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著的《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1956年那个风生水起、风起云涌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史实，比如提出“双百”方针，号召“向科学进军”等。本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将研究性成果以讲故事的形式诉诸文字，作者权威，可读性强。

《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一年一本，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这一年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描述其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和社会风貌，论述其在新中国65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本书是其中的《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分册，由武力著，叙述了1956年中国发生的大事。

引言

第一章 五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一、“鸡毛上天”

◎毛泽东认识的转变

◎“下马”与“上马”之争

◎“小脚女人”一词的由来

◎毛泽东夺了农村工作部的权

◎六中全会一锤定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编的唯一一本书

◎毛泽东说：1949年解放时，他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鸡毛”真的上天了

 二、《农业发展纲要》和“浮夸”的苗头

◎《农业发展纲要》的出台

◎毛泽东过于乐观

◎麻雀被列入“四害”

◎“纲要”的粮食产量目标太高了

◎双轮双铧犁走入误区

◎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

◎谷县的“养猪经验”

◎急于求成的“扫盲运动”

 三、“好的很”与“糟的很”

◎高潮留下的后遗症

◎铺张浪费是合作社普遍现象

◎年初的计划几乎都没有完成

◎王观澜发现农村副业普遍下降(只有王观澜敢提出问题)

◎毛泽东再用“阶级分析”方法

第二章 “先上船的有好座位”

 一、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

◎从“吃苹果”和“吃葡萄”

◎要“统筹兼顾”，不会“嫌贫爱富”

◎全行业公私合营方式的确定

◎毛泽东批评极左思想

 二、“慈航普渡，同登彼岸”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交底”

◎争相上船，唯恐落后

◎从“坐三望四”到“皆大欢喜”

◎资产阶级的“肺腑之言”

◎资本家“有名、有利、有权”

◎“包下来”与“量才录用，适当照顾”

◎公私共事关系“大多数不够正常”

◎毛泽东强调改造

◎陈云强调使用

◎章乃器受到批评

◎资产阶级“两面性”依然存在

 三、手工业者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个体手工业改造形式的确定

◎手工业合作社的初步进展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高潮兴起后的纠偏

 四、“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再搞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绝种”的后遗症

◎陈云最先发现问题

◎“东来顺”的羊肉不好吃了

◎“全聚德”的烤鸭也不好吃了

◎药片“顽固不化”

◎香皂被称为“皮香肉不香”

◎“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再搞资本主义”

第三章 冒进与反冒进

 一、批判“小脚女人”波及建设速度

◎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

◎“右倾保守主义”被列为“两次重大的斗争”之一

◎反保守导致了冒进

◎毛泽东的一篇序言成为冒进的“罪魁祸首”

◎经济建设反保守事出有因

◎经济建设的全面冒进

◎“三管齐下”与经济“紧张”

 二、反冒进

◎周恩来最先提出“反冒进”

◎《人民日报》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

◎使毛泽东生气的“反冒进”社论

◎“一幅不成联”——民主党派也认为冒进了

◎周恩来一再压缩计划指标

◎双轮双铧犁由500万部压缩到175万部以下

◎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认为“冒”了

 三、八大前后的继续反冒进

◎压缩“二五”计划指标

◎周恩来说：“必须采取退的方针”

◎陈云说：“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

◎这件事情并没有完

第四章 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一、三个伟人的调查研究

◎刘少奇首先开展调查研究

◎刘少奇说：用消费刺激生产是进步的

◎“流动的个体劳动者无论如何不能减少”

◎毛泽东“床上地下”，连续听取汇报

◎“汇报”中提出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的形成

◎薄一波对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补充

◎邓小平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

◎《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局限

◎长达三个半月的体制会议

◎周恩来提出“改进体制，逐步实现”

 二、“党委领导制”的形成

◎苏联的“一长制”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地制宜，企业领导体制多样化

◎1953年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的原因和效果

◎毛泽东肯定党委领导制

◎1956年重新选择党委领导制

 三、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选择苏联模式

◎1956年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

◎八大前后对苏联模式认识的深化

◎提出自己的工业化战略

◎对于经济体制的新见解

◎探索的历史局限

第五章 向科学进军

 一、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

◎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为知识分子改变“身份”

◎知识分子成为党组织重点“发展对象”

◎重视知识分子还体现在工资上

◎毛泽东亲自听科学家们上课

 二、“百家争鸣”  168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民主党派热烈响应

◎罗隆基畅所欲言

◎自然科学界反响强烈

◎社会科学界不甘落后

◎《人民日报》思想更“解放”

◎马寅初也参加了“百家争鸣”

◎允许“宣传”唯心主义

◎为摩尔根学派“平反”

