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于力
我小的时候家住在长春市的四分局附近。离家较近的有吉林大学、吉林医科大学和长春地质学院三所大学校。那时这些校园里草高树密，是我们捉蜻蜓、捉蚂蚱、捉迷藏的乐园。一切是那么美好。少年时代我就琢磨着，梦想着长大后就在这三所大学中挑一个上学吧！
小学毕业，“文革”开始。上了几年学工学农的中学，开始上山下乡。下乡插队走前的晚上，心情无比沮丧和留恋，望着斯大林大街(今人民大街)边昏暗的路灯，心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到这个地方，想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
20世纪70年代初抽调到吉林化工公司电石厂当工人。同住一个宿舍的是吉林师大附中的高三生老周。工厂办夜校，上初中和高中的课程，他不屑参加。工作之余他在看微积分，各种公式贴满他的床铺。我羡慕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被他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参加夜校，补习高中课程。
1973年，机会果然来了。大学实行招生考试，我极兴奋地参加了高考。但高考的第二天，形势突变。招生办组织考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一份令人深醒的答卷”，张铁生的一封公开信。考试作废，实行分配。我被分配到吉林师范专科学校。与家里商量去否，父母认为我的学历应达到了中专水平标准，没必要浪费时间，要念就直接进大学吧。机会稍纵即逝，又与大学失之交臂。
三年后，“文革”结束。盼来了恢复高考的佳音。我暗下决心，决不能再放过这次机会。回想起备战高考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信心最坚定，毅力最坚韧，精力最集中，智商最高启的人生冲剌的阶段。1978年春天终于圆了大学梦、青春梦。
整整40年了，经常在梦中回到高考的那一天。我们车间有4名同事参加高考。其中有个叫刘家国的家就住在考场附近。记得那天吉林市下着雪，中午在刘家国家吃的饭。他母亲给我们做的苞米碴子干饭、白菜炖土豆。我感觉这是一生中吃得最香甜的一顿午餐。这么多年了，犹在眼前。
2016年5月20日
准考证轶事
于舸
当今之中国，每年都有近千万的应届毕业生走进考场，准考证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可倒退40年，那可是件可遇不可求的稀罕物。
小曾念旧：几十年前的老照片、书信、粮票、布票、煤票、油票、车票、门票等等，一概珍藏。结婚33年，搬家13次之多，难得竟留存至今，有的都成文物了。那天说起班里要出纪念文集，他居然亮出了我当年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甚至赴长春的火车票、汽车票……让我浮想联翩，感慨不己。 1977年10月中旬，我被垦利县文化馆派到惠民地区“文艺汇演”会务组帮助工作。一天，在地区公安处工作的远房舅舅，拿着一份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兴冲冲找到我，说：“这是大事，你看看，去试试，去考大学吧。”
我当时刚参加完县组织部的培训学习，被分配到文化馆工作不久，新鲜劲儿，兴奋劲儿都还没过。一个在人烟稀少的盐碱洼子里长大，懵懂无知的女孩儿，当时对所谓的大学几乎一无所知。不怕见笑，舅舅的话我没太听懂，但他郑重严肃的神情和语气却触动了我。
汇演结束，回到垦利。县知青办主任——我中学的校长，也找上门来，拿着同一张《人民日报》：“你去报考大学吧，我看咱们这帮知青，就你有希望。”校长话不多，但同样郑重严肃的神情，殷切鼓励的话语，却激起了我好胜的斗志。P1-3
我的大学梦
准考证轶事
妈妈为我缝棉被
在大雪中
那一年
我的求学经历
岁月拾零
我的1977
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之后
高考记忆
1977，我的高考
1977高考纪事
冬天里的一把火
追梦
我参加了1977年高考
我的高考轶事
那年，好大的雪
初心
春雪飘过四十年
我的大学梦
高考妈妈
璀璨颂
难忘我的高考1977
我差点拒绝了1977年高考
一张招生报名表
1977—1978：我们的故事
我的两次高考和三次上大学机会
我的1977
我的高考我的七七
刻骨铭心的高考
久违的公正
梦碎易梦圆难
人生，我的两大成功
陨石、玉顺、海涅和一句大实话
第二次走进考场
1977我的高考
我的“翻天覆地”
1977高考零散回忆
尘封的记忆
通过最后一道窄门
1977，我的大学碎记
我的大学梦
感恩戴德的背后
1977我的高考
生命的再造
好风凭借力：1977我的高考
重新开启的时间之门
附录：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等
序言三：大学的元气
——漫谈77级和中国的大学刘树勇(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79级)
老霍要我来说说77级，说说他们班，其实我不太有资格，我是南开大学中文系79级的，上学的时候跟77级也同学过，我就来说说我的印象吧。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正好初中毕业，那时候小学5年初中2年，初中毕业后我就在农村干活了，所以那时候我几乎没听说过所谓的恢复高考这个事，当时大学对我们来讲是很陌生、很遥远的事，完全没有概念。开始有高考的概念是1978年，那一年我那所中学里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有考上清华的，有考上北大的，也有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当时就很震惊，老师说这些大学都是很了不起的大学，于是自己也动了心思要参加高考。
