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最卓越、最出类拔萃的军事史学家”，集40年心血，成就一部旷世杰作。荣获1993年首届达夫·库珀奖，《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年度最佳选书，畅销20余年，至今仍是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战争史必读经典。

《战争史》首次解读作为文化的战争，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反思战争，从战争的角度考量文明。它是一部集大视野、大格局和人类关怀于一身的经典巨作，为读者提供一种异样而宏大的文明概览。

作者约翰·基根是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皇家历史学会会员，擅长战争史写作。著有二十多部畅销作品，读者对他每一本新书的期待，就像哈利波特迷对J.K.罗琳新作的期待。

中文版由联合国高级议员翻译，译文流畅易读，将经典意味完美地呈现出来，为读者提供一次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战争史》是“我们时代最卓越的战争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写给文明世界每个普通人的经典之作，它以战争的起源和变迁为主线，跨越1 5000年的历史时空，讲述战争如何影响文明，以及战争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命运。

从人类诞生之初，到人类进入现代世界，战争从未远离。战争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也是文明演变的主要动力。它不仅引发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的一系列变革，而且促进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从复活节岛的巨人石像，到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遗迹；

从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到罗马帝国的重兵方阵；

从公元前1469年美吉多的战车对决，到“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原子弹爆炸……

基根为我们描绘了不同文明形态下的战争，这些战争犹如一幅幅绚丽的挂毯，勾勒出文明背后的冲突与对抗。

全书谋篇布局独具巧思，不是以编年形式单线罗列战例，而是从石、肉、铁、火四个主题，多维度解读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原始部落的燧石矛头、希腊战士的青铜武器、马背民族的战马和战车御者，以及近现代军事制度，每一次战术、武器、战争组织等的进步，都催生了更高程度的文明。透过军事、战略角度的精妙分析，跨越人类学、生物进化论、演化心理学等多元领域，基根从战争的视角，引导我们发现不一样的人类文明史。

历史的本质在于反思，反思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战争史》从战争的角度反思人类社会的命运，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这是一部文明世界中，每个人都值得一读的人文经典巨著。

致谢

导言

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何谓战争？

 克劳塞维茨何许人也？

 战争的文化表现

复活节岛

祖鲁人

马穆鲁克

日本武士

 没有战争的文化

 插曲1：对作战的限制

第二章 石头

 人为什么打仗？

 战争与人性

 战争与人类学家

 几个原始部族和他们的战争

雅诺马马人

马陵人

毛利人

阿兹特克人

 战争的开始

 战争与文明

 插曲2：防御工事

第三章 血肉

 驾驭战车的武士

 战车和亚述

 战马

 大草原上的骑马民族

 匈奴人

 骑马民族的兴起之路，453—1258年

 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

 蒙古人

 骑马民族的衰落

 插曲3：军队

第四章 铁

 希腊人和铁

 方阵战

 希腊人和两栖战略

 马其顿与方阵战术的登峰造极

 罗马：现代军队的孕育地

 罗马灭亡后的欧洲：没有军队的大陆

 插曲4：后勤和供应

第五章 火力

 火药与工事

 火药战的试验期

 火药在海战中的使用

 火药导致的均势

 政治革命与军事变革

 火药和普遍兵役制的文化

 终极武器

 法律和战争的目的

结语

注释

日本武士

基本上与马穆鲁克在火药面前折戟沉沙同时，世界另一端的另一个军事化社会通过直接挑战威胁它的环境确保了自己的生存。16世纪，日本的佩刀阶级遇到了火器的挑战；它想出了办法，把火器逐出日本，因而得以继续维持它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达250年之久。西方世界在16世纪曾和日本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后来，西方世界实现了商业化、扩大了海上航行、建立起各种工业、经历了政治革命，而日本的武士却把他们的国家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消灭了外来宗教和技术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他们长达1000年的生活传统和统治方式。日本的闭关锁国并非绝无仅有，19世纪的中国也有这样的强烈趋向，但日本达成的结果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无论其结果是多么独特，它都证明了作战的决定性因素不一定是政治的考虑。正好相反，如果高度重视维护某种文化形式，就有可能抵挡住强烈的诱惑，拒绝为打胜仗而选择取巧的技术手法，尤其是当胜利意味着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将遭到推翻的时候。