 三、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里程碑

◎制定12年科学规划

◎600多万字的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

◎科学规划促进了我国科学和技术的全面发展

 四、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向科学进军的紧急措施

◎开始发展导弹和利用原子能

◎汉字简化

◎推广普通话

◎扫盲运动

◎建立奖励机制

第六章 文艺的春天

 一、“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

◎走出“胡风事件”的阴影

◎“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

◎文艺界的响应

◎一致批评过去领导粗暴干涉

◎张恨水：“创作题材应该广泛”

◎汪静之：“让多数种子都具备开花的条件”

◎贺敬之《放声歌唱》

 二、此起彼伏的争论

◎关于新诗与旧诗的争论

◎毛泽东发表旧诗词，但不提倡写旧体诗

◎关于外国音乐与民族音乐的争论

◎毛泽东充当了一次裁判

◎电影界敲响争鸣“锣鼓”

◎毛泽东批评电影局“开门不够”

◎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发热烈讨论 三、方兴未艾的文艺创作

◎毛泽东赋诗言志

◎文坛的空前活跃

◎杂文的复苏

◎周恩来谈暴露批评阴暗面

◎“暴露”文学异军突起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话剧的繁荣

◎电影界也端出了几盘好菜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盛会

 一、有史以来的会前筹备工作

◎毛泽东解释两次大会相隔十年的原因

◎准备工作“好事多磨”

◎“政治报告”修改稿达80多份

◎邓小平担纲修改党章

◎周恩来起草“二五计划”报告没有受“冒进”影响

◎七中全会确定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提议选举李立三和王明

◎八大预备会议确定候选人

◎毛泽东称赞举荐邓小平、陈云

 二、空前公开，高朋满座

◎“开幕词”出自田家英之手

◎刘少奇唱了主角

◎邓小平担当重任

◎民主党派的礼品和欢呼

◎宋庆龄的心声

◎高朋满座

◎与外国代表团广泛交流

◎不同国家和政党的反应

 三、辉煌的成就

◎最佳领导集体的建立

◎毛泽东准备“退位”

◎反对个人崇拜和加强集体领导

◎八大删掉了“毛泽东思想”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

◎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

◎陈云关于经济体制的新思想

第八章 坐看风起云涌

 一、关于斯大林的“是”与“非”

◎“秘密报告”石破天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娄子”

◎中国的态度：《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不喜欢斯大林

◎中国仍然挂斯大林的像

◎对苏共二十大总体还是肯定的

 二、支持与警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东欧对“秘密报告”的反应

◎哥穆尔卡上台

◎刘少奇、邓小平调解苏波关系

◎纳吉被杀

◎铁托“普拉演说”

◎毛泽东说：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毛泽东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三、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反应

◎支持埃及将运河收归国有

◎毛泽东表示无偿支援

◎郭沫若要当“志愿军”

◎强烈谴责英、法武装侵略埃及

◎数百万人大游行

◎埃及使馆门庭若市

◎英国代办处怒吼如雷

 四、睦邻友好，朋友遍天下

◎毛泽东畅谈民族平等和反对侵略

◎苏加诺首次访华

◎周恩来出访亚洲8国

◎周恩来参观“二征王庙”

◎在印度三次会见达赖喇嘛

◎对外援助慷慨解囊

◎“打开西面的大门”

◎毛泽东教驻外大使写文章

结语：回顾历史的兴奋与思考

由于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1955年初中央决定对合作社进行整顿。本来毛泽东是同意对合作社进行整顿的，“停、缩、发”方针就是他在1955年3月上旬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等人汇报时总结提出的。当谈到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当时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地区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解放区）适当发展一些。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邓子恢5月6日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结论中，还谈到毛泽东在春天时关于合作社发展方针问题的意见，邓子恢说：“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下来，以后毛主席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天再看，停止一年半。”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对邓子恢说：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占总农户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邓子恢当时还坚持50％的设想，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因此，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就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将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到1957年）的合作社发展定为占农户的1／3。

四五月间，毛泽东外出视察，并于5月17日在杭州召开了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发现不少地方干部对合作化是积极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大家认为农业社“好得很”，农业生产形势也不像原来听说的那样严重。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反映不够真实。与此同时，1954年水灾和粮食统购较多造成的农村粮食紧张，也被地方证明为许多喊缺粮的农民并不是真缺粮——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上述毛泽东对农村形势估计的变化，使他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合作化方针及整顿工作都产生了不同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并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在1955年7月31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开始就预言：“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他在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合作化方针和实践结果后，对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及有些人低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党的领导力量，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邓子恢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也发言，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参见《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月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邓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5月17日（毛泽东主持的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上大家说好得很。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可大发展。准备工作加巩固工作不会冒险。准备工作第一项就是批评错误思想。以此次会议为标志，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实际上改变了农业合作化发展方针和进程。8月26日，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于是，毛泽东开始亲自主管农业合作化运动。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批语，连续批转了湖北、安徽、山西、河南、浙江等十个省委学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及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部署合作社发展计划、加快发展速度等方面的报告。

