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著张冬梅主编的《在悬崖上/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收录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重大争议的小说作品，包括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茹志鹃的《百合花》、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等名家名篇。　　

“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所审视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有争议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当代的惊涛骇浪的百年历程。本辑推出4本，全部为小说作品。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的争议中成长繁荣的。从这个视角而言，没有争议便没有文学。邓友梅著张冬梅主编的《在悬崖上/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为其中一册。

壹 我们夫妇之间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关连长 朱 定

 洼地上的“战役” 路 翎

贰 在悬崖上

 在悬崖上 邓友梅

 小巷深处 陆文夫

 美 丽 丰 村

叁 红 豆

 红 豆 宗 璞

 来访者 方 纪

 奇异的离婚故事 孙 谦

肆 田野落霞

 田野落霞 刘绍棠

 改 选 李国文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

伍 百合花

 百合花 茹志娟

 英雄的乐章 刘 真

 亲 人 王愿坚

陆 赖大嫂

 赖大嫂 西 戎

 “锻炼锻炼” 赵树理

 陶渊明写 《挽歌》 陈翔鹤

夏天的晚上，闷热的很，蚊子嗡嗡的。熄灯之后，谁也睡不着，就聊起天来。

大家轮流谈自己的恋爱生活。约好了，一定要坦白。

睡在最东面的，是设计院下来的一位技术员，是个挺善淡的人。轮到他说的时候，他却沉默了许久也不开始。

人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催他。

终于，他叹了口气，说起来。——

我和我爱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前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到二工地上作技术员。头一天进工地，我就出了个漏子——坐火车没有要报销单据。我懊丧极了，心想会计员一定不肯给我报，就是给报，也要狠狠的批评我一顿。我噘着嘴进了会计室。

坐在办公桌后边的，是位挺端庄的姑娘，剪着发，身上浅蓝色的衬衣已经洗的发白了。她推了把椅子让我坐下。

“你怎么会忘记要报销单据呢？”她严肃的说：“这是国家的制度呀！”

我擦着汗说：“是的，我，我才从学校出来，还没这习惯……”

“唔！”她微笑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写个信您去车站补领一份吧。”

我把信接过来，走出门，她又喊住了我，赶出来说：“您头一天来也许还有许多事要办，您写个补领条，我替您办了好不好？”

我对她有了个极深的印象。

这时，我正申请入团。她担任团支书的职务，三天两头和我个别谈话。她长的挺秀气，笑起来很美。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支书帮助我，但我没想到会和她恋爱，我觉着她和我不是一样的人，她要比我高些。

过了些天，她的历史我也知道了：她上学不多，初中毕业后在家中闲住了一阵，解放后又上了一个时期会计学校，就出来工作。现在经过自修，已能看俄文的联共党史。在我来的那年春天入了党。我对她就又加上了一层敬意。工地上的人也都挺尊敬她。

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爱上她了。我找一切机会接近她，星期天约她一块去玩，听到她大方的答应我，我是那么受宠若惊，似乎跟她走在一起，我的人格也高尚了许多。——她是青年们的领导人啊！

我提出要求来了。她沉思了一会，温柔的说：“再考虑一下吧，我比你大两三岁呢，这也许不大好。”

我急道：“你这么说真伤害我，我爱的是你这个人，年龄有什么相干？”

从这以后，她对我更亲切了。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她也处处操心。我不会有计划的用钱，发薪的那两天，整天的又是吃又是买，一过十五号便连烟也没的抽。她要求替我管账，从此我不仅每月过的都很富裕，而且能按月积蓄一点钱。过去，我的袜子、手帕，一个月也不想洗一次。碰到星期天，要和她一道去玩了，就慌慌忙忙的去买新的来。她看见，便玩笑的说：“你以为穿上新袜子，别人就更喜欢你些么？”于是就让我把旧的拿出来帮我洗洗补补。我不好意思的说：“你帮我作这些，人家会笑你吧！”她正色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两人一起作点事不比在街上瞎逛有意思？”真的，同志们并不笑她，只说我“野马上了笼头了！”我听了，心中暗暗得意。

有好几次，她问我对她有什么意见，我实在说不出来，她就说：“你瞧，你总是不在政治上注意别人，对我还这样呢，对同志们又该怎样？”我脸红着答应改过，可是总也改不过来。

这年秋天，我们结婚了。我主张买架有弹簧的双人床，她却说：“睡木板不一样？”我要买个美术化的大理石台灯，她却说：“买个普通的，看去还大方、美观。”我说：“结婚，一辈子只有一次，钱不够可以借！”而她说：“结婚只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后日子还长呢！”

