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巧的袁世凯
评价袁世凯，最忌主观判断，不可脱离当时清末民初的大背景，孤零零地“政审”他，更不能戴着先人为主的有色眼镜去看他。
我观此人，一生事业红红火火，操弄政情跌宕起伏。但是你一见不着他有啥子“理论”，二听不到他有啥子路线，是个执政到哪儿算哪儿的主儿。我的第一个判断，袁世凯就是一个官场技术娴熟的机巧型“伟人”。是的，我对他用了“伟人”二字，一是咱们的伟人曾经认为他是继曾国藩、李鸿章后的清末民初“四大伟人”之一；二是如今“伟人”评判标准已降到经济适用型，咱就权当袁老是位经济适用型伟人吧！
袁世凯可怕就可怕在他是政治机巧派，可爱也就可爱在这政治机巧派。此话怎讲？
先说可怕。和他打交道的人发现，历来遇事他奉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国政处理模式。在民初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此君满脑子里没有一点点现代政党政治的观念，也不管对方属于哪党哪派，只把京华政坛上的政客权当个体户对待。国民党的汪精卫不错，那就列支十万大洋预算砸向汪精卫。袁世凯手下管这类“政治钱”的唐在礼就说：“汪精卫，袁很早就收买他，从在监狱里的时候就买通了。后来一直给钱，听袁指使。他的钱是通过陆建章领取的。”对于那些政敌，他都懒得甄别。唐说：“抓到那些人，只要是不知名的，差不多总给安上一个宗社党的帽子，拉到后门什刹海枪毙了事。”
做了总统的袁世凯，管国家的方法，说白了还是他小站练兵时的那一套。对此，他曾不小心在张之洞面前说漏了嘴：“练兵之事，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钱和官，一手拿着刀，服从命令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一刀。”这样的军阀管政治很可怕，把偌大一个“悠悠中华”当兵营对待，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民初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被这赤佬这么一管，也就万马齐喑了。所以任公梁启超看得门儿清，“袁项城拒谏饰非，作伪之术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因此“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可见袁世凯的所谓政治，讲的是娴熟的政治技巧，玩弄的也是一些雕虫小技。这类动作一多，在士大夫那里便口碑欠佳，形象猥琐。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最多就是一个不说话的“苏秦”，只是苏秦口若悬河贩卖合纵连横，袁世凯手段毒辣，是个闷葫芦型的机巧家、纵横家。
纵观近代史，甭管什么思想，没有一个思想武装的团队都坚持不长。袁世凯整天婆婆妈妈地应付小局面，却放松了对北洋集团内部的思想改造。到头来，他一倒下，众人就来抢食，或作鸟兽散。机巧派袁世凯最后还是输在“机巧”二字上。你说可怕不！
可怕之人必有可爱之处 可怕之人必有可爱之处。纵观袁世凯宦海一生，无博大精深，却也能基本上与时俱进，跟上当时时代潮流。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迎合大多数。
如果我们不孤零零地把他独立出来单个审视，不用千百年来被一代代朱熹们逼上道德绝壁的孔孟之道衡量，他比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官僚可爱多了，也进步多了，甚至实用多了——和支持义和团的那些土里吧唧的民粹派老顽固比，他算是开明派；和那些口若悬河的康有为们比，他算是稳健改革派；和那些革命党人比，他算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
袁世凯当总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选择”，“历史选择”本身是从来没有对错的。今人以隔靴搔痒的三言两语给一个复杂时代、复杂人物定调，会流于简单化、绝对化，最终也一定是脸谱化的。虽然，我知道，在历史读物市场上，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是一条销售历史书籍的捷径，特别是在一个盛行“武侠小说”的国度里。
不错，袁无甚大想法、大思路，但此君的基本判断应该说不失准头。他对当时的国情还是看得比较深刻的。他曾说：“共和主义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非真为人民所主持。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问，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
