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的散文创作与诗创作几乎是同时起步的。教育是泰戈尔散文重大题材之一。泰戈尔有关教育的论述至今具有现实意义。白开元编著的《泰戈尔笔下的教育》是从孟加拉语《泰戈尔全集》和三卷本英语泰戈尔作品中选择编译的。相信本书对我国教育界研究泰戈尔教育思想有所帮助，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泰戈尔把发展民族教育事业视为一条重要的救国之路。他强调学校应是一方净土，在他创办的学校中着力建立超越金钱的全新师生关系。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他极为重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立了独特的教育方法。他对教育的精辟论述，至今不乏现实意义。

白开元编著的《泰戈尔笔下的教育》对我国教育界研究泰戈尔教育思想有所帮助，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译者序

初入学堂

记忆中的师范实验小学

学习英语

在家里学习

在英国留学的日子

鸟巢里的教育

初等教育

自由的教育

重提老问题

科学协会

再谈科学协会

历史书籍

历史故事

教育的载体

教育方法

教育和目标

民族学校

教育问题

教育的弊端

《教育的弊端》引发争论

教育改革

教育运动的序幕

大学议案

学生的隔离服

印度教大学

宗教教育

圣蒂尼克坦的老师们

国际大学

梵学书院

图书馆

在北海公园对少年儿童的讲话

在北京英语教师联合会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

对北京大学学生的讲话

在上海贝纳斯夫人家中谈儿童教育

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在莫斯科和小学生就教育进行座谈

初入学堂

我们三个男孩①是一起长大的。两个伙伴比我大两岁。他们师从马达波昌德拉，按部就班学习的时候，我也已开始读书，详细情况现在记不太清了。

记得当时吟诵的一句诗是：细雨霏霏，树叶战栗。那时节，我头顶着“玻、坡、摸、佛……”等字母的风暴，刚刚登上彼岸。“细雨霏霏，树叶战栗”，是我今生读到的第一首诗。后来每当记起当时是多么快乐，我就深刻地感到，诗为什么需要韵律。诗句押韵，诗读完了，却意犹未尽。诗的内容表达完了，却依然余音绕梁。诗意以韵律与耳朵和心灵继续做游戏。那一天，在家里走来走去，我满脑子是“细雨霏霏，树叶战栗”的意境。

童年时代的另一件事，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扉。我家有一位老账房，名叫格伊拉施．姆卡吉，他跟我．家的亲戚一样，非常幽默，和我家每个人开玩笑。新女婿初次登门，他总是充分发挥诙谐的才华，把人家推进尴尬的境地。传说，他死后，他的幽默感有增无减。过去，我家长辈喜欢使用制图仪器，与亡灵对话。有一天，他们用圆规的铅笔芯画的笔迹中，出现了格伊拉施·姆卡吉的名字。于是问他：请告诉我们，你居住之地的民风如何？传来的回答是：你们活着想骗我告诉你们我死了所知道的一切，别做美梦！

小时候，正是那个格伊拉施·姆卡吉以极快的速度，朗诵一首很长的儿歌，博得了我的欢心。我就是儿歌中的男主人公。儿歌浓墨重彩地叙述的一位女主人公，在不远的将来，像我希望的那样，毫不踌躇地走到我身边。这位迷醉世界的姝丽，以容光照耀着守望者的命运。听着，听着，我的心被那种情景迷住了。从头到脚，她戴的价值连城的首饰，他一件件细细叙述。接着讲述男女主人公相会的缠绵情状，不少理智的成年人，听了也会怦然心动。我这个少年更是热血沸腾，眼前看到的是色彩缤纷的奇特的欢乐场面。之所以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不停地快速朗诵诗句和抑扬顿挫的节奏。少年时期，品尝文学趣味浓郁的作品的情景。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另一首儿歌的两句诗：噼里啪啦下大雨．河里波涛汹涌。这首儿歌简直就是我儿童时代的《云使》①。