结婚后，我们感情很好。早上一起上班，下午一起回家。我们很少坐车，总是一边散步，一边谈心。不知为什么谈话的资料总是那么丰富，平常的小事两人也谈的兴趣很浓。回家之后就一起学习，先是她读俄文，我读技术书。后来，她说要纠正我不爱读政治书的毛病，便把俄文移到早上去念，晚上叫我念政治书给她听。有时候我们两人也分开读，那时我就常常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到她脸上，端详着那一双黑黑的眉毛和稍显得苍白的脸，越看越看不够，简直不敢相信她是自己的妻，要和自己共同生活到永久永久。她发觉我在看她，却不抬起头来，仍低着头看书。但脸渐渐的红了，嘴角露出微笑。我忍不住跳过去抱住她，用力吻着她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了，剩下的就是工作，工作，好好的工作！”她笑着，倚着我闭上眼睛呆一会，然后说：“行了，该用功了，咱们规定好半小时休息一次，谁破坏了罚谁，要不然咱俩就要变成二流子了。”

P66-68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意义比较独特。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其评价也大相径庭。相当一批作品，曾经被打成大毒草，彻底抹杀其价值，作者则接受改造或身陷囹国；有些遭到批评，反复删改，不断背离作者本意。世易时移，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这些作品得到了重新评价。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当年被批判和否定的作品中选取有过较大影响和争议的，包括流沙河、刘宾雁、耿简、邓友梅等17位作者的代表性作品，编辑为《重放的鲜花》出版。这些“重放的鲜花”，代表了五六十年代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倾向，对于我们全面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生态，理解那段历史的社会形态，有着重要意义。如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这些小说，并配发相关的回顾和评论文章，既可以让普通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的文学图景，了解作家创作和时代生活的关系，也可以给专业的研究者提供不同的视角，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的得失，对影响中国小说走出困境和瓶颈的各种内外因素，不乏探索和追问。那么，何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总是与政治贴得那么紧密，或是首当其冲成为批判的靶心i或是推波助澜，为荒谬的时代歌功颂德，摇旗呐喊?何以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学在摆脱了政治干扰后，又被市场所俘获，成为欲望过盛的后现代文化产物，备受海内外学者质疑，评价相当之低?这些追问，关涉到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价值，文学与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评价。理性去面对问题，审慎地思考问题，积极寻找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我们既不能准确认识文学，也无法真正理解历史。文学的核心是人，历史的主体也是人，文学和历史中间站着的还是人。周作人说，文学不是为人生的，也不是为艺术的，而是为人生的艺术。所以，我们回头看五六十年代的争议小说，并非作品本身犯了什么政治错误，也并非思想艺术审美低劣而遭到批判，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游离于时代的主旋律，在那个颂歌和战歌的年代，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现实问题的冷静反思和观照，对人性世界的真诚探索和表达，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大批判，上纲上线，以政治性和阶级性为唯一标准，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文学和文化的身份定位和现实命运。

1948年3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创办，文学评论的话语体系开始转换，对作品的分析开了政治定位的先河。新的阶级论美学原则逐渐成为唯一标；隹。以解放区文艺为主导，要求培养工农兵作家，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战争思维日益影响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发展总体趋势。这一年，文坛开始对文人进行政治性批判，一些与工农兵文学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遭到批判，并且往往蔓延成为对作家本人的政治批判。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就不遗余力地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资产阶级”作家，指责这些人思想落后。邵荃麟、胡绳等对七月派领导人胡风的文艺理论，以及代表作家路翎的小说进行了集中清算。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遭到周扬阻挠，在毛泽东本人的许可下才得以出版，开创了党干预作家创作的先例。此后，文艺界领导对文学创作的干预更加严重，审查日益严格。1 948年的一系列运动，无论是思想清理，还是队伍清理，都是为共和国文学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1949年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周恩来做了《政治报告》，高度评价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同时强调了文艺斗争原则和文艺队伍建设问题。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讲话中指出，解放区文艺实现了文艺与人民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文艺创作和发展应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引，反映党的政策，写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艺术上强调大众化的追求，同时要求对文艺加强党的领导。茅盾做了《在反动派反对和压抑下斗争和发展的文艺》的报告，检讨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各种错误倾向，尤其是批评了胡风及其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提出用党的政策来衡量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郭沫若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结讲话中，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指出现代文学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号召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展望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未来。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开展广泛的群众文艺运动，吸收苏联的文学创作经验，排除资产阶级的非革命因素，作家必须努力深入生活，改造旧的文学传统。

