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是一部美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著作,介绍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文本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化背景与学术资源的复杂性超乎想象。
对日本人而言,直到1952年美国占领期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结束,而战争年代、战败以及被占领时期,给亲历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作者约翰·W.道尔试图通过本书还原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声音获取一种认知,即在一个毁灭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日本这个国家后来变得多么富裕,多年来这些残留的记忆,已经成为他们思考国家历史与个人价值观的重要参照。
《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是作者约翰·W.道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束后的日本的杰出研究。书中大量引用日文材料,并有数十幅精心挑选的档案照片。它是关于长达六年之久的美国对日占领最完整、最重要的历史著作,而这一占领对日本社会的所有层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描述了占领期间日本的转变。作者对该时期日本流行文化——歌曲、杂志、广告甚至笑话——的分析极为精彩。作者被称为“美国关于太平洋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了西方与东方、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丰富而激烈的相互作用,涉及的层面从操纵裕仁天皇的命运到各阶层的男男女女的希望与恐惧。这本书已经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内基准性的研究成果。
就连加藤悦郎的欢呼,也包含一丝警戒的意味。他那小小漫画集的持久魅力正在于,他对民主革命理想的热情中掺杂着忧虑:这个“礼物”并非是日本人自己挣得的。例如,那幅美国巨剪漫画的说明是:“锁链被剪断了——但我们务必不要忘记,我们没有流一滴血、一滴汗来剪断锁链。”他的最后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懒散地躺在堆满礼物的屋子里。漫画的说明警告:“我们日本人看来已经习惯了享受革命成果的甜蜜,而且极端不想为这珍贵礼物变成我们自身的成果费一点力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少评论家对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概念本身所蕴含的被动性和肤浅性给予关注。他们认为,正如战争期间普通民众被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所操纵利用,民众现在只不过是在追随另一套新的领导班子而已。剧作家和评论家山崎正和,1948年从“满洲”归来时,还是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起对“所有的一切都是赠与的”深刻印象。民主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得“太容易”,从而无法真正在本土扎根。另有一些人洞察到,自上而下的民主助长了令人遗憾的“不负责任的逻辑”,每个人都学会了对上级的指示唯唯诺诺。’
1949年末,这种感到民主革命有问题的认识,由民主革命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南原繁传播开来。南原是东京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位基督教徒。作为第一位被允许离开自己被占领的祖国的日本人,南原在华盛顿发表了讲话。他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概括为一场“精神对精神”、“人民对人民”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暴露出了他的同胞们的严重缺点。南原信奉欧洲文艺复兴的理想,将之作为确立个人人格与自由探求真理的基础。他断言,他的国家现在也不得不经历“自身的复兴”。南原回顾了十九世纪中期向西方敞开大门之后的明治维新,这一早期的改革时代,只是创造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外观”。它只是强调建设国家的实力和扩展国家的财富。人文主义精神,至多也不过是从属于这些目的。尽管现在“纠正这些错误还为时未晚”,但是现在就为一个民主的新日本欢呼显然还为时过早。南原评论说,“不像是在美国,政治民主在日本还未获得真正的生命”。反动势力反攻倒算的可能性也绝非没有可能。
占领结束后,批评家龟井胜一郎,立即在一份日本国内最畅销的月刊上撰文,巧妙地表述了如下观点:被动的革命尽管总比虚伪地做做样子要好一些,但还远不是争取民主的真正奋斗。龟井写道,美国占领日本不是要进行彻底的意识革命,而是要强化“殖民地心态”。因而,回首所取得的民主实绩,甚至远不如加藤悦郎的那本小书所表现的当初的期待和理想。在某些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让龟井联想起外面是丝绳、里面却暗藏铁丝的圈套,或是一套好莱坞的电影布景。P41-42
本书的准备过程相当漫长,假使没有以下两人的鼎力相助,这本书可能永远无法面世。我的贤内助靖子,不仅帮助查阅了大量文献,而且我们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谈,亦成了切磋题旨、甄别差异的重要方式。我们一起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这绝非客套,而是事实如此。我们共同探究历史,还一起到过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尽管这份隋义难以报答,这却是做历史研究有益的方法。
这些研究工作汇集成了篇幅冗长的草稿,于是我请一位老朋友帮助以摆脱困局。Tom Engelhardt以坚韧的耐力与犀利的批判应战。他审慎地检讨,由文笔到结构,又由结构,直达本书的论题与概念。他的友情与技能,使得本书有所不同而且更为洗练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还对其他人深怀感激。袖井林二郎,这位麦克阿瑟将军的日文传记的作者与占领期日本史的专家,指示我关注到了许多日文文献。我借鉴了一些他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于普通日本民众写给麦克阿瑟的信件的分析,这一点在本书中十分明显。早先着手此课题时,我曾长期旅居镰仓,自那时起我就求助于明田川融,以详查日本的文献。我还与HerbertBix交换过资料,并就天皇裕仁的角色问题进行了多次深有助益的交流。