后来1979年我考上大学了，进了南开之后才真正接触到77级，不止77级，还有76级，当时在我们住的宿舍楼里，看到有好多学生带着老婆孩子做饭，有的是蜂窝煤炉子，有的是煤油炉子，好多还是新疆人，我当时以为他们都是77级的，后来才知道是76级(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是推荐保送来上大学的。76级是三年制，1979年底他们就毕业走了，剩下的就是77级、78级和我们，当时都住在南开一号宿舍楼。那时候对77级的主要印象就是他们年龄都很大，胡子拉碴的，到了暑假，有的人老婆孩子都来了，就跟在自己家的这种感觉，跟后来的大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我上大学的时候，在79级里我年龄算是小的，跟那些年龄大的同学很少在一起玩，我们班里也有一些年龄很大的同学。77级，78级，79级都有一些年龄很大的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打排球，踢足球，还有打棒球，我对他们的印象就觉得他们很大，跟老大哥一样，有什么事都是他们出面解决：系里的事，学生之间的事，不像后来是由辅导员、老师和领导出面，那时都是同学自己解决。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已经十几年没有高考了，社会上积压了几千万的人才，77级的学生都是社会上的精英分子，从千万人中经过高考竞争出来的很少的这么一部分人，他们进大学前在社会上已经是“人物”了，有的在部队已经是很高级别的军官了，在工厂也是党委书记什么的，在农村都是知青的头儿，所以这些人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有在“江湖上”处理事情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大学里基本都是自己管理自己，不像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学校老师出面。这是我对77级、78级包括79级的老大哥的一个印象。
1983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财经大学当老师(当时还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一直到现在，我在大学里待了34年，算上大学的4年，我等于一直在大学里待了38年，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可能比毕业之后进入国家机关，进入其他单位、公司工作的人更了解大学的变化。我自己也是那个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对那个年代有一些深切的记忆。与今天的大学相比，那个时候刚恢复高考，大学也很混乱，很多老教师“文革”期间被关到牛棚里去，下放到干校，他们刚刚回到大学里来教书，重新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大学老师的身份，他们也极其珍惜，努力在做学问。我印象中当时我们有一个老师每个周末要坐火车到北京去听佛学方面的一个讲座，他是研究韩愈的，关注韩愈的文学创作跟唐代佛教的关系，就跑到北京去听梁漱溟先生讲佛学。我们当时都很惊讶，这老师岁数也不小了，但还是这么认真努力。
那时候的大学老师，感觉自己的知识也不足，有点自顾不暇，都很努力，跟学生一样努力学习，同时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规矩，那时大学里的气象，给我的感觉有点类似民国时期的大学氛围，比较自由，大家也很自觉，每个人都很自律，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除了努力学习，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想别的什么，你自己心里会有罪恶感。
我记得在天津上学期间，中国第一届图书展销会是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的，当时真的是人山人海，我们同学天天去买书，甚至是偷书，那时的学生又没什么钱，书摆在那个地方也很混乱，也有乘乱偷几本的。那时候的大学，人人就是读书，没有后来的大学那么多规矩，后来的大学建的大楼越来越高，各种规矩、各种程序越来越健全，貌似看上去越来越规范了，但反倒是缺乏创造力，缺乏活力了。
现在又到毕业季了，我们对学生的最高要求是什么？论文要合乎格式，我最痛恨这个东西，我们当年哪有这种要求？那时要求有你自己的观点，不管你写什么，你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观点，没有那些格式的要求，什么字号多大多小，什么表格，关键词，这些都没有，但是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做自己的毕业论文。这是一个我觉得差异很大的地方，那个年代的大学貌似没有这么多规矩，没有很多量化的要求，但是每个人从内心来讲对学问有敬意，对老师有敬意，对大学教育有敬意，对自己的身份甚至都有敬意。那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带着校徽出去，是很光荣的，那个感觉太牛了，社会上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人看见你都仰视你。那时候大家对学问和知识是有敬意的，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很自律地把它做得很好，那时的大学生自我调适能力强，跟社会，跟同学之问，人际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当年77级、78级和79级大学生真是一批精英，他们有很高的素质，极强的能力，与后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同。
我在学校时跟我们学校的77级、78级关联不是很大，因为没有多少直接交往，只有个别的几个同学有点交往，还是毕业之后。但是后来因为认识了老霍，反而跟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的人来往比较多，我们两人认识、合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老霍的同学们来北京，很多人会过来聊聊天，包括深圳的、吉林的，因为老霍的原因，所以我也认识了他们很多同学，也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聊天，一块喝酒，我觉得他们都特别有意思。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们这个班真是很了不得，折腾了许多大事情。似乎他们同学里每个人的性格都极其突出，也很张扬，都能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比方说他们班的徐敬亚、王小妮，还有当年我做电影评论时就认识的那个老刘，还有邹进，吕贵品等等，他们这一帮诗人，都很有意思，每个人都性情张扬，直接，外露，非常有魅力，他们互相之间还有一些我瞧不上你你瞧不上我的感觉，但每个人都很真实。尽管我对他们的了解不是很深，但我觉得他们在每个领域里都做得挺棒，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