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由五四新文学开创的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精神，全面转向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化表达。无产阶级文学一体化初步形成。延安文艺模式成为共和国文艺发展蓝本。历史之流汹涌壮阔，当代中国文学却逐渐走入狭窄的发展航道，西方文艺思想，现实社会问题，爱情和人性的复杂性，城市和市民生活，都被否定和遮蔽。共和国文学规范日渐森严，文学进入体制化和一体化发展阶段。具体体现为，政权强力介入文艺创作，文艺笼罩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中，作家被纳入各级各类组织，基本失去思想自由。文学新规范的建立，终于使中国文学被迫成为时代的传声筒和政治宣传工具。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红头文件、毛泽东语录中，去把握生活与创作的本质和主流。

1949年8月27日《文汇报》发表了洗群的《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引发讨论。讨论的实质是继续强化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何其芳的《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则代表官方对这次讨论做了总结，他认为：只要工农兵方向不变，小资产阶级也可以成为主角。不同的问题虽然可以提出来，最后都要由绝对的官方意志决定其对错，并且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遵守，不允许有个人见解，这种现象此后30年日趋严重。

1950年《文艺学习》第一期发表了阿垅的《论倾向性》一文，认为应加强艺术审美力量，从而使政治自然显现，同时强调“艺术即真”，即艺术必须真实。陈涌的《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批驳了阿垅的观点，认为阿垅的文

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确定了“双百方针”。1 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召开了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的代表大会，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会上提出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创作、批评、发表的自由，这就使知识分子误认为自由是无限制的，而忽视了这种自由只是在毛泽东的“二为方针”限制下的自由。会上还提出文学创作不限定题材，文学理论工作者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但同时又强调知识分子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并强调这种自由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双百方针提出后，暴露社会黑暗的，写爱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创作方面，出现了干预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李国文的《改选》，表现了政治生活的某些不合理。还有一些描写爱情的作品，如宗璞《红豆》，探索了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的关系，等等。其他如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文学理论等领域也相继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独立思考、后来遭受批评的作品。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可惜这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诗人，这些张扬个性的诗歌和揭露社会弊端的特写及小说，很快就遭到了疾风暴雨式的批判，作家们也大都因此被打成右派。

五

《人民日报》在1 957年6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一文，标志着文艺界的气候开始转变。随后，即同年的7月份，该报公布了一大批右派名单。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代表官方的文艺路线对其他文艺进行清算。反右运动中，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学界是重灾区。首先从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开始，一大批小说家如刘绍棠、王蒙等也都遭到批判、流放和关押改造。

从此，作家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回避现实和躲避真情实感。文学的萧条再次降临。作家无法面对现实，无力改变现实，于是有人就在创作上选择了返回历史，这是在相对宽松的题材领域表达自己，如陈翔鹤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有的作家则选择了返回人性、返回“美”，意在避免与现实短兵相接，既保持了独立的艺术审美，又不至于涉及太敏感的东西，如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然而，这些作品同样无一例外遭到了批评。

通过“文艺大跃进”运动和“两结合”创作方针的实践，文艺新规范越来越朝着左的方向发展，最终将十七年文学推进到了文革文学。为了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林彪委托江青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炮制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首先是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论点归纳为“黑八论”，即“写真实”、“现实主义一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紧接着则是把大批优秀作品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同时大兴文字狱，文艺工作者或被关进牛棚，或被流放监禁，致使冯雪峰、邵荃麟、老舍、田汉、赵树理、闻捷、杨朔、海默等数百名文艺家被迫害而死。蒙受冤假错案劫难的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强行解散全国文联、作协及其各地分会。全国文艺刊物，除《解放军文艺》外，全部被迫停刊。各种文艺团体、文化设施，一律停止活动。除了江青一手炮制的样板戏外，只有浩然等极少数作家还可以公开写作，发表作品。当代中国文学进入了最黑暗最荒芜的历史时期。不过，这已经不是文学的争议了。

回顾历史，可以提供思考的动因；直面历史，是一个民族真正强大的起点。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其成就当然不能抹杀，同时也应看到，它也存在着巨大的时代局限性和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并且这种局限至今影响深远。那些当年遭受了不公正对待、后来又得到了平反的作家作品，都是历史的镜子，以古鉴今，可以知兴替，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一切，才有希望。

张艳梅

2013年5月

读书也要像开矿一样“沙里淘金”。

——赵树理

最大的庸俗是装腔作势，最大的媚俗是人云亦云，最大的卑俗是顾影自怜。

——王蒙

写小说首先要注意主题的思想性，考虑作品的教育性，要塑造典型人物，要体现时代精神……

——邓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