此外，第一天上学的情形，也记忆犹新。有一天我发现，哥哥和年长的外甥苏笃波拉萨特上学去了，可我还没有被认为有资格上学。除了放声大哭，我没有其他宣传我也有上学资格的良策。在这以前，我没乘过汽车，也没有外出过。苏笃波拉萨特每天放学回来，极其夸张地讲述上学和放学路上的所见所闻，弄得我再没有心思待在家里。我的家庭教师为了扼杀我上学的热情，用学校暴戾的教鞭吓唬我，说了句后来被证实的话：现在你哭着要上学，日后你为了不上学，哭得更凶。那位家庭教师的姓名和模样，无论怎样搜索记忆也记不起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那一针见血的话和那条可怕的皮鞭。今生今世，我还没有听到过像他那种灵验的预言。

凭借眼泪的力量，我终于提前进了东方学校。记不清楚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但学校里惩罚学生的高招，依然记得。哪个学生背书结结巴巴，就勒令他站在长凳上，平直地伸出两条胳臂，两摞写字板压在他的两只手上。小学生娇嫩的身体和脆弱的心灵能否培养出承负如此沉重的石板的能力，是值得心理学家研究的课题。

就这样，幼小的我开始读书了。最初，我阅读仆人们爱看的几本书，踏上文学的探索之路。其中最重要的两本，是贾诺卡创作的诗歌的孟加拉译本和葛里迪巴斯改写的《罗摩衍那》。我至今记得某一天读《罗摩衍那》的情景。

那天天空阴云密布。我在外宅甬道旁的游廊里玩耍。记不清因为什么原因，苏笃波拉萨特为了吓唬我，突然大叫起来：“警察！警察！”关于警察的职责，我大致有个印象。我知道，认定某人是罪犯，把他交到警察手中的话，那么，就像鳄鱼用锋利的牙齿咬住猎物，消失在深水里那样，警察拧着不幸的犯人的胳膊，消失在高深莫测的警察所，是他们的天职。想不出什么办法，能让我这个无辜少年免受那种残酷的处罚，我撒腿就往内宅跑去。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这种无根由的恐惧，诱发了我满背的鸡皮疙瘩。一见母亲，我向她报告了我的危急处境，她没有露出特别忧虑的神色。可我觉得外出很不安全。外祖母和一位远房婶婶正在读葛里迪巴斯改写的《罗摩衍那》。我把这本云石纸(Marble paper)封面已经污渍斑斑、书角破损的书抱在怀里，坐在母亲卧室的门口读了起来。前面是内宅环围花园的正方形游廊，从布满阴霾的天空，下午暗淡的日光费力地挤进游廊。见我读到《罗摩衍那》中悲伤的故事，扑簌簌落下眼泪，外祖母硬是把书从我的手中夺走了。P1-4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印度大文豪。他从八岁开始练习写作，一直到逝世前口授最后一首诗《你创造的道路》，创作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为后人留下五十余部散文集。

泰戈尔的散文创作与诗创作几乎是同时起步的。泰戈尔十四岁那年在文学杂志《知识的幼苗》上发表第一首诗《野花》。不久，他以稚嫩的笔写就的处女作散文也在该杂志上发表。1941年，泰戈尔逝世前三个月，发表最后一篇重要散文《文明的危机》。散文创作也贯穿他的一生。

教育，是泰戈尔散文重大题材之一。

纵观泰戈尔漫长的一生，除了文学创作，推广合作社和建校办学，是他两项重大社会实践活动。

泰戈尔有关教育的论述至今具有现实意义。

泰戈尔认为愚昧无知是国民贫穷的根源，他把发展民族教育事业视为一条重要的救国之路。他痛恨殖民当局从政治需要出发，推行培植奴性的教育制度。他痛心地指出，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死记硬背殖民当局审核的教材，一心想当上文书、听差、管家、律师，或在政府部门中谋得一官半职，只顾自己过上舒适生活，对广大贫苦民众冷若冰霜。泰戈尔反其道而行之。他创建学校，一开始就尽力让学生“懂得什么叫为民造福”。他分析严酷的社会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使教育制度有利于为印度造福，印度的民族学校应摆脱(殖民)政府的统治。”

从1901年开始，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实施他的教育计划，他发现现有教材不适宜孟加拉儿童，便亲自动手编写了几套由浅入深的教科书，这些书后来被其他一些学校所采用。由于资金不足，缺少教职人员，他不得不亲自为学生上课，甚至要为学生张罗餐具、卧具，安排他们的食宿。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孟加拉语著作的稿酬，以及圣蒂尼克坦的土地、房屋全部捐赠给学校。学校急需经费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卖掉作品的版权和妻子的首饰。泰戈尔打破排除殖民当局对民族教育的限制，揭露殖民当局以高薪为诱饵，从民办学校挖走优秀教师的卑鄙伎俩。他克服重重困难，为印度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呕心沥血发展民族教育的无私奉献精神令人敬佩。