日本武士大致可以算是日本的封建骑士阶级。他们的兴起有赖日本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岛内又有山脉相隔。日本谷地的部族领导人（近似奥斯曼的安纳托利亚“山谷贵族”）宣布忠于天皇；天皇古老的宗裔深受尊敬，但天皇的权力纯粹只是名义上的。公元7世纪，一个部族酋长藤原镰足仿照中国的唐朝建立了中央政府，自那以后，政府一直掌握在某一个家族手里。最初执政的是藤原自己的家族，后来执政权转到在竞争中压倒了藤原家的其他家族手中。其他家族之所以能和藤原家族竞争并最终夺取执政权，是因为他们有征税的权力。从中国传来的佛教当时是日本的国教，享受着一项莫名其妙的优惠：佛教的寺庙免除税赋。很快，寺庙周边的世俗贵族也争取到了类似的权利；他们不但不用缴税，还向当地的农民直接征税。靠着征税获得的财富，不同的贵族家族在不同的时代在天皇的宫廷内行使实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到了12世纪，当时掌权的贵族说服了尚是个孩子的天皇赐予他“征夷大将军”的称号。首任征夷大将军源赖朝膺此称号时，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叫“幕府”。自那以后，幕府就一直行使着中央政府的权力，直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打败了幕府和谷地的权贵，把实权收回到宫廷手中，尽管天皇仍然可能不是真正的掌权者。

中世纪欧洲的很多贵族骑士不过是一群恶棍，但日本的大将军、随时伺机取而代之的其他军事家族的领导人，以及他们手下的武士（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成员们坚持自己高于庶民的社会地位，他们特权的象征是可以佩两把刀）却不一样。日本武士无疑是勇猛善战的战士。这方面的证明是，他们在抗击入侵的蒙古人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260年，蒙古人向西挺进阿拉伯世界，向东则于1274年登上了日本群岛。然而，1281年蒙古人再次来犯时，一场台风使他们的舰队损失十之八九；蒙古人铩羽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格式对日本武士的生活至关重要，服装、甲胄、武器、武艺、战场上的行为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在这方面，他们与同时期法国和英国的骑士无甚不同。然而，他们的文化观却与欧洲人大相径庭。日本人识字非常普及，武士的文学文化高度发达。居住在没有实权的日本天皇宫廷中的大贵族孜孜以求的不是武功，而是文名，他们的行为又为武士树立了榜样。武士们都希望在剑道和作诗两方面均出人头地；武士信仰的佛教禅宗提倡静思和诗意的宇宙观；因此，封建时代日本最伟大的武士也是思想深邃、精神高远、造诣非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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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场归来后，等待着他们的是古板的专业生涯；他们努力学习，争取导师的好感，为以后的前程做准备。然而，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当兵的那两年给他们施了魔法，这魔法属于与他们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它部分地来自他们的经历，包括奇怪的地方、陌生的责任和刺激，甚至危险，也来自对指挥他们的职业军官的接触了解。我们做学生的都崇拜导师的学识和怪癖。而我的朋友们尽管离开了战场，却仍然对他们当时的上级指挥官钦佩备至，不过他们所钦佩的是完全不同的品质，是那些人的闯劲、锐气、活力和对日常琐碎的不屑一顾。他们经常提到那些军官的名字，回忆他们的性格和做派，描述他们的事迹——尤其是他们对权威人物充满自信的顶撞。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也认识了那些洒脱不羁的军人。我特别希望能认识那样的人，哪怕只是为了使我对军人的世界了解得更加充分完全，因为我的那点儿了解全是靠苦读军事史教科书逐渐形成的。

