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立文化强国，展示绚烂的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云南当是此中的一支劲旅。

文化，人类社会实践中所获得、创造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财富的文化，是推进社会的原动力。国强大于经济，伟大于文化。本丛书，为云南文化建设，丰厚文化累进的积淀，为保存云南的文学资料，满足读者和研究者对它的需求，既积极筹措编辑百年前的先贤名篇，又见于现当代更多投入民族解放运动走出三迤的滇人，或以此为第二故乡，乃至最终安息于此的外来人士所写滇的部分原著。就目前条件，它以最大的包容性，呈现出近百年新文学运动在三迤百花齐放的姹紫嫣红。它并非一般的作家选集，除个别特殊情况，是每位一本。深为多产、涉及多种文学样式、更为苦于生计治印的闻一多、冬日无衣御寒的朱自清这样的大家，未能留下一本于滇的书面文本所遗憾。丛书所选所编为作者最具代表性、不同文学体裁及其与滇迤相系的人文基因且具作家思想、艺术个性的作品。对这些作品应历史唯物地正视、珍视它们有过的不同影响。

本书为宣伯超，李寒谷著的《迤西集/云南文学丛书》。

宣伯超，李寒谷著的《迤西集/云南文学丛书》系《云南文学丛书》之一种。该集主要选择了我省滇西方向两个少数民族作家（白族宣伯超、纳西族李寒谷）的部分中短篇小说，合为一集，曰”迤西集”。该二人皆为20时间二三十年代即活跃于我国文坛的作家，其作品立意深远、主题鲜明，多将笔触深入到底层人民之中，状写他们的疾苦和欢乐，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思想性。

宣伯超卷

 云岭牧歌

 割麦的早晨

 示众

 碧罗山下

 雪原故事

 母亲

李寒谷卷

 三仙沽之秋

 寸五娘

 狮子山

 雪山村

 虎跳岩

 劫

 三月街

 诉讼

 变

妇人们吃完水，靠着坡脚，重新包一包头上的纱帕，那中年男子抽下腰带上插着的瓦陀螺静静地坐着吸烟。

汪增福和小梅他们这群年轻人，虽然在歇气的时间，好像没有感到疲乏似的，仍然很高兴的玩闹着：

有一个叫作阿腊妹的姑娘，到水塘边吃完水，甩一甩手上的水滴站起来，想走拢靠在坡脚的那两个妇人去。正在水边蹲着吃水的小梅，却连忙站起来，轻脚轻手的追到她背后。

“招……呼！”还蹲在水塘边的一个女子在警告阿腊妹。

阿腊妹刚想转回头，已经被小梅拦腰一把抱住。阿腊妹竭力在挣扎，但气力始终敌不过小梅，被小梅一摔就摔翻在地面上。

小梅正高兴得弯起腰“哈！哈！……”地笑着，蹲在水塘面前的那个姑娘，突然跑上前又把她抱住，两个人就又扭做一团。

这个用尽气力使那个的身子稍微倾斜了一点儿时，那个必定又死力地挣扎着恢复了身体的平衡，再鼓起气力想把对方摔跌下去。两个人的头发揉得非常蓬乱，脸也挣成通红，但仍然谁也没能把对方摔跌下去。

汪增福和另外那个青年却在旁边很着急的喊叫着：

“喂！喂！小阿顺要跌了！赶快使力！赶快！……”

“绊小梅的右脚！绊小梅的右脚！哦！哦！……咳！又不对了！……”

“招呼！招呼！小阿顺！招呼你的左脚！……喂！……喂！……”

小阿顺不防的时候，被小梅把她的左脚一绊，便一跤摔倒在地面上。小梅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越发高亢和尖锐的狂笑起来。

汪增福也乘小梅不防的时候，拦腰把她紧紧地箍住。小梅大约因为笑得太多的缘故，力量有些胜不过汪增福；但也挣扎了一会，才被汪增福摔倒在草地上。

阿腊妹忙跑到水塘旁边站着，准备好逃跑的姿势，然后大声笑着说：

“嗨！小梅给汪增福做媳妇最适合不过，给气力小些的一个，将来她会打老公呢！”

阿腊妹一说完就转身跑掉了，小梅跟着追上前去。到了西面坡口，小梅一把抓住阿腊妹的衣领，正准备要抓她的胳肢，吃烟的那个中年男子却已经吃完了烟，把瓦陀螺插在腰间的带子上，催促他们：

“走了！走了！不要闹了！时候不早了！”

小梅把阿腊妹放掉了。两个人一面喘着气，一面到坡脚把柴背挣起来，一群人一贯的绕出了西面的坡口。

由坡口转过右手边，是一个连接着一个的小松坡，他们匀整的脚步，沉重地踏着坡上的夕阳和松树的阴影。

钻出了最后的一座小松林，对面忽然露出一架险峻的大山。白亮的像巨蟒似的金沙江，在山脚下咆哮着；江这面是格鲁村——一条弧形的山弯，拥抱着疏落地散布在胡桃和棕榈树中间的四五十户人家。