泰戈尔创建的静修林般的学校，是一方净土。他倡导一种全新的师生关系。他强调学生和教师，不分贫富，应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人。他深情地说：“师生关系，应该是非常纯真的。给予知识，接受知识，双方之间的桥梁，是尊敬和慈爱。没有情谊的纽带，只有交易的关系，那么，接受知识者，是不幸的；传授知识者，也是不幸的。”但有了“师生充沛的情谊，教育事业，能像健康机体内血液流动那样，向前发展。”泰戈尔触及本质的睿智见解，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极少数人至今把教育当作挣钱手段，把学校变成商贸机构，巧立名目胡乱收费，甚至贪污犯罪的丑恶灵魂。  泰戈尔的倡导的教学方法，独树一帜。

泰戈尔自幼对印度旧式教育制度深恶痛绝。他称采用填鸭式的授课方式和死板的考试模式的小学，是“教学的工厂”，是高墙环围的“监狱”。学生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钟，死记硬背老师机械地传授的知识，笔记本的三四页“写满从机器里流出来的话”，到了考试的时候，把囫囵吞下的话吐出来，写在试卷上，有个及格分数，就心满意足了。旧学校的学生不爱动脑筋，只会重复书本内容，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社会问题鲜有独立见解，人云亦云，是只会重复主人的话的“鹦鹉”。

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泰戈尔认为，“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是人生旅途中两种宝贵资本。想成为人才，这两种资本缺一不可。”“小时候不注意培养，走上工作岗位，它不是唾手可得的。”但干篇一律的旧式教育内容，一刀切的考试方法，想要高分必须接受的标准化的答案，造成了学生僵化的思维定式，“堵塞了通往形象思维王国的道路。”

泰戈尔认为，人的想象力必须在儿童时期培养。因为儿童的心灵稚嫩，好奇心旺盛，感觉能力极为强劲。这时候，应让儿童走出与生活脱离的课堂，生活在“大地母亲的慈怀中”，在云彩和阳光的游乐场，在寥廓的天空下做游戏，感受自然的千姿百态和无穷变幻。无垠的天空，浩荡的长风，苍翠的树林，对他们来说，重要性绝不亚于书本和考试。与此同时，开设音乐、绘画、舞蹈课程，创造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学生无拘无束地作画，唱歌，跳舞。“在形象、趣味、色彩、馨香、画面、旋律的熏染下，让他们的童心像百瓣莲花一样怡然绽放”。泰戈尔和其他艺术家写诗、谱曲时，总让学生簇拥在身边，谛听发自作家内心的新鲜的诗作和乐曲，不知不觉汲取无形的艺术营养，最大限度地释放潜藏于人性深处的想象力。

缺少想象力的学生长大以后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一如既往地循规蹈矩，不敢跨出陈旧规则的樊篱，便不会有创新的勇气和能力，不可能在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上有所作为。自古到今，所谓创新，所谓变革，本质上就是敢想敢为，就是标新立异，而想象力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动力。没有想象力，创新变革恐怕就是一句空话。