大学生活结束后，朋友们各奔前程。有的当律师，有的当外交官，有的当公务员，还有的自己成了大学导师。我却发现他们对军旅生涯的回忆给我施了魔法，促使我决定研究军事史。这是个鲁莽的决定，因为学校里没有几个研究这个题目的职位。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培养陆军军官的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很快出了一个缺，于是1960年我成为了那里的教员。那年我25岁，对军队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听到过战斗中的枪声，几乎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军官，对军人和军旅生活的了解完全出自我自己的想象。

在桑赫斯特的第一个学期，我一头栽进了过去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世界。桑赫斯特的老师分军事教官和学术教员两类，我属于后者。1960年，桑赫斯特的高级军事教官清一色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级别较低的也几乎全部在朝鲜、马来亚、肯尼亚、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打过仗，或参加过其他的十几场殖民地战争中的某一场。他们的制服上佩满了勋章绶带，许多是褒奖杰出勇气的授勋。我的系主任是退役军官，他出席集体晚膳时佩戴的是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带两道杠，而学校里有他这样荣誉的人不在少数。有的少校或上校佩戴的奖章证明他们在阿拉曼、卡西诺、阿纳姆和科西玛战役中表现了杰出的勇气（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役——译者注）。他们随随便便戴在身上的小小绶带诉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十字勋章和奖章记载了战争的高潮时刻；但他们这些受勋的人对自己被授予的荣誉却淡然处之。

使我眼花缭乱的不止是各式各样的勋章，还有五颜六色的军服及其代表的意义。上大学时，我的许多同学带回了做军人时的光荣标志——团制服的上衣或军用双排扣短大衣。当过骑兵军官的在穿夜礼服的场合脚上仍然蹬着属于枪骑兵或轻骑兵制服一部分的漆皮靴，靴筒口边镶着一圈摩洛哥革，靴跟有安马刺的小沟。这使我悟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制服（uniform）并不一致（uniform），每个团的制服都不一样。至于有多不一样，我在桑赫斯特第一次参加集体晚膳时终于见识到了。枪骑兵和轻骑兵穿蓝色和红色的制服；王室禁卫骑兵的制服装饰着成堆的金色丝绦；步兵墨绿色的制服颜色深得发黑；炮兵的裤子紧绷在腿上；近卫兵团士兵的衬衫浆得笔挺；（苏格兰）高地兵团的制服分6种不同图案；（苏格兰）低地兵团士兵穿着格子呢紧身短裤；各郡兵团的步兵制服上衣则镶着黄、白、灰、紫或暗黄皮革的镶边。

我原来以为军队是一个整体，那天晚上我才明白并非如此。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外表不同的制服所代表的内里差别要重要得多。我后来发现，各团确定自我特点靠的就是自己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它们成为有效的作战团队，使它们的成员赢得了我在周围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些奖章和十字勋章。我那些当过兵的朋友最让人喜爱的品质之一是豪爽好结交，彼此之间亲如兄弟；但兄弟之情只到一定程度，对自己的团的忠诚才是他们生命中的试金石。个人之间发生争吵第二天就可以和好，但谁要是对自己的团不敬却会记一辈子。事实上没有人会出此种不逊之言，因为这种行为是对部落价值观的严重冒犯。

我看到的正是部落文化。按照表面的标准来看，20世纪60年代我在桑赫斯特所遇到的退伍军人与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上的是同样的中学，有时连大学也上的是同一所；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庭；他们和别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他们也为钱操心。然而在军队里，钱，甚至晋升，都不是终极的或决定性的价值观。军官当然希望晋升，但并不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一位将军可能会受人敬佩，但也可能不会。引人敬佩的是他的将军军衔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他在同袍中的名声，而名声是他在所属的团这个部落的众目睽睽之下多年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这个部落不仅包括别的军官，也包括士官和普通士兵。“和士兵处不好”是最严厉的批评。一个军官可以头脑灵活、胜任能干、不辞劳苦，但如果他不能赢得同团战友的信任，这些品质就都是白搭。他就不算是部落的一员。