8月31日，毛泽东在批转安徽省委报告的批语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撰写《通知》，将修改后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请他们印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发到农村支部。

尽管毛泽东7月31日的报告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导意见，但毕竟还只是个人意见。为了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报告上来，将自己的农业合作化主张付诸实施，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全会。

1955年10月4～11日，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了6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上海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388人列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80人作了大会发言，167人作了书面发言，一致赞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分析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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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5年跨人1956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怀着一种解脱和兴奋心情的，1955年那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前夜的紧张、沉闷空气，被突然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扫而光。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终于摆脱了落后的小生产者形象；资本家则庆幸可以摘掉“剥削阶级”的帽子了；“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知识分子不仅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心情舒畅。党的领导阶层，也因为八大的民主、和谐备受鼓舞。

总之，1956年的“意气风发”，既是由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也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和基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憧憬和建设热情。1956年的主流可以说是热烈、欢快、振奋、舒畅。一是社会主义改造虽然终于到来但是并不可怕，反而是“争先恐后”，形成“一日数变”“敲锣打鼓”的热烈场面；二是“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向科学进军”“扫盲”运动鼓起了人们求强求富、追求现代生活的迫切心情，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运动；三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八大表现的党内民主化，使得政治空气和社会生活空前宽松，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四是知识分子待遇提高、工人工资普遍增加、资本家拿到超过预期的“定息”、农民也得到国家大量贷款，基本上都还满意和高兴（只有部分农民秋收以后没有增加甚至减少收入，不满意）。上述四个方面的浪潮融汇成中国大陆1956年的主旋律。

但是，1956年也潜伏着危机：社会主义改造的“四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已经埋下了微观经济运行的问题；而“冒进”造成的经济紧运行和“反冒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给宏观经济综合平衡造成较大困难；此外，对于知识分子认识的局限性，也使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1957年以后难以奏效。另外，从国际来看，1956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苏共二十大引发了“去斯大林化”的浪潮，并影响了国内思想界和知识分子阶层，中苏关系也由亲密无间转向求同存异状态。这些问题都对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顾历史的兴奋与思考

记得梁启超曾经说过：“史学者，学问之最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多次指出：“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今天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及文化的多元化时期，正确认识新中国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既不能用后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前一个历史时期，也不能用前一个历史时期否定后一个历史时期。这就需要我们用唯物史观和发展的眼光，用历史主义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分析历史，来反驳历史虚无主义。

在新中国前一个历史时期，1956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度。回顾60年多年前的1956年，兴奋中带着遗憾，因为它既是整个50年代最令人振奋的年度，是中国跨进社会主义门槛的年度，也由此在经济上埋下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病。虽然那个火红的年代已经远去，那一代人的背影已经模糊，但是在共和国的年轮上却刻下了深深的痕迹，这些痕迹对于今天我们汲取历史智慧和经验来说，到底有哪些启示呢？

首先，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顺利提前实现，表面上看是胜利，是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了，满足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即高积累与社会稳定双重保障。但是从更深层次看，依靠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效率的目的并没有实现，因为在生产力水平没有发生明显进步、工业化刚刚起步的条件下，单一公有制使得党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更加复杂和困难了，管理能力跟不上这种急剧的变化，而这种经济体制的变化又恰恰强化了党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

第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中国这样一个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且尚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的大国顺利提前实现，应该说是一个奇迹，也由此极大地鼓舞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更加看重生产关系变革、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群众运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看轻了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工业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使得“急于求成”成为新中国前30年里屡屡不能克服的突出毛病。

第三，1956年苏共的“非斯大林化”和随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以及苏共的应对措施，都反映出苏联体制的弊病、苏共新领导集体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政治上的经验丰富和领导能力，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又与中国的经济落后不相称，这也使得中国赶超的目标从1956年开始实际上是苏联而不是欧美。  第四，1956年既是中国跨进社会主义门槛的第一年，又同时是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年，虽然以党的八大为标志，这种探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这种探索始终没有突破对当时苏联定义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探索也因此在1957年以后就被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所干扰，资产阶级不存在了，但是“阶级斗争”却愈演愈烈。

第五，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得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成为被消灭的对象，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因此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也必然要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政治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经济上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社会的包容性、宽松度都大大降低，不仅民主的基础大大缩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被阶级的不平等所取代，文化上也走向越来越狭窄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把许多优秀文化视为“封资修”予以清除。

总之，1956年告诉我们，在那个历史年代，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平稳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使得后来的20多年里中国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国防工业。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一定规模和范围内的公有制经济和政府作用主导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中国发展的优势，但是过犹不及，必须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处理好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