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戏篓子”
朱旭终于实现了离开家的愿望，随着哥哥到北京上中学，住在西城的公寓里。离开家，离开父亲严厉的管束，他像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无时无刻不在雀跃着，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那时北京的京剧和曲艺，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见大人小孩随口哼唱着。朱旭虽然才十几岁，但是可称作老京剧迷了，他家住在唐山时很少有名角到那儿去演出，他只能从高亭公司、百代公司出的唱片里听马连良的《甘露寺》《借东风》等名家名段。到了北京等于到了京剧胜地，他很少再听留声机唱片，直接到戏园子听角儿们唱了。
京剧的戏园子大多数都集中在前门大街一带，他住在西城，路程很远，为省下车钱买戏票，经常步行到前门，吃不吃饭都无所谓，只要看见名角的演出，疲劳和饥饿都不在话下。虽然京剧并不是由北京土生土长出来的，经徽班进京后吸收了汉剧等地方剧种，丰富了它，才在北京生根发展起来的。可是人们都认定要学京剧，要看好的京剧必须到北京来才算是正宗的。北京也确实是好角云集，好戏连台。马连良的“扶风社”虽是朱旭最喜欢的，但票价太贵，也只能偶尔地听一次，接触愈多，他愈来愈成了名副其实的戏迷。每逢节假日他总要去听上一两出好戏。特别是对叶盛章的“富连成”、尚小云的“荣春社”，这种著名的科班戏比起名角大牌的票价便宜很多，很适合学生的经济条件，而且这些大牌科班也经常有名角唱，挑大梁的小角都是刚出科的尖子，较着劲的唱难度高的戏，也只有他们常上演大戏班不演的老戏，而朱旭又格外地欣赏这些传统老戏，几乎每一出都在他心里生根扎底，只要听一句唱词，看一眼场面就知道这是哪出戏。朱旭自称是“戏篓子”。
北京的文化生活对他这花季之年的人更有吸引力。他开始对通俗易懂有着浓厚民族色彩的曲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西单商场是集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地方，也是客流量最大的地方。商场里除了卖服装、食品、烟酒等杂物外，还有修理手表、留声机、无线电和卖逢年过节妇女戴的绢花绒花、化妆品等，绸缎店、咖啡店、冷饮店也随处可见，非常繁华。商场的旁边是日本人经营的大百货商场，叫高岛屋。这是东京首屈一指的著名商场，都是从日本进口的衣、食、用品，琳琅满目。西单商场也是娱乐场所比较集中的地方，拉上一块大白布做银幕，台下就是一排排大木头的长板凳，四周墙壁用薄板搭成的，也不严实，刮大风的时候它被震动得微微晃动着，大白天的屋顶还漏光，美其名日“电影院”。如此简陋的电影院看的人还不少，多数都是小学生下了课，拎着书包就来看电影了，主要原因是便宜，没有固定放映时间，随到随看。好像观众也不要求知道来龙去脉，进来了碰到演什么就看什么，15分钟看一场，到了15分钟立刻停止放映，场灯亮起来，有人拿着柳条编的小笸箩到观众面前收钱，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下面放的电影更精彩，接着看的再交五分，不看的请退场!”