英国陆军的部落文化极为强盛；它有些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现代军队初现雏形的时候；现代军队从各个封建军阀的部队脱胎而来，那些军阀的祖先则是推翻了罗马帝国后开进西欧的侵略大军的成员。不过，从我年轻时到桑赫斯特学院任教开始，在以后的多年间，我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军队里也看到了同样的部落文化。从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军官身上，我就感受到了部落文化的力量；他们在战争中指挥的穆斯林士兵遵循的是伊斯兰教开疆拓土时期的战士，被称为穆斯林英雄（ghazi）的那些人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重建德国的军队，一些德国军官被重新征召入伍；他们曾在俄罗斯的大草原上同苏军作过战，并仍然为他们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挺了过来而自豪；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可以与他们的祖辈在中世纪时期的战争相比，从他们对那段经历的回忆中，部落文化也隐约可见。印度军官的部落感十分强烈，明显的证明是他们坚持把自己称作拉其普特人或多格拉人，是印度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之前就征服了印度的那些武士的后代。我在曾在越南、黎巴嫩，或海湾地区服过役的美国军官身上也看到了部落文化的痕迹，他们信奉的勇敢无畏、尽忠职守的行为守则正是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军人与众不同，这是我从自己在军人中间度过的一生中学到的一点。我因此而对所有把战争与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提并论的理论和叙述都抱以极度的怀疑。那些理论家说得不错，战争无疑与经济、外交和政治相关。但相关不等于相同，甚至不等于相似。战争与外交和政治完全不同，因为真正打仗的人在价值观和技能方面与外交家和政治家迥然相异。军人的价值观和技能属于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与日常的世界并存但不相属。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世界都在变化，武士的世界按照平民世界的变化调整自己。然而，它总是和平民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永远也不会拉近，因为武士的文化永远不可能成为文明本身的文化。所有文明的起源都归功于武士，文明的文化又滋养着保卫它的武士，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会使得一种文明的武士在外部表现上与另一种文明的武士判然有别。事实上，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从外部表现来看，有3种不同的武士传统。然而归根结底，只有一种武士文化。从人类起源到人类进入现代世界，这种文化在时空中的演进和变化就构成了战争的历史。

我在本书的开头曾发问：“何谓战争？”现在书写完了，我希望能使读者认识到，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战争也并非都属同样的性质。我还希望读者会对人注定要打仗，世界事务归根结底只能用暴力解决这样的思想产生怀疑。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因为我们所属的国家大多是经过征服、内战或独立斗争而产生的。而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一般都是从事暴力的人，许多本身就是战士；即使没有亲身参加战斗，也明白暴力的用途，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

20世纪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也造成了普通男女观念的扭曲。在西欧、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战争影响到了大多数家庭的两三代，甚至三四代人。几百万儿子、丈夫、父亲和兄弟应征上战场，却再也没有回来。战争给全体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创伤，使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经历他们遭受过的苦难。然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暴力发生，甚至残酷或无情的表现也不多见。维持世界运作的是合作的精神，不是对抗。大多数人每天在生活中都力求合群，尽力避免不和，减少分歧。睦邻被视为平民最可贵的美德，善良是最受欢迎的个性。

必须认识到，只有在自我克制的严格限制内，睦邻才能够发扬光大。我们心目中最宜居的文明社会是法治社会，即有警察管控的社会，而警察的工作是一种形式的强迫。我们接受警察，就等于默认人性有黑暗的一面，必须用强力予以遏制。不受遏制的人要受到惩罚，用来施加惩罚的工具就是强力。然而，尽管人有暴力的潜质，他同时也能够限制暴力的影响，哪怕没有强力对暴力的遏制。本书开头时对“原始”战争现象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20世纪的战争都十分极端、十分残酷，所以现代人很容易认为战争趋向极端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战争中，

