予了高度评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人事不糊涂。”对甘苦共命运的光荣传统。他曾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他一生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去做的。

叶剑英一生牢记人民军队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他为了纪念毛泽东写的《关于纠正党內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发表30周年，曾撰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的文章，文章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里，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解决了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军事领导政治。这些原則是通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来实现的。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决不允许凌驾于党之上，或向党闹独立性。”“关于党和军队的这个关系，毛泽东同志后来形象地概括为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大力培育下，就正是这样一支完全听命于党的军队。在过去，它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在今后．它仍然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叶剑英正是由于牢记人民军队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所以当他见到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便毫不顾及个人安危，毅然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从而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叶剑英看来，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我军永远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从组织上说来，“就是要永远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对于每个党员来说，“根本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同党的关系，党员就是党的工具；要时刻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遵守党的纪律。”

叶剑英在一片赞扬声中，从不谈自己的功绩，从不强调个人的作用。他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总是把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当有些领导同志建议他来主持全党全军的工作，他坚决不受，突出地表现了“不计浮名”的高尚品质。他回顾与“四人帮”这场斗争时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四人帮’外，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一致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多次表彰参与这场斗争的无名英雄，说他们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说，后人问起党的这段历史，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来回答：“无限风光在险峰!”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

总之，叶剑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尤其是在历史关键时刻，总是闪耀着他对党对革命一颗赤诚的心，正如马万祺、张爱萍在赞誉叶帅的诗词中所说的：

“赤胆忠心酬党国，鞠躬尽瘁效先贤。安邦定国传千载，厚德真诚载万年。”(马万祺诗)

“贵一生，赞一生，力挽狂澜天地惊，中华得振兴。赤子心，儒子心，治党治国励治军，人民十亿亲。”(张爱萍词)

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叶剑英的伟大一生》这部书，其中所选用的材料，多半都是我在叶帅身边工作期间的耳闻目睹，叶帅经常在工作之余，给我们忆述他自己的革命经历，谈古论今，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宝贵精神财富，使我们深受教育，终生不忘。

为了把这部书写得更精确一些，我还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反反复复学习和研究了叶帅在各个革命时期撰写的论文(包括军事论文)。还有叶帅在各个时期的报告、讲话、谈话、电文、书信、诗词手迹和学习、工作笔记等。尽管如此，也谈不上十分准确和完善，还有待于实践的鉴别，如果发现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我写这部书的意图，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学习，同时也想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成功咸才的借鉴，展示一个成功咸才的榜样，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叶帅，走好自己革命的人生之路。

时值叶剑英逝世19周年之际，谨以此书作为纪念，以表深切缅怀之情。

回首19年前，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聆听他老人家的亲切教诲，犹铭刻在心。

叶剑英在复杂的革命紧要关头，为党为人民屡建奇功。正如薄老(一波)说的：“叶剑英一生对党对人民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有两件事：一件是长征途中，将张国焘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的‘密电’及时报告毛主席，保证了中央和中央红军按原定方向北上，挽救了党和红军。另一件是粉碎‘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是核心人物，他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薄老还说：“关于长征途中送‘密电’这件事，我记得不是50年代末就是60年代初，毛主席指示我把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出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次。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当我在会议上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毛主席突然站起来对大家说：我送给剑英同志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这两句话，我理解不仅仅是指剑英同志在长征途中送‘密电’这件事。他是从广义上说的，是指剑英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党的历史转折的危难关头，总是忠贞不贰，洞察局势，把握方向，机智勇敢，力挽狂澜，对革命事业一再做出重大贡献。”

薄老举例说，1922年6月16日，窝藏祸心已久的陈炯明公开叛变，炮轰总统府，在孙中山广州蒙难55天艰苦的日子里，叶剑英毅然与陈炯明决裂，挺身而出，率部誓死保卫着这位民主革命的领袖——孙大总统。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关键时刻，叶剑英毅然与蒋决裂，通电反蒋。1927年7月，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划南昌起义的紧要关头，叶剑英洞察其奸，他获悉汪精卫、张发奎密谋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加以逮捕，阻挠起义，火速下山通知贺、叶，并通过“小划子”会议，商量对策，保证起义顺利进行，取得成功。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汪精卫传令张发奎派兵追赶，企图把起义军消灭在南下的途中，在此关键时刻，叶剑英向张发奎“献策”，力主不追，结果保证了起义军顺利地开往广州，准备参加广州起义。叶剑英不仅仅这些例子，还有很多，如西安事变，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再度合作；辗转奔波为抗战，身居虎穴，“舌战群儒”；顽敌重兵压境，延安危急，巧施“釜底抽薪”之计，转危为安；在北平军调部谈判斗争400天，不辱使命，胜利而归；等等。在这些重大历史关头、关键时刻，叶剑英曾经有多少惊涛骇浪，遭遇多少迷雾暗礁，但他始终能够把握正确航向，大智大勇，一往直前，化险为夷，做到“大事不糊涂”。

“大事不糊涂”，典出宋史。宋太宗称赞其大臣吕端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所谓“小事糊涂”，是在个人利害得失方面不在乎，不计较，不耿耿于怀。所谓“大事不糊涂”，是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大事面前，则心明眼亮，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是非分明。

宋代的吕端能做到“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难道跨世纪的革命者还能成问题吗?我们应该向叶剑英学习，像他那样，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决不退让。这里一个关键在于“忘我”。只有“无私”，才能“无畏”，一事当前，首先考虑的是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利益， “大事不糊涂”，而在个人利益上不计较个人得失， “小事糊涂”，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英勇拼搏，不断取得胜利。

叶剑英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长达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以他90岁的高龄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以他非凡的革命胆略为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振兴，鞠躬尽瘁，奉献了光辉的一生。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了党、为了国家和为了人民做出的特殊贡献，创立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叶剑英的崇高品德和伟大业绩，需要更多的专著来反映和记叙，流传后世。在1995年《叶剑英传》出版以后，我反复认真地读了和探讨，觉得叶剑英一生有很多光辉业绩和他的崇高品德是我们永远学不完用不尽的。我本着学习再学习的精神，利用近六年的时间撰写了已出版的《我陪叶剑英走完最后十七年》、《爱书元帅叶剑英》和本书《叶剑英的伟大一生》。

本书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得益于许多领导和同志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同志的真挚感情。在此，我表示真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