当他们逐渐走近村子的时候，汪增福突然用坚实嘹亮的嗓子，高唱起曲子来：

阿小妹——月亮团圆——十四——五——

姊妹团圆——今晚——辰——

晚辰：

增福爹静坐在他家茅草房中间的火塘旁边吃烟，火塘上炖着一壶开水，泡沫和热气不住地由壶嘴喷出来。

他嘴里含着瓦陀螺，灰暗的眼睛凝视在火塘上，等瓦陀螺里已经没有火花的时候，“吧！”的一吸，瓦陀螺重新闪着火光，他嘴里也冒出一股青烟。

这样静坐了好一会儿，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了：栏里的牛还没有喂水！

“增福！增福！”

增福已不知跑到哪里去啦！

“咳！这娃娃！……”增福爹一面感叹，一面站起来提着水桶走出了低矮的大门。

P16-18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郑振铎（1898—1958）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套《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中，一本以北京大学在校的李广田（1906—1968）、卞之琳（1910—2000）、何其芳（1912—1977）他们“一块儿读书的地方叫‘汉花园’”之“汉园”命名的诗集《汉园集》一面市，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这三位风格各异、互为欣赏的诗人，后被人们称之为“汉园三杰”。

这里，不是事后，是事先，我们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云南文坛的三位前辈宣伯超（1912—1989）、李寒谷（1914—1952），还有腾冲的回族作家白平阶（1912—1995），几经战争、动乱等等原因，散落难寻，无有选择地将他们的小说遗作全编于此，则命以《迤西集》出版。

不想，白平阶亲属在出版授权给我们时，同时也授权给了别的出版社，为此，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由三人集成了二人集。

现在存留于此的二位三迤前辈作家，既非同窗好友也非相识相知，宣伯超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鹤庆之汉族，李寒谷原籍属丽江石鼓的纳西族，是云南两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两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他们都是三迤之迤西人，《迤西集》的出版，不论出版后的实效如何，它都是云南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碑记。

云南，地处西南边沿，古代曾是充军之地，它虽非过去惩治流放者的满目荒凉的不毛之地，但重重山，重重水，也是重重关，道道锁，与外隔绝的自囚。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的“护国”“五四”，尤其是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滇军在台儿庄大战之大纛，战争促使各地人口的流动、汇聚，三迤也成了大后方战略、文化的要地。以上两位过去被称之为乡土的作家，也是在如此时代的、人文的背景下所崛起的本土作家。

这二位之中，宣伯超年龄最大，是位主要从事教学育人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终生不弃的业余作家、书法家。早在读中学时，十几岁就在《市政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文，一九三三年，读云南大学时，二十一岁的宣伯超就与范义田、王应岐等合办过刊物《南荒》，创作的诗文多多。然而，目前，只从北京找到一本盖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印章的，“黎明社”发行的《云岭牧歌》，内中署有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月重写、改写字样的，想是作者编辑出版此书之前，对内文做过一番整理，作品原来的写作日期、刊载的报刊，则无从查找了。幸好这本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小说集，保存下他的《云岭牧歌》《割麦的早晨》《示众》《碧罗山下》《雪原故事》这五篇小说。否则，后来的滇人，是无法认识这位本土作家的。集外的，除《母亲》，得感谢从事云南文化研究的本土专家余嘉华先生，是他帮我们联系上宣伯超的男女公子，拿出作家在解放前夕写的这部手稿。因为，内战时云南当局的龙云（1884—1962）反蒋，地下党也建立了若干武装根据地。小说写了一对背叛旧式家庭的兄弟，在省城参加反蒋的进步活动，多次被捕，在特务的迫害中，身心俱受到摧残，家庭也施压，母亲却相信“你们想做的事当然是很对”的故事之伟烈，却从日常生活的平凡中凸显出慈母心。无有一句说教，颇动人，很不容易。它是在云南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家在地下写的私房话。解放后，作者也许是谨慎，也许是谦虚，也许是看到自己的作品与兴旺的工农兵文艺不同路，才一直压在箱底，至死也未拿出来，六七十年后在此印出，它能说明什么，就让它说明什么吧！

从这几篇作品写作的熟练程度看，作者对创作的投人，绝不可能仅止于这几万字的小说。其他的，散落、淹没何处，无从得知，战争、离乱中的叹息，只有随着流逝的岁月而去。可是，仅从这五篇作品看，作者真是三迤很道地的乡土作家。《云岭牧歌》之“牧歌”，其实并非一幅田园图画，作者特称“牧歌”，也许有反讽之意。半封建的中国农村，包办婚姻拆散的良缘，以致女方殉情的悲剧，在那个时代，比比皆是。但作者将三迤的地方特点融入那个时代普遍的封建性之表现，作者除了受一些小说重描写轻叙述的影响，开头部分还可以简洁一点外，整体是很动人的，是对封建的有力控诉。《示众》的春风嫂饥饿难耐、借贷无门，她在人家收割过后的田里拾穗的一点谷子都被田主没收，她拿了一束谷秆就被抓去示众，在皮鞭乱抽的威吓下，要她在乡亲们面前说“做人莫学我偷谷子”的惨象，及《雪原故事》因收租的要来，怕牦牛虏虏被拉去抵租，孩子农补疵里便把它拉出去躲租，却被高原的暴风雪所吞没的人世图景，其生产关系的尖锐冲突，都是当时中国农村、三迤农村最真实的写照。