本分的人掏出五分钱放进小笸箩里，不本分的人不愿再掏钱，可还想继续往下看。往往这时经营者和观众不是吵嘴就是动手打架，不文明的行为经常出现，什么时候不安定的因素不存在了，交钱的人才能接着看。这种电影也就是出于好奇偶然光临一下而已，对于朱旭来说，既不连贯又无声的这种演法，他不爱看，也没兴趣，这种场所他也不喜欢。
真正能吸引他的是这里的曲艺，在二层楼上是正规的小剧场，它和无声电影院是不同的等级，观众的层次也不同，多是知识阶层的，票价较贵，在这里唱的都是当红的曲艺界名角儿，像京韵大鼓孙书均、小黑姑娘，梅花大鼓花小宝，单弦曹宝禄、荣剑臣，乐亭大鼓王佩臣，河南坠子姚俊英等等。名角儿齐聚在这里，那时管曲艺演出的地方不叫剧场和剧院，叫“杂耍园子”。为什么叫杂耍园子?因为演出的节目里不单纯是鼓曲演唱，还有表演飞叉和坛子罐的，踢毽子、抖空竹、变戏法等，个个身怀绝技，精彩非凡，多品种多色调，这些节目都让朱旭入神，使他爱听爱看，比如京韵大鼓的《大西厢》《草船借箭》，乐亭大鼓的《独占花魁》，单弦的《风雨归舟》等曲目的演唱和朴素的表演，多是来自民间的故事、传说、历史经典小说的选编，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它的演出覆盖面很大，因为通俗易懂，各阶层的观众都有，无形中在一个时代培养出热爱民族艺术的老少观众。他对相声也很喜爱，知名相声演员常连安，就在西单商场里开了一个“启明茶社”，专演相声……
P28-30
我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查阅朱旭爷爷的资料时，无意中在一本爷爷用过的剧本的最后一页发现了这四个字——健康长寿，询问了爷爷的家人，他们也不知这是谁写的。我想也许是某个喜爱朱旭爷爷的人悄悄留下的祝福，这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特地放在封底，留作纪念。
——责任编辑 王飞宁
今年是我和朱旭的金婚，作为妻子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我们结婚50年(1957年-2007年)，送给他凝聚着我晚年精力的一份礼物。
提起笔来，想说的太多了，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仰头望着静静的夜空，漫天的繁星，有的星星黯淡无光，有的星星熠熠闪烁，这景象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我想到它们像地球上的人群一样，有人奋斗一生都没有获得成功，有人却一生光彩夺目，都是一样的星星，一样的人，为什么呢?它让我思索着，这是多种因素形成的，有主观的因素，有客观的条件，禁不住又让我联想到朱旭能跨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门，这是客观条件，是他的运气，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朱旭的外在形象讲，他不是靓仔帅哥，更不是风流倜傥的小生，只不过是个一米八一的傻大个儿，黝黑的皮肤，说话还带着结巴嗑儿的东北哥们儿。可是从他的眼睛里却时而闪烁出一种智慧和内秀，这种含蓄的内在素质成了他做演员的优越条件，但是结巴嗑儿又是他做话剧演员的最大忌讳。这是一个矛盾，面对一个这样条件的人，如果不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会不会做演员呢?如果不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能不能有今天的成就呢?当年很难说，现在肯定地讲，朱旭是经过北京人艺的系列锤炼，才成才的。这是事实，恐怕这就是主客观互动作用的结果。那么，就先从朱旭这些年取得的成绩说起吧!
1984年舞台戏《红白喜事》获文化部颁发的表演一等奖。
1988年舞台剧《哗变》是他一举成名之作，在美国电台及《纽约时报》都进行了报道，并且得到了好评。
1991年《芭巴拉少校》演出后，英国向24个国家报道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次上演萧伯纳的剧作，演出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于第二届、第五届两次颁发给他“中国话剧金狮奖”。
1990年朱旭离休后，他的艺术生活转移到影视圈内，此时比他在舞台上演出更加繁忙。观众的影响面扩大到国际影坛，《阙里人家》《变脸》《红衣少女》《小巷名流》《刮痧》《洗澡》《心香》等影片上映。除在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放映外在日本、美国、新加坡等众多国家放映，均获好评。
《阙里人家》于1992年获第一届文华奖(原“政府奖”)最佳男主角奖。
1990年为纪念世界电影100周年、中国电影90周年在上海举行隆重的纪念会，来自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的著名导演、演员、摄影家、评论家等齐聚一堂。朱旭被邀请参加，他和许多国内外的老朋友久别重逢，促膝长谈，进行着艺术上的交流。他被内外行一致推荐荣获本次颁发的“中华影星成就奖”，这是对他在电影创造上的一次艺术总结，被确认为中国电影界的优秀演员。在舞台上他是老兵，在影坛上他是新秀，他非常珍惜这次的盛会。 1998年朱旭和中国电影代表团，应邀带着《变脸》参加台湾“金马奖”的展览演出。