温和有度或自我克制的名声不太好；人道主义停战或调解被讥讽地看作对极端痛苦的暂时缓解或掩饰。然而，“原始人”的行为证明，人在作战中有能力限制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影响。原始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使他和他的敌人免于战争的最坏结果。一种办法是豁免，即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妇孺老病——不参加战斗，也不受战争结果的影响。另一种办法是习俗，特别是有关选择战争的时间、地点、季节和由头的习俗。最重要的办法是仪式性的程序，它确定了战斗本身的性质，并要求在完成了确定的程序后，交战方承认得到了满足，并转而诉诸和解、仲裁和媾和。

前面说过，千万不要把原始战争理想化。它有可能突然变得十分暴烈，把所有的豁免、习俗和程式都抛在一边，使暴力迅速升级。即使交战双方遵守了各种限制，战争给战败方造成的物质影响也是令人伤心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逐渐迫使弱小的一方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园，到条件严酷的地方去。这样的迁徙最终有可能破坏，甚至摧毁他们的文化，尽管文化方面对作战的限制通常起到了保护文化的作用。文化不能无限地自我维持，它很容易受到打击，而对文化打击最大的就是战争。

尽管如此，文化又是决定战争性质的首要因素，这方面亚洲的战争史提供了明证。让我们暂且称其为东方战争，以与欧洲战争相区别；它有其自身的特征。最首要的特征是避敌锋锐、拖延等待和迂回战术。考虑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和泰摩兰的军队作战时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凶猛无情，这些特征似乎全不适用。然而，看他们的行动要结合大背景。战马成为主要作战工具的3000年间，那种残酷的战争在欧亚战争史上并非经常性的特点，而是间隔很久才发生的异类情况。当然，在那3000年中，马背上的武士一直是一个威胁，但这个威胁一般是可以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通常采用的作战方法。他的作战方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避敌锋锐、拖延等待和迂回战术。马背上的武士从来都是远距离作战，使用投射性武器，而不是锋利的刀剑，遇到顽强抵抗时即撤军后退，靠消耗敌人的力气制胜，而不是硬碰硬地通过直接的较量打败敌人。

正因如此，防守方一般可以在和马背上武士居住的地区接壤的地方修建固定的防御工事，以此阻止他们的来犯。他们一旦离开居住的草原，首先就难以维持大群的马匹；如果再遇到像中国的长城和俄国的碉堡线这类拦路的障碍，他们就可能会完全丧失战斗力。尽管如此，一些马背上的武士最终还是成功地深入农耕地区，成为长期的统治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莫卧儿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曾在阿拉伯土地上大权在握的马穆鲁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成功的征服者也未能发展出创新性的治理艺术。他们仍然紧守着营帐、战马和弓箭的文化，即使住进了被他们打败的帝国首都的豪华宫殿，还保留了游牧民族酋长的生活方式。在遇到采用了新作战技术的力量的挑战时，他们文化上的僵化使他们无法有效地应付，最终只有被淘汰一途。

但具有矛盾意味的是，东方战争的一个因素赋予了它强大的目的感，同时又对战争的行为进行了自我设限，这个因素后来才传到西方。这就是意识形态和思想的因素。远在任何西方社会之前，中国人就已提出了战争的理论。儒家崇尚理性，他们的理想是社稷长存，江山永固，这促使他们寻求用法律和习俗来控制动武的冲动。但这个理想无法长期维持。内乱外患时时造成政权更迭，来自大草原的侵略经常是引起内乱的原因。尽管如此，中国人战争最持久的特点仍然是适度，目的是维护文化，不随外来征服者或内部革命一时的需要而改变。中国人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使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实现了汉化，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控制他们本性中的破坏倾向。

