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列·齐赫文斯基著的《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精)》介绍了，周恩来是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伟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他与儒家、道家、佛学、侠家、兵家都有极深着渊源的关联。他对传统文化作了扬弃与革命，关注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作正确的选择。他保护了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在行为生活中他是中华道德的楷模，他是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君子；在精神生活中，他非常喜爱传统的文学作品、包括古诗、书法、象棋、中国画。周恩来人格魅力与传统文化的熏陶息息相关，包括心理人格的熏陶，社会人格的熏陶，伦理人格的熏陶，美学人格的熏陶，文化人格的熏陶。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谢·列·齐赫文斯基著的《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精)》讲述了他的一生。

前言

第一章 推翻清朝帝制和中国军阀争夺政权

第二章 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

第四章 1919年的五四运动

第五章 苏维埃俄国与中国：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六章 孙中山转向莫斯科与国民党改组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建立

第八章 国民革命军和中国南方政府根据地的建立

第九章 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及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

第十章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武汉政府。列强的干涉

第十一章 为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上海起义

第十二章 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

第十三章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分歧

第十四章 武汉政府同中共决裂。中共领导的起义的失败和中共转人地下。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结束

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错误的反思和未来计划的制定

第十六章 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

第十七章 1928-1930年中共的地下活动

第十八章 中共在革命前途问题上的分歧

第十九章 苏区和中国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

第二十章 中国红军突围和向西北长征

第二十一章 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和爱国运动的高涨

第二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和杨虎城部队在西北的统一爱国行动

第二十三章 国民党与中共在共产国际调停下举行的秘密谈判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第二十四章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

第二十五章 动员民众，抗击侵略者

第二十六章 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日军后方的游击斗争

第二十七章 抗日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

第二十八章 太平洋战争。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西北特区的兴趣

第二十九章 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三十章 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苏中条约。苏联参战和日本投降。国共两党在美国调停下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

第三十一章 国民党发动新内战。苏联帮助建立东北民主根据地

第三十二章 国民党军队对特区的进攻和中共撤离延安

第三十三章 中共实行土改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

第三十四章 国民党的“和平攻势”。斯大林同毛泽东磋商

第三十五章 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共中央迁入北平。上海和南京解放。毛泽东就内外政策问题同斯大林磋商

第三十六章 全国民主力量的团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推翻清朝帝制和中国

军阀争夺政权

在17世纪40年代满族占领中国和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得以巩固之后，满族皇帝推行了使这个大帝国与外部世界严格隔绝的政策。但是，当英国和法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先后用大炮的力量为买卖鸦片和工业品以及为基督教传教士活动“打开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港口和城市之后，这一政策遭到了致命的失败。外国人在中国建立了他们特殊的居住区——租界，这些租界不受清政府当局的司法管辖。日本在19世纪末走上了殖民主义掠夺的道路，根据1895年的下关和约攫取了中国的台湾岛，获得了大笔赔款和日本国民在中国经营工业的权利，其他列强立即纷纷加以效法。由于德国侵占了胶州湾和山东半岛的部分地区，列强于1898年又开始了新一轮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动。沙皇俄国“租借”了大连、旅顺及辽东半岛部分地区；英国侵占了与英属殖民地香港毗邻的九龙半岛以及山东省的威海卫港；法国“租借”了离印度支那不远的广州湾。

清政府对外国的讹诈行为一再退让的政策使列强感到十分满意，因此早在1860年，当强大的中国农民起义和帝国非汉族的民族起义(在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哥老会”等秘密会党领导下的起义，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省穆斯林的起义)危及满清当局时，英、法的武装力量就援助清政府，决不是平白无故的。1900年八国(英、德、法、俄、日、奥匈帝国、美国和意大利)联军镇压了席卷华北的排外、反政府的义和团起义(西方更多称作“拳乱”)后，干涉者由于无法就瓜分中国达成协议，决定仍让清室执政，但根据1901年的“最后议定书”要求清政府作进一步让步，确定了中国依附于列强、实质上是半殖民地的地位。根据“最后议定书”，中国应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相加达10亿两1白银)，分39年还清这笔巨款。为了保证赔款的偿付，列强获得了对征收关税和盐税的监控权(早在1895年就有735名外国人在清帝国海关中工作，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领导管理帝国海关的是英国人罗伯特。哈特爵士)。禁止中国在首都周围地区驻扎军队和在两年中向外国购买武器，拆毁现有的通往北京各要冲的炮台。而列强则有权在离皇宫故宫②不远的首都中心地区设立重兵把守的“使馆区”，为此拆毁了1400多栋私宅和政府建筑。当地居民无权在这一地区居住。使馆区由配备大炮和机枪的总数为2000人的外国军队守卫。列强还有权在中国其他12个战略要地驻扎军队。“最后议定书”为外国资本进一步渗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赋予外国商品比中国商品优惠的地位，而清政府应千方百计促进外国商业和航运业的发展。主管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改组成外务部，成了帝国各政府机关中最主要的部门；皇宫中实行令列强满意的接见外国外交官的新办法。满族朝廷应严惩参与义和团起义或同情这一起义的人，5年内禁止举行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省试，而这一考试形式上为中国地主学者阶层代表打开了当官的道路。

清室在镇压义和团起义后被迫实行某些旨在发展国内现代工业、交通和商业以及改造教育制度和培养技术骨干的改革。1905年废除了古老的国家考试制度，开始鼓励建立欧式学校。这一切都促进了国家一定的现代化和经济的振兴，虽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仍存在许多封建障碍——阻碍商业发展的省际关税壁垒，封建官僚机关对地方工业家的压迫，土地集中在满族贵族、军阀和封建地主的手中。

汉族大地主、官僚和将军集团对满族宫廷的影响增大了，