他看得准吗？蛮准的。但是我要说袁世凯的视点只是站在当时北直隶、山东和山西等民风保守的北方之地看，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可能和他的判断正好倒个个儿。这就是辛亥革命一闹，只剩下北方五省不宣布独立的原因。山东宣布了，马上又反悔了。不管怎么说，说当时的民意是新旧参半，大概不失公允。根据这个判断，袁世凯的理政还是有自己的思路的，只是他从来没在这方面做施政演说，也没搞出一个纲领，其准绳就是维持局面不乱。从表面看他是随政局而动，暗地里玩的还是前清密室政治的那一套。史学家骆宝善认为，他“确有异乎常人之处，绝非笨伯之所能为。除了眼光独到，具有政治动物异乎寻常的敏感外，他善借外力也是其步步高升的原因所在”。其政坛引路人中有李鸿章、荣禄、奕勖、端方、吴大潋、张之洞、那桐、载振、周馥、盛宣怀、张謇、徐世昌、严修、唐绍仪、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杨士骧等，手下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武将拥戴，更通过结拜、贿赂和姻亲裙带等办法，编织关系网，扩大执政基础。
结果，袁世凯政治操作技巧十分娴熟，却把“道德”二字扔在一边，这就难免为“道德历史观”所恶。而在我看来，恰恰弃道德、重实利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进步，有其可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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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历来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其中难免先入为主的歧见。本书以老照片、袁世凯身边人的回忆和海外史料为依据，还原历史本来面目，重构袁世凯的形象，虽勉为其难，而精神是可贵的，成效是显著的，文字亦活泼有趣，是一部全面认识和理解袁世凯的撰述。
——解玺璋
革命啦，运动啦！
每次来时都是轰轰烈烈，每次都以12级以上的破坏力横扫千军如卷席。而且每次鼓吹者都向国人保证，这次将彻底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总是一次次相信，一次次地凑热闹，一次次地赔上老命。
谁叫我们这个民族就好一惊一乍的热闹。谁叫我们相信不需要长期努力，罗马可以在一天之内建造成功的神话。
这不，突一日，有人登高一呼：革命啦！汉口街头马上风起云涌。热闹过后，只是没了辫子。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赵庄还是那个赵庄。
查“革命”二字，老祖宗的字典里虽有，但现在这种用法据说来自东洋。“革命”二字一经改头换面，立刻成了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也难怪，中国以前虽没用这个词，但是这些个事儿已经干了三五十回了。
“革命”是什么，其本义是有话不好好说，“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可是中国人后来所说的革命，已经和刚传入的本义大不一样，从一个中性偏贬义的词变成了褒义词。政客往往用之标榜自己，给政敌于“革命”二字前再赠送一个“反”字。我纳闷了，不是都说咱们是浸泡在儒家文化中的“化民”？曾几何时，“中庸”二字被走极端的“革命”二字给换了？
多想想就能想通：中国人多，挤得很。特别自乾隆后，人口上了四亿！一位18世纪在北京工作的传教士明确指出：“人口过多，迫使中国人不养牛羊，因为供养牛羊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
人多地少，慢慢地养成了潜意识里的一种极端的自我保护能力——非排挤打击隔壁的王二，否则不能得那一亩三分地。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劣根性叫作“窝里斗”。
血淋淋的“革命”二字传入中国，于“汉奸”“卖国贼”外，咱们又多了一种打压别人的手段。
我以前很少看民国历史，大学期间最不喜中国现代文学史。为甚？因为咱们的先人动不动就给人贴标签、戴帽子。
历史，管他好人坏人，把人家干过的那些个事儿原原本本地都端将上来，我等自有评断。不是说“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吗？到了节骨眼上就不这么想了。
晚清民初，国体与政体之争一时鼎沸，大家以为只要弄清这两条就能救中国。这百年来的历史多次证明，只问上层建筑不问基层“群体”是最大的书呆子气。曾几何时，世界上的制度条文或多或少地都被引入中国。热闹后，留下什么？
你不能说引入者动机不纯，只是这些个舶来品实践下来，不是水土不服就是被稀释、被同化，最后被扭曲了。
为什么？
这就引出一个中国特有的“群体”现状。
大清国和别的主要大国比，不在经济的高低，人口的多少。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体”没有“被近代”过，整个国家不是人家所说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咱们大清国基本分两块，一个是皇家，一个是“臣民”。用袁世凯的话说，清只是一个朝代，不是一个国家。
清国就像一个大村子，皇家是村中的大东家，皇上是大东家掌柜的。围绕着这家大户，有一批称之为一品、二品……跑腿的和帮闲的，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散户。
平时大东家居高墙深宅里吟诗作画，和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只在秋后收租子时才打下照面。
所以咱们这个大清国，和历代王朝一样，历来是“东家的事儿东家管”“百姓的事儿百姓管”，是个比较极端的二元社会。