高尾利数向我推荐了本书所介绍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渡边清的日记兼回忆录。Alex Gibney给我提供了他所拍摄的有关美方起草日本新宪法的极有价值的访谈记录。Murakami Hisayo让我注意到了现藏于美国马里兰大学Gordon Prange文库的一些颇有意味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当年提交占领军当局审查的日本出版物。她还向我展示了我所视若珍宝的、加藤悦郎的漫画集——1946年占领期的漫画史。James Heisig让我了解到田边元,这位强韧的爱国的“忏悔”哲学家的存在。麦克阿瑟纪念馆的James Zobel,找出了许多重要的档案文件。多年前,当我开始考察日本从战争到和平的演变时,我有幸与秦郁彦主持的日本大藏省“战后财政史项目”合作一载,现在我的研究尚有赖于当时的一些文献积累。
某年夏天,承蒙Jerry与miko Fisher夫妇的好意,靖子与我曾经隐居在明尼苏达州Farm Island Lake的一所小木屋中研究经济政策。我还得到过竹前荣治、松尾尊允、隅谷三喜男、五十岚武士、油井大三郎、古关彰一、加藤(安原)洋子、三浦阳一、Eiji Yutani、Yuki Tanaka、Kozy Amemiya、Laura Hein、Marlene Mayo、David Swain、Frank Schullnfln、Andy Coopersmith、Peter Grilli、Edward Friedman、Glen Fukushima以及Steve Rabson等人的建议、资料或帮助。在麻省理工学院,Abigail Vargus、Jennifer MosieI。与Ann TOH'es所作的学生研究计划,有助于说明“二战”后初期日本各方面的状况。Leslie Torrance打印了本书的数章文稿,Dianne Brooks与Mabel Chin一直协助我处理事务性的工作,而学校当局在各个方面对我的研究都慷慨相助。在研究初期,我女儿Kana曾经帮我将一些手稿输入电脑。Ed Barber与Andre Schiffrin分别是我在W.W.Norton和The New Press出版社宽容耐心的良师益友,而GeorgesBorchardt则是我的组稿人。Barbara Gerr完成了原稿的整理工作。波士顿WGBH电视台的Sarah Holt与Alan Tolliver,向我出示了为麦克阿瑟将军拍摄纪录片所收集的照片资料。除麻省理工学院外,本研究的经费还来自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与Henry R Luce基金会的赞助。有好几次,我获准使用过东京大学的研究设施。我还要感谢让我注意到本书初版本中需要斟酌、修订之处的许多人,尤其是Joshua Fogel、松山幸雄、Masao Miyoshi、Onukiyama Nobuo、Joy Pratt、Mark Selden、佐藤绒彰和Stanley Weintraub。
日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及此后美国主导占领的出版物,不胜枚举。它们当中有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优秀的学术研究,也有各式各样的畅销文集,内容有当时发表的文章、占领期间向报社的投稿、详尽的年表、照片、电影简介、流行歌词、关于战争犯罪与黑市的特集、战后畅销书榜单与摘要,等等。正如本书注释所示,我十分倚重这些日文的出版资料,而对某些特定的论题来说,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将日本学者的某些发现呈现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在此应当对这些学者加以特别介绍。有关战争罪行,最杰出的调查与分析,来自于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吉田裕与大沼保昭。古关彰一发表过有关日方宪法修正的最深切犀利的研究成果。关于投降后初期的大众杂志,尤其是“低俗杂志”研究的专家,当属福岛铸郎。他的论著,是本书对这一活跃主题进行探讨的重要文献来源。关于占领军当局的审阅制度,本书列举的许多实例,引自古川纯、江藤淳、松浦总三等人的著述。至于战后初期日本的电影业,最具价值的典范研究,是Kyoko Hirano的英文著作。因篇幅所限,本书不再单独开列参考书目。在本书每章的注释中,首次出现的各种文献,皆详细注明出处(仅个别出处显见者不作标示)。书后附有本书图片提供者的名录。
三年前,当我着手翻译这部书稿之时,并未意识到这将会是一项如此艰难的任务:其一,与大多数的日本研究论著不同,这是一部美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著作,文本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化背景与学术资源的复杂性超乎想象,往往使得我并不充分的学术储备捉襟见肘。翻译此书的过程,竟然成为我重新学习日本近现代历史与日美关系史等专业的过程;其二,本书60余万字的篇幅,也延长了翻译时间、提升了工作强度,使得翻译此书不再仅仅是一项学术锻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译者耐心与体力的锻炼。应当说,本书作者约翰·道尔(John Dower)所具有的真正的研究精神与学者的良知,是激励我最终完成译文的动力。这让我时时感到:如果不能以原作者同等的态度和努力来对待译稿,必将心怀愧疚。以至于我难以单纯从翻译的角度来衡量这项历时漫长的工作是否值得,因为它已经在我的学术生命中留下了轨迹,甚至隐约对我的学术人格发生了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深远程度,就我个人而言,现在谈论似乎为时尚早。
此外,我还要对本书的翻译体例做一下补充交代:一、原书所涉日、英文献之引文,皆由本书译者自译,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二、原置于书末的注释部分,改为章后注的形式,以便于读者阅读对照;三、为方便读者查询相关文献起见,注释中所引英语文献出处保留原文,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标注的日语文献出处还原为日语;四、原书中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引用的日本人名、地名、文献名、机构名等专有名词,在日译本(岩波书店2004年增补版)中有对应者,皆参照日译本原文;五、原书中出现的在欧美的日本人姓名,是按照英语习惯以名·姓的顺序、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表示的,仍予以保留;六、为保持原著索引的完整性,索引条目采用原著页码,并在正文中以边码形式标示,索引顺序仍按照英文字母顺序编排;七、对原书中极个别的印刷错误进行了订正。需要说明的是,为尽力保留原著的面貌,中译本对原书十几万字的注释与索引部分未作任何删削,因而较此前出版的日译本可能更为完整。
本书的翻译工作,缘起赵京华先生的大力推荐。而在此过程中,我又时时得到他的指点与鼓励。如果没有责任编辑叶彤先生超乎寻常的耐心与信任,这部译作可能无法完成。而他对待译稿的严谨负责,更使我由衷感佩。另外,还要感谢日本学者佐藤贤为我核对个别日文文献的出处。诸位师友的督促与关注,使这部译作终于得以问世。在此一并致以诚恳的谢意!
胡博
2008年6月
于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