泰戈尔是自然之子，对自然的眷恋使他在十三岁那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断然决定不上学，与他憎恶的牢房般的学校一刀两断，走上自学之路。他广泛涉猎家里收藏的梵文、孟加拉语、英语名著，一拿到优秀之作便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阅读，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同时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社会现实，精心选择题材，进行文学创作。他的五哥乔迪宾德拉纳特既是兄长又是导师，从不因他年幼而小觑他，而是耐心细致地对他讲解孟加拉诗歌的韵律，和他一起分析他稚嫩之作的不足之处，把修改过的习作在家中办的杂志《婆罗蒂》上发表。兄长的真诚帮助和指导，给予他极大鼓励，使他逐步登上不同门类的文学巅峰。1913年，他把自己的一部孟加拉语诗歌译成英文，取名《吉檀迦利》，介绍给西方读者，大受欢迎。他因这部诗集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假如他的家庭不民主不开明，逼迫他改弦易辙。假如他不敢抗命，对长辈言听计从，按部就班地学完高中课程，进入大学深造，继而到国外镀金。凭他的高智商，他学理工绝对可成为一名卓有建树工程师。学文科完全可以成为一名赫赫有名的律师，或在仕途上前行，登上殖民当局允许印度人登上的最高的行政职位——县长的宝座。果若那样，历史就得重写。所幸的是，那一切没有发生。因为，他的选择得到了家人的尊重，使他从旧教育制度的桎梏中得到解脱，兴趣得到充分扩展，想象力得以自由驰骋，从而写出大量名篇佳作。即使在本书关于教育的文章中，泰戈尔也轻车熟路地采用拟人手法，营造幽美神奇的意象，把他的论点阐述得极为生动，具有说服力。如：“孟加拉人的心殿，燃烧着愿望的祭火。熊熊火焰中，冉冉升起手持祭品的民神。”形象地表现了全体孟加拉人民创建自己学校的喜悦心情。关于梵教，泰戈尔写道：“我们看见它从信徒的生命之源流淌出来。它不是水坑，不是石堤环围的池塘，它是在岁月之野上奔腾的江河，它有流动的姿态，有一往无前的气势，让新时代啜饮自己的甘露。”诗人以“岁月之野上奔腾的江河”这个奇丽意象诠释抽象的梵教．既能为人接受，又给人以美的享受。追根溯源，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非凡成就，来源于儿童时代兴趣的温室里培养的无羁的形象思维能力。这可以说是对当今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无声的提醒：尊重保护你孩子的兴趣吧，它是培育你孩子未来骄人成就的沃土。压制孩子的兴趣，等于断送他的美好前景。

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努力，泰戈尔把在圣蒂尼克坦创办的只有五六名学生的小学逐步扩建成一所大学和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之所以有如此巨大变化，与泰戈尔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有直接关系。泰戈尔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为印度争得了荣誉，各国文化界人士不由得对印度刮目相看。泰戈尔应邀频繁出访，与各国政要名流广泛接触，共商文化交流的途径和措施。他从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捷克等欧洲国家获得的大量赠书，为国际大学开展西方学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应泰戈尔的邀请，包括希尔芒雷维、安德鲁斯、皮尔逊在内一批西方学者，到国际大学开课或从事印度研究。东西方学者的荟萃，赋予圣蒂尼克坦无可争议的国际属性。

国际大学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座醒目的里程碑。

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杭州等地发表讲话。回顾中印两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表达疏通蔓生着忘却的荒草的友谊大道的热切愿望。他还在北海、北京大学、北京英语教师联合会举行的欢迎会和上海贝纳斯夫人家中，就教育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真知灼见。经过多年不懈努力，1937年，在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立了唯一的外国学院——中国学院。圣雄甘地在致泰戈尔的贺信中，祝愿中国学院成为生机勃勃的中印关系的象征。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在致泰戈尔的贺信中说，在历史的黎明时分，具有灿烂文化和和平发展的悠久传统的中印兄弟两国，应在世界之剧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揭幕仪式上，泰戈尔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印度》。泰戈尔为之倾注大量心血的这所学院，为印度培养了许多汉学专家，至今是印度汉语教学中心。

毛泽东主席创建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国著名学者谭云山先生，担任中国学院首任院长。圣雄甘地在致谭云山先生的信中，称谭云山先生为筹建中国学院所作的不懈努力，极其珍贵，并祝愿中国学院获得丰硕成果。通晓梵文的吴晓铃、金克木先生先后来到国际大学任教。国际大学接待过徐悲鸿、徐志摩等中国著名文化使者。徐悲鸿作为访问学者在国际大学一年期间，为泰戈尔所作的经典画作，被多部中文版泰戈尔诗集用作封面，影响共广。

周恩来总理1957年应邀访问印度，特地前往国际大学参观。他在欢迎大会上赞扬泰戈尔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本书编译过程上，孟加拉语作品中遇到的问题，曾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专家萨拉乌汀(shalauddin)请教。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感谢。希望拙编能对我国研究泰戈尔教育思想有所帮助，对我们的教育改革有所启示。译者的孟加拉语、汉语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不当之处，欢迎外国文学研究者和读者不吝赐正。

白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