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兄弟皆受学于苏洵，作者曾枣庄撰写的这本《苏辙评传（精）》，研究苏辙的家学渊源。将研究者有兴趣的《苏辙评传》以图的形式展现出来，本书也是主要介绍苏辙的身世、家庭、学习和生活经历，以及他一生最著名的文学著作，是研究三苏和苏辙的重要参考资料。

《宋史·苏辙传》称苏辙与其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无不相同的事物，相反，苏轼兄弟在性硌、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诗文风格等各个方面都很不同。为了比较苏轼兄弟的异同，作者曾枣庄撰写了《苏辙评传（精）》，故《苏辙评传》也可叫《苏辙兄弟异同论》。此书只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过，印数极少，大陆罕见。

第一章 “少者谨重”

第二章 “求天下之奇闻壮观”

第三章 “江上同舟诗满箧”

第四章 “素所为文五十篇”

第五章 “妄语自知当见弃”

第六章 “岐梁偶有往还诗”

第七章 “从军在河上”

第八章 “虽欲自效，其势无由”

第九章 “宛丘学舍小如舟”

第十章 “齐俗强梁懒不容”

第十一章 “同泛清河古汴”

第十二章 “南都从事老更贫”

第十三章 “得罪南来正坐言”

第十四章 “微官终日守糟缸”

第十五章 “行年五十治丘民”

第十六章 “谏草未成眠未稳”

第十七章 “谁将家集过幽都”

第十八章 “冰炭同器，必至交争”

第十九章 “以汉武比先朝”

第二十章 “岁更三黜”

第二十一章 “再谪仍此州”

第二十二章 “圣恩尚许遥相望”

第二十三章 “龙川父老尚相寻”

第二十四章 “骨肉丧亡”

第二十五章 “经年汝南居”

第二十六章 “筑居定作子孙计”

第二十七章 “教敕诸子弟”

第二十八章 “编排旧文章”

第二十九章 “心中未必空”

第三十章 “三千里外未归人”

第三十一章 “齿爵皆优于兄”

第三十二章 “经营妙在心”

第三十三章 “小苏文一波三折”

第三十四章 “有王维辋川遗意”

第三十五章 “各自胜绝无彼此”

参考书目

第二章 “求天下之奇闻壮观”——入京应试

至和二年（1055），十七岁的苏辙同十五岁的史氏结婚，其《寄内》诗有云：“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婚后不久，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辙兄弟随同父亲到成都辞别张方平，经阆中出褒斜谷，发横渠镇，人凤翔驿，过长安，五月到达京城开封。

苏轼兄弟都是初次出川，兴奋之情不难想象。他们从小就喜欢游山玩水，但其足迹似乎未出眉州，连离他家很近，以高与山齐闻名于世的嘉州（今四川乐山）大佛也未去观光过。四年后，苏辙在《初发嘉州》诗中写道：“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又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现在，“求天下奇闻壮观”的愿望实现了。他们来到了太白山下横渠镇的崇寿院。太白山高入云霄，有“武功太白，去天三尺”之称。这里充满了神秘色彩，传说山下行军，不得鼓角，一鼓角即风雨骤至。三苏父子联骑来到崇寿院，欣赏着这一带“乱山横翠嶂，落月淡孤灯”（苏轼《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山下晨光晚，林梢露滴升。峰头斜见月，野市早明灯”（苏辙《次韵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题崇寿院》）的奇特景色。接着他们经过秦朝的故都咸阳、汉唐的故都长安。

苏洵父子一行在经过凤鸣驿（今属陕西）时，本来想住在驿馆之中，但驿馆破败不堪，无法居住，只好出来住旅舍（见苏轼《凤鸣驿记》）。当经过二陵（河南崤山中的两个丘陵，为当时的交通要道）时，他们的马死了，只好改骑毛驴到渑池，苏轼后来问苏辙道：“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就是指他们骑驴过渑池。苏轼兄弟还曾在渑池僧舍老僧奉闲的壁上题诗，但几年后苏轼再过渑池时，奉闲已死，壁上题诗也见不到了：“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他们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五月到达京城开封。

北宋的京城，“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派繁华景象。祖国山河的壮丽，历史之悠久，京城之繁华，给青年苏辙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

初至开封时，他们住在兴国寺浴室院。这时正遇上京城大雨，蔡河决口，水涌进城，房舍到塌。直至七月，大雨才止，但仍然到处是水。苏轼登上龙津桥，观京城夜市，只见星寒月皎，灯火辉煌，如在江湖之上。他在《牛口见月》中回忆道：