因此，别指望有什么事儿老百姓会拿命来捍卫。“群体”没有“国家”概念，不会和你同生死共患难。
用眼下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叫“没有公民意识”。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排他性，让每个个体都将防卫的底线画到自家门口。
这才是问题所在。这些问题百年来也没有彻底解决。
君不见，为了一个公用面积里的酱油瓶位置，筒子楼里的知识分子可以大打出手；打后当事人还能回到斗室，镇定自若地写出一篇“主旋律”的好文。
君不见，走遍中国，公路旁的树上到处挂着丢弃的白塑料袋，在风中哗啦啦作响，不禁使你想到拜伦的诗：“……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招展着，就像雷雨似的迎接狂风。”
可是政客不管这些，人家都喜欢自上而下入手，关起门来定几项制度，容易而且政绩看得见。好样儿的如光绪皇帝，数千年的旧制度，人家103天里发了数十条手谕就想改变，后来一个上午就让人给废了。事后发现除了康有为们愤怒外，国人大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百姓闹不明白“变法”，大伙儿最多把它看成是大东家的老妈和儿子吵嘴。出于数千年顶礼膜拜的“孝”，大伙儿指不定还认为老妈有理呢！
再说，政客也没有这个能耐，他们有的只在位子上三五年，多则十多年，最极端如康熙同志干“革命工作”六十年，能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
说到底，从来没有“被近代”过的国人是消受不起梁启超的“政体”“国体”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不问政体，不问国体，只问群体”。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别怪东怪西的，问题就出在“群体”自己。
根本的还是要从一个个个体做起，“群体”好才是真的好！
群体是“半野蛮人”状况，制度装扮得再漂亮、标榜得再先进也会露馅儿。
“群体”如果是优秀的，“被近代”过的，不二元社会的，再烂的制度也能发挥到美的极致。
只问“群体”，其实最难！因为要从娃娃抓起，要全民识字；培养公民意识，消除“患不均”之感。
这类事儿听起来语不惊人，做起来没轰动效应，而且十年八年看不出效果来。所以任何政客都喜欢奢谈短平快的“政体”和“国体”，他也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事儿。
不要相信罗马是可以一天建造出来的。
也不要相信民初的悲剧是有一个特别“孬”的人直接造成的，以为历史上没这个人就一切OK了。
袁世凯何人？不过一政客也，最多是伟大的政客（政客称伟大的大有人在）。
政客的专业就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如果这手不会就不是专业政客。
试想，如果20世纪最初几年，“群体”没有立宪的思潮，袁世凯不会贸然去充当那个“立宪派领袖”。
如果1911年，大半个中国的“群体”都不想试试共和，他也不会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
如果1915年秋，“群体”没有厌倦了共和的吵吵闹闹，想“老主子”了，袁大总统也不会去打造那把龙椅，“洪宪”一回。
说得明白点儿，民初的那些事儿和任何个人都没多大关系，全在那时的社会。
后人看这段历史，别忙着贴标签。
特别要注意的是，那会儿大伙儿的想法老在变，绝不能拿1909年上半年的民意去套下半年的事儿，到了1911年更是一天一个“民意”。也难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睡了三千年，一觉醒来，发现乌龟要跑到终点了，这下急啊！正所谓“清朝的突然灭亡，现代的东西被嫁接在了几千年的树上”。（《纽约时报》语）
了解这些，你再来看袁世凯，就不会说他一会儿忠于大清，一会儿出卖大清了。
所以本书特别在意袁世凯当国那段时期的社会“时文”和同代人、身边人的回忆，在意历史的原汁原味，特别在意国外报纸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的诸多细节。
为市场计，本想演义一下袁世凯。后来一想，自己从不看武侠，也不翻演义，做不来！所以本书不会以强烈的个人情感，近似武侠的笔调，去“英雄”“狗熊”主人公。这里只摆事实，没有结论，结论由您自己给。
张社生
2016年9月28日于北京朗琴园
两百多幅罕见历史照片，亲见亲闻还原洹上村，数十段西人史料报道，活灵活现细说袁世凯。张社生著的《袁世凯旧影(还原一个时代的记忆)》以珍贵的陈年旧影，多国的视野，鲜活的叙事风格，真实还原那段风雨飘摇的晚清岁月。
作者多年来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到千余幅封存了一百多年的有关晚清的陈年老照片和铜版画；三下河南，造访袁世凯出生地项城、最后归宿地安阳，首次完整还原业已消失的“项城袁寨”和“安阳洹上村”，并亲绘了洹上村还原图。
旧京人物影像馆，晚清立此存照。
亲见亲闻还原洹上村，中西史料细说袁世凯。
图文还原多面袁世凯，以影像讲述晚清历史。
张社生著的《袁世凯旧影(还原一个时代的记忆)》共分七章，从这些百年前的珍贵影像及亲历者的印象回忆入手，梳理历史细节，为读者呈现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