《刮痧》于2001年放映后，朱旭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2005年中国电影100年时，在海南岛三亚市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朱旭被评选为百年gA的“优秀电影演员奖”。
2007年4月百年话剧纪念活动中，朱旭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表彰。并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话剧艺术工作者奖”。
2007年8月中国电影艺术学会，在青岛市为朱旭颁发特别荣誉奖的“火凤凰杯”。
2007年9月25日，朱旭作为第10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代表，受到北京市政府领导的接见。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日合拍的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轰动整个日本，家喻户晓，他被日本公众称为“中国父亲”，超过当年收视率最高的《阿信》。此剧播出后，他在日本获得两项大奖及一项“为世界和平与艺术做出贡献”的最高荣誉奖，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亲自写信向他祝贺。
他所主演的电影《变脸》在国内获得青年电影节的优秀影片及最佳男主角奖。同年的秋天又在东京第九届国际电影节上被评为最佳影片，朱旭被评为最佳男演员，封为“影帝”称号。这一年他获得了五个大奖，报纸的大标题为“今年是朱旭的获奖年”。
在东京的颁奖台上，他十分激动并发自肺腑地说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多说，但我想说的话是感谢培养了我40多年的北京人艺。日本朋友对《大地之子》评价非常高，他们说这是最好的表演，中国人在表演上非常突出。他们对我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北京人艺在表演体系上的成就的充分肯定。说明人艺的表演艺术的主张与实践都是独树一帜的，在艺术上是相当成功的。”
日本记者单独访问他时，他说：“北京人艺建院就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动力，为目标的。”
他无论在什么地方，走到哪里，他时刻都不会忘记北京人艺，这里有他众多的良师益友。确实是这样的，他爱剧院胜过爱任何地方；这里有他青春时代的脚步，有他中年时期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有他晚年时期的辉煌和安乐。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他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怎么能够不情系剧院呢!这里每一个角落他都熟悉，他都难忘。这座艺术殿堂清楚地记录了他成长的过程，教会他如何清白做人，如何认真演戏，如何凭着艺术良心对待事业和社会。在这座世界闻名的艺术殿堂里，不仅培养他如何走上正确的艺术道路，也培养他如何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的人。出人才不是偶然巧合的事，要育人就要有建树，中国有句古话说：“玉不琢不成器。”朱旭是经过这样的磨炼才成长起来的，他的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是他终生难忘的地方，这是怎样的一个母体呢?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建成专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都剧场。如今首都剧场已被载入“世界建筑史”，是世界知名的剧场之一，它拥有全中国第一个有旋转功能的舞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后简称“北京人艺”)是专业化的演出团体，成立于1952年6月12日。由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担任院长，副院长为中国著名导演欧阳山尊，著名艺术行政领导赵启扬任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后任职文化部副部长)，总导演由艺术大师焦菊隐担任，还有夏淳、梅阡等多位导演。这个领导班子集中了中国文艺界的精英。