忽忆丙申年，京邑大雨露。

蔡河中夜决，横浸国南方。

车马无复见，纷纷操筏郎。

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

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

新月皎如画，疏星弄寒芒。

不知京国喧，谓是江湖乡。

因此直至秋天，大水退后，苏洵才见到欧阳修等人。

苏轼兄弟来到京城就积极准备参加考试。苏辙晚年隐居颍昌，在他的书橱里藏有《春秋传》一轴，就是嘉祐元年苏辙寓居兴国寺浴室时所亲书，并有次年夏苏轼所题书名。苏辙之孙苏籀翻到这些珍贵遗物时说，由此可想见祖父“尔时与坡公同学，潜心稽考”的情况《栾城遗言》。当时的进士考试要经过举人考试、礼部考试、礼部复试、皇帝御试等几次筛选。嘉祐元年九月，苏轼兄弟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第二年正月，仁宗任命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欧阳修为主考官，国子监直讲梅圣俞负责编排详定等具体事务，举行礼部考试。宋初的诗文沿袭了五代的柔靡之风，虽有柳开、王禹偁与之分庭抗礼，但成绩并不显著。在11世纪初又出现了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他们模仿李商隐的诗文，虽对克服宋初诗文的浅薄刻露有一定作用，但又形成了穷妍极态、浮巧侈丽的不良文风，统治文坛三四十年。古文家穆修、政治家范仲淹、道学家石介都同这种不良文风进行了对抗。到11世纪中叶西昆体之风已不占优势，但在古文运动内部又出现了狂怪艰涩的不良倾向。欧阳修在知贡举时对这种不良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一方面对凡为险怪奇涩之文的人一律不录取，另一方面又把“生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苏轼兄弟置之高等，大力宣传三苏文章。欧阳修的这一行动曾引起因作怪涩之文而落第的士子的强烈反对，他们聚众起哄，围攻欧阳修，闹得街逻不能制；甚至投书欧阳修，咒其早死。但“屋场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欧阳修传》），使北宋散文走上了平易流畅的正确轨道。苏辙后来在《祭欧阳少师文》中作了详尽记述。

P8-10

三苏带我走进宋代

——“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自序

曾枣庄

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三苏，二是宋代。对三苏，既整理其著作文献，又对他们三父子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对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并对宋代文学做多视角的研究。可以说，宋代的三苏、三苏的宋代，耗费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

我研究苏轼，始于20世纪“文革”期间。“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仍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蛲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是“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另一种说法。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势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被投进监狱，还几乎被杀头。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敛，不太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之间，“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精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出版了《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为苏轼“翻案”。

研究苏轼，自然避不开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但我感到，对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辙，学界的研究很薄弱，甚至连他们的别集都还未经整理校点。于是我与金成礼先生合作出版了《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与马德富先生合作点校了《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与舒大刚先生共同主编了《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并陆续出版了《苏洵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苏辙年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三苏选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与曾涛合注）、《苏辙评传》（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三苏传》（台湾学海出版社，1995年）、《三苏文艺思想》（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苏诗汇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苏文汇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苏词汇评》（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与曾涛合著），主编了《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

从苏轼到苏洵、苏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为我开展宋代文献的研究整理和对宋代文学做多视角研究创造了条件。我对三苏的研究虽然一生都未停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我学术工作的前半期。后半期，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宋代文献、宋代文学方面，耗时二十年之久与刘琳先生和川大古籍所的同仁共同完成了《全宋文》的编纂，还先后主编了《宋文纪事》（曾枣庄、李凯、彭君华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宋代文学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宋代辞赋全编》（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宋代传状碑志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宋代序跋全编》（齐鲁书社，2015年）等，出版了《论西昆体》（台湾丽文文化公司，1993年）、《北宋文学家年谱》（曾枣庄、舒大刚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宋代文学编年史》（曾枣庄、吴洪泽著，凤凰出版社，2010年）、《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

回顾四十多年的研究道路，做的工作也不可谓不多，因此多少有些心得，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是对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完全可以自学的。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其实是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即马列主义的，涉足中国古典文学完全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兴趣所致。

二是研究工作一定要从资料工作做起，这样研究工作才会有根基，不致人云亦云，甚至胡说八道。

三是要多请教，多切磋。在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如陈逸夫先生、王朝闻先生、任继愈先生、邓广铭先生、程千帆先生、缪钺先生、王利器先生、杨明照先生、戴逸先生、孔凡礼先生等都给了我不少指导和启发。与同辈的学者，如许嘉璐先生、章培恒先生、刘乃昌先生、王水照先生、谢桃坊先生、刘尚荣先生等，亦常就学术问题开展争论与争鸣；与晚一辈的学者如舒大刚先生、吴洪泽先生、李凯先生、彭君华先生等，亦多有合作。只有这样做学问，才能有生气。

四是不要在学术热点乃至时政观点上跟风。学术界也像其他行业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热点、重点，但不是你的研究领域，不是你的研究所长就不要去乱掺和，写凑热闹的文章。更不要生硬地将当前的时事政治套入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去，那就不是在继承文化遗产，而是在糟蹋文化遗产了。

最后，感谢巴蜀书社出版我这套“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十种，这十种基本汇集了我一生有关三苏的论著；感谢原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先生、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谢桃坊先生为本书赐序；感谢巴蜀书社总编侯安国先生、李蓓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等为这套丛刊付出的心血；感谢陈小平先生及犬子曾涛对这套丛刊的精心校对；感谢所有关注我的三苏研究的朋友们！

2017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