亚洲的另一个主要文明，伊斯兰文明，在战争中也表现出了克制。不过人们的印象却恰好相反。伊斯兰教被广泛视为号召征服的宗教，它最广为人知的一条教义就是穆斯林有义务对异教徒发动圣战。其实，穆斯林社会以外的人对伊斯兰征战的历史和圣战教义的确切性质都有所误解。伊斯兰国家对异族发动征服战的时代相对短暂，那个时代的结束不单单是因为伊斯兰国家的敌人学会了如何反抗，也因为伊斯兰国家内部就打仗是否合乎道德发生了分歧。这样的内部分歧造成穆斯林反对穆斯林，违背了穆斯林不得彼此作战的教义。面对这种情况，伊斯兰国家的最高权威采取的办法是把作战的职能交给专门为打仗的目的招募而来的武士，把他们变为附属的专业阶级；这样就解脱了大多数人的作战义务，使虔诚的穆斯林得以专注于关于圣战的训谕的“大”的方面而不是“小”的方面，这个“大”的方面是“对自己心魔的战争”。伊斯兰国家主要是从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招募为自己打仗的战士，那些人因垄断了武器而夺取了权力，但他们拒绝调整自己的军事文化去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结果伊斯兰国家的战争最终变得几乎和中华文明内部的战争一样限制重重。在一个文化内部，作战行为受到限制只有好处。但一旦这个文化和另一个对东方传统所规定的行为限制完全不予承认的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它面对敌人残酷无情的战术就丝毫没有准备，亦毫无招架自保之力。

伊斯兰国家遇到的那个文化正是西方文化。它由3个要素组成，一个是自身固有的，一个是从东方学来的，还有一个是它通过适应和试验获得的。这3个要素是道德、思想和技术。道德要素来自古希腊人。是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摆脱了原始作战方式的束缚，尤其是作战中对程式的尊重，采用了面对面你死我活的战法。这种对传统方法的背离始于希腊人彼此之间的战争，外部世界初次接触到这种战法时深为震惊。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和仍保留着原始作战程式和马背上武士的躲避战法的波斯帝国的战争，阿里安做出了详尽的叙述；它既是真正的历史，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范例。大流士皇帝是真正的悲剧性人物，他所代表的文明面对亚历山大这样的敌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占了上风后不肯罢手，用钱贿赂，派人说项都不管用；他们什么事都要放到战场上去解决；他们打起仗来似乎胜负比什么都重要，连个人安危都抛在脑后。大流士是被他的随从杀死的，他们希望把大流士的尸体留在那里让亚历山大看到，自己就可以逃过一劫。这极好地说明了权宜和荣誉这两种不同的战争道德之间的文化冲突。

徒步作战至你死我活的道德守则——这里必须说明是徒步作战，因为这一道德守则属于步兵，与骑兵作战无关——后来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传到了罗马。它一定也传给了条顿民族，罗马与条顿民族进行了一系列殊死决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至于是如何传到条顿民族那里的，到现在仍然没弄清楚，也许会成为一个永远的悬念。然而，入侵罗马的条顿民族毫无疑问是采用面对面战法的。若非如此，他们肯定不可能打败罗马军队，尽管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罗马的军队已经凋敝不堪。后来建立的各条顿王国取得的一个特殊成就是把面对面的步兵战法吸收入了马背上的作战。因此，西方的骑士和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作战时直冲敌人的大军所在，而不是远远地趁机突袭。他们在夺取圣地的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遭遇了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的军队，其间发现自己原来面对面的战法经常不能奏效；在和不把避免直接交锋视为耻辱的敌人作战时，冲锋不起作用。然而，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其意义非同小可。它解决了基督教徒一直以来关于战争是否合乎道德的困惑，因为它把圣战的道德观念传到了西方，给西方的军事文化注入了此前没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要素。