我对诗歌的关注不多，自己当年写得也很少，但是在1986年我第一次看到《深圳青年报》那一期的《中国现代诗流派大展》，我觉得太震撼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班的徐敬亚干的事。现在很多人又开始拿诗说事，递个名片就说我是个诗人，我有时候想：你见过真正的诗的最真诚、最疯狂的年代是什么样子吗？根本不是现在这样，把写诗当做一个炫耀的身份，显得自己很有品位。当初不是这样的，当初就是我真的要有所表达，大家对文学的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你创一个诗歌流派，那我也不能闲着，我也搞一个诗派，很有意思。所以说当时《中国现代诗大展》把这些东西都展示出来了，了不得。这样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再也不可能出现了。现在尽管很多人在微信圈里，在微博上发自己的诗，你发现没有人把他们特别当个事，诗歌成了一个很小众的，没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东西，就感觉互相在互摸，你摸我一下，我摸你一下，彼此都觉得挺舒服的。
他们班里还有一些下海经商的，比如邹进，当初我们在一起做文化公司，结果你看我们都做没了，邹进现在做得越来越大，成了国内很大的民营图书馆配公司。他们当年都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都是诗人，后来生意也能做成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班的人身上有一种元气，生命力都极其旺盛，每个人都有那么一股劲，有的都已经六十多岁了，我见到的人都还有那么股劲儿，气哼哼的，好像还能干一番大事。都是性情中人。这是我对他们班的一点印象。
恢复高考40年了，我个人深受其益。中国的教育资源总体非常缺乏，我常给学生讲，在中国，一个人能有幸进入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并不是说进入大学你就能成就什么，但大学能给你非常好的系统的知识训练，这一点我自己深有体会。我上小学、初中的很多同学比我要杰出、聪明，但就是因为他们没能进入大学，后来就在农村刨地。他们就是没有获得这个资源，没有这个机会，因此不能再提升自己的生活。当然以他们的聪明后来从种地改成养鸡、养鸭，开一个砖场，日子过得也不错，但是他们没有更高的见识，没有更高的眼界，自己就觉得活得很委屈，心里一直挺压抑。
所以在中国能接受大学教育，仍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现在大学扩招以后，能上大学的机会多了，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这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学扩招某种意义是把这个有限资源给稀释了，包括后来过度的行政化、官僚化，大学似乎已经让人感受不到理想的氛围了，教育本身的内涵、魅力和灵魂，似乎也慢慢被淹没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2017年，恢复高考40周年。
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80位同学，是当年527万考生中的幸运儿和佼佼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书写者，作为77级大学生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班级，他们的高考故事可以引导今天的读者重返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他们的高考经历可以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提供一个个典型案例。
霍用灵主编的《1977我的高考(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高考回忆录)》收录了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四十余位同学的回忆文章，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高考时的职业形形色色，入学时最年长的同学比最年轻的同学年龄大一倍。他们是如何经历了40年前历史车轮转向的关键时刻，如何抓住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汇合的一刹那，《1977我的高考》一书都有淋漓尽致的展现与描绘。
《1977我的高考》不仅是四十年前高考故事的生动记录，也是四十年后77级大学生群体对历史的重新思考和叙述，因此，本书不仅具有相当的历史资料价值，也能给后来者以深刻的启迪。
《1977我的高考》，是献给高考恢复40年的纪念册，也是献给77级数十万大学生的纪念册。
2017年，恢复高考40周年。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80位同学，是当年527万考生中的幸运儿和佼佼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和书写者，作为77级大学生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班级，他们的高考故事可以引导今天的读者重返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他们的高考经历，可以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提供一个典型案例。霍用灵主编的《1977我的高考(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高考回忆录)》是献给高考恢复40年的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