其中的《碧罗山下》，结构上显然受电影“蒙太奇”的影响，颇似一部电影的分镜头剧本，由此也可以认识那一代作家在艺术上的探索。

在这三位之中，李寒谷也像云南早期的柯仲平（1902—1964）、陆晶清（1907—1993）、张天虚（1911—1941）、马子华（1912—1996），乃至中国新音乐的先驱聂耳（1912—1935）这些云南走出去的人才和天才。

李寒谷出滇到南京、北平读完高中，曾与陆万美（1910—1983）、张天虚、浦琼英——即后来称“卓琳”（1916—2009）的邓小平夫人等在宣武门外教场头条的“云南旅平学会”所办的补习班，一九三三年考人北平中国大学，与后来同样成为名作家的王西彦（1914—1099）等在同期同班的国学系。在校期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火爆的年月，他既为勤工俭学，也为自己爱好文学创作之需，一面读书，一面在报馆见习编辑工作，业余不断推出新作。他曾投入“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王西彦等参与组织“文艺青年协会”，后与“平津青年作家救国会”合并为“北平文艺青年救国会”，为领导成员之一。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之际，他大学毕业。既不是那么容易上前线，也无须找去处逃难，他选择了回滇，在昆明昆华中学任教；同时与周辂（1914—1995）等合作，主编了《文艺季刊》，并创作、发表了大量诗文，为抗战呐喊、鼓舞。可是，好景不长，仅一年后，严重的风湿病，逼得他不得不回到金沙江边三仙姑的山村调养。但他不仅仍然笔耕，而且忧心家乡孩子的教育，献地筹款，创办了三仙姑小学。年仅三十八岁病终。依照目前年龄分段的界线，此时他还是一位小青年，是位远远未能实现他文学理想的人才。

从目前能找到的他的作品，最早的是他一九三四年，也是他二十岁在北平的《文史》公开发表的《三仙沽之秋》，日后相继在平、津、沪的报刊所发表的作品，也该创作于这一时段。毫无疑问，他是走出云南的现代文学最早之碑记。然而，他生前没有出版过作品集。十八年间，从他至死都未停笔的状况看，也不可能仅仅写过这么九个短篇。可是，这几个短篇，除了应该感谢《丽江文化系列丛书·李寒谷文集》主编和钟华的搜集，有的还是故友在北京的图书馆，在复印还不普遍时，一字一字手抄下来的。它的来之不易，也不能不想到那许多还找不到的文本之可惜。

和在前的宣伯超一样，将李寒谷同样定位于“云南乡土作家”，也是不错的。他身在北平，所写的却全是故里，不仅是云南，具体的，就是他丽江石鼓的三仙姑周围的故事。开笔的《三仙沽之秋》之“三仙沽”的“沽”字，也只是替换“姑”字的同音字，以示它是艺术创作，而非纪实。往下，行文中，石鼓、虎跳岩等，也就不用什么同音、谐音字了；艺术创作之中未必没有纪实，纪实之中未必没有艺术创作。但他的“乡土”，已非民不聊生、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之写实、揭露，而是从清末到民初的乱世之中，当局伤天害理、虎狼当道、层层贪腐、层层勾结，既钩心斗角，又狼狈为奸，军亦匪，匪亦军；官亦匪，匪亦官，他们来来去去，百姓终年、终月、终日都在披着各色各样人皮的人兽下，遭其洗劫、鱼肉。官逼民反本是自然的规律，但今日，早已不是封建王朝下可以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义，中国现代的，哪怕是腐朽的，也是有大规模、严密的，维持其残喘的国家机器，没有正确的信仰、理论、组织，全靠小农经济体制下个体的自发反抗，自身的乱象和失败的悲剧，也是必然。但是，作为小说的反映，虽然有些过多的风景描写之“美”，有时与其内容并不和谐，但其细节描写的真实、生动，提供的认识作用也是深刻的。《诉讼》中，官家的一方，为了制造诉讼中的假证，活活弄死一家父子二人做证物，看来惊心动魄。《变》写到一九三六年中央工农红军甩脱穷追不舍的蒋介石（1887—1975）的追兵，贺龙（1896—1969）将军在石鼓挥师西渡金沙江，李寒谷写到此时他在金沙江边的乡邻时，有钱人是收拾细软“逃难”，穷苦百姓则喜见天“变”要翻身。这在当年，作者的真知需要多大的勇气，才得以如此的表达！

世上，不受时代局限的人与文是不存在的，包括一些伟人和某些经典作品，《迤西集》的两位作家自然无法例外。就是他们二位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差异和差距。但他们乡土感情的深沉与表达，历史的过去，也是今人无法可以替代的。二位的笔下，不时都会以方言表述，除了原先有注的，这次也不宜再加新注了，这里最早发表的作品，距今已八十多年，当年人们都可以读懂，何需担心今日的读者智力反会衰退，读乡土者，闻此乡音，当更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