蕴含着个人荣誉概念的面对面的作战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要素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剩下的只等加上技术要素就构成了完整的西方作战方式。到18世纪，火药革命已经被广为接受，火药武器也得到了完善，这个要素终于到来了。为什么西方文化对技术带来的变化热情接受，而亚洲文化却没有（而它的性质完全不是泥古不化的），这个问题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亚洲文化之所以没有适应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仍然遵守着一种军事克制的概念。军事精英坚持唯有他们才有权使用传统武器，无论他们的武器与其他地方新出现的武器相比是多么落伍。其实，这种坚持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军备控制方法。西方世界抛弃了军备控制，走上了另一条路，结果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谓的真正的战争：它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视之为战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内涵；它以作战为手段——克劳塞维茨所理解的作战就是面对面的战斗；它使用西方技术革命发明的武器——克劳塞维茨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克劳塞维茨去世后的年代里，西方到处攻城略地。19世纪期间，亚洲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西方置于统治之下，只除了中国人、日本人、泰国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属民；美洲、非洲和太平洋的原始部落面对西方的军队更是毫无胜算。只有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偏僻难至的地方没有落入西方帝国的手中，因为太难攻克，不过它们也都遭受过西方的侵略。20世纪上半叶，就连中国也难逃魔掌，遭到西化的日本人的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也任由西方军队长驱直入。只有土耳其人这个勇敢坚毅、足智多谋的民族，这个即使使用弓箭这种效力有限的武器也多次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的民族一直没有屈服，直到在20世纪中期成为独立的国家。

然而，西方战争方式的胜利其实是假象。在用来对付其他军事文化的时候，它的确战无不胜。但用在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它带来的只有灾难，甚至可能造成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几乎全是欧洲国家，它结束了欧洲对世界的统治，通过给交战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腐蚀了欧洲文明中最美好的内容——自由主义和对未来的希望，它还给军国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提供了掌握未来的机会。那些人争取他们想要的未来，结果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竟的破坏。它还促成了原子弹的发明，这是西方战争方式逻辑发展的顶点，也是对宣称“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种论点的终极否定。

政治必须继续，战争却不能继续。这并非说战士的作用已经终了。世界比过去更加需要随时准备为国家服役的技术娴熟、纪律严明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必须是文明的保卫者，而不是文明的敌人。他们是为文明而战，他们的敌人是种族主义者、割据一方的军阀、意识形态上的顽固分子、普通劫匪和国际有组织犯罪分子，他们的作战方法不能只采用西方的模式。未来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的人从其他的军事文化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东方的军事文化，而且也包括原始的军事文化。战争中的自我克制原则，甚至象征性的仪式程序，都是需要不断温习的智慧。把政治和战争区分开来是更大的智慧。除非我们坚持这一区分，否则我们就像复活节岛上最后的居民一样，未来可能被“手上染血的人”所掌握。

《战争史》是我读过的最有宏大视角和人文关怀的战争著作。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战争是驱动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约翰·基根的这部《战争史》，在短短400页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战争的“大历史”，以期我们铭记人类历史的血腥和残酷。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知名国际关系学者

约翰·基根的文字颇具可读性，同一时代的军事史学者无人能出其右。《战争史》广征博引，是迄今为止最值得称道的一部作品。

——迈克尔·霍华德，耶鲁大学教授、与约翰·基根并称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

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史学家，为我们展开一幅引人入胜的战争历史图景，……这是一部旷世佳作。

——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约翰·基根从历史学、心理学、冶金学、遗传学、后勤学、考古学、战略和战术等多个角度入手，考察战争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古巴比伦帝国，抑或索姆河会战，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并且提出新颖的观点。《战争史》这部著作令人惊叹，无与伦比。

——奈杰尔·尼克尔森，《每日电讯报》

1993年我接触到这本书，它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刻画了数千年历史长河中战火纷飞的恢弘图景。

——保罗·约翰逊，《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