1962年以后，人艺党委做出重要决定，鉴于我国艺术领域中的学术理论还是一片“空白地”，决定著书立说，为在学术理论方面形成话剧艺术的中国学派做出贡献。以焦菊隐先生为首，创立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在建院的55年中(1952年一2007年)已形成自己的演剧学派。“……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民族化为核心的话剧体系和方法，是相当的完整和系统的，它创造性地继承了格哥兰·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创立了‘心像’学说，它把世界著名的演剧体系，加以融化、创造，形成它特有的理论和方法，自成一家，对中国话剧乃至世界话剧理论宝库的一大贡献……”(摘自《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一书，1995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北京人艺艺术创造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也是它独具的艺术风格。北京人艺以学术建院，在戏剧理论指导下进行艺术创造。
该剧院在几十年中保留下了许多的优秀剧目，它体现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精神，并使舶来品的话剧有了民族化的艺术特点，曾到德国、法国、瑞士、新加坡、加拿大、日本、美国、爱尔兰、埃及等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澳门、上海、武汉、天津、杭州等地巡回演出。在导演、表演及舞台美术设计、置景、音响效果等方面均获得好评。
由老舍先生所著，焦菊隐先生导演的《茶馆》演遍全世界，取得许多的殊荣，这和剧院培养出大批的人才分不开。舞台美术设计方面有王文冲、辛纯、韩西宇、陈永祥、黄清泽以及后来的吴穹等人。演员中有早已成名的舒绣文、叶子、吕恩、赵蕴茹、杨薇、方瑁德、刁光覃、田冲等多位老艺术家。建院后由剧院培养出的有于是之、朱琳、郑榕、童超、蓝天野、英若诚、胡宗温、苏民、牛星丽、吕奇、李婉芬、林连昆……以及目前被广大观众所关注的中青年演员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等，一代一代的新人辈出。还有全国知名的四大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梅阡。
朱旭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剧院成长起来的，如今他已经结出累累硕果，他要回报自己的融院。在老一代同龄人中他是后起之秀。自1952年建院起他就迈进了人艺的大门，如今他已是人艺的元老。学习、排练、演出，与众多的良师益友共同切磋琢磨，研究探索，体验实践，也共同经过了风风雨雨的年代。
我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同行，无论他在舞台上还是银幕上，我都是他忠实的观众。在他创造的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形象中，我以真诚的态度选择出他的一部分成功的创造，并且为他记录下来，反馈给他自勉。作为同行，我愿意探索他的表演艺术，供文坛后代借鉴与参考，也是作为一生从事文艺工作的我，仅此对文化事业稍尽点滴义务而已。并在纪念百年话剧的同时，献给培育了大批艺术人才，也包括培养了朱旭的艺术殿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留做一份历史的见证和艺术资料。
在艺术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意见总有局限性，难免有偏歧，望朋友们能给予指正。
宋凤仪
2007年4月
《老爷子朱旭》是朱旭的妻子宋凤仪女士生前所作，记录了朱旭的人生之路，艺术之路，也是作为妻子送给丈夫的一份凝聚着她晚年精力的礼物。宋凤仪是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也是著名的编剧，她和朱旭在一起五十多年风风雨雨，一起经历许多坎坷，也一起享受了成功的辉煌，他们有一个幸福却并不完美的家庭，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用爱化解了许多艰难，朱旭和宋凤仪也一起迎来平静的晚年。
在宋凤仪的笔下，朱旭从一开始那个先天条件并不太好的傻大个儿，凭着自己的天分与努力，逐渐变成了一个优秀的演员。生活中的朱旭爱好众多，他可以给孩子们亲手做鸟笼子，也可以闷在屋里一个人给小鱼接生，他亲手做的风筝曾经参加北京风筝协会的展览，他爱下围棋，会拉胡琴，京剧唱得非常好，喜欢拉着于是之去钓鱼，经常跟英若诚在一起喝酒。可是朱旭在家里，经常什么东西都找不到，醋瓶子倒了也不扶一下。他就是这样一个可爱又可气的老头儿。
宋凤仪也以专业的态度，详细记录了朱旭的经典之作是如何诞生的，这些经典角色的背后又有着哪些感人的故事，在这本书里，可以看见朱旭的艺术之路是如何展开直至到达高峰。宋凤仪老师于2015年离开了人世，她留下来这部真实、生动的记录，一个妻子对自己丈夫的情深厚谊都在书里。
《老爷子朱旭》是朱旭的妻子宋凤仪女士在他们金婚时写给他的礼物，记录了朱旭的人生之路，艺术之路。
宋女士虽然以妻子的角度描写，但是写的非常可观和专业。在她的笔下，朱旭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但是他十分勤奋，爱好也很广。可是在家中，确实一个做不好事的，让人生气的丈夫。除此之外，宋女士还记录了朱旭的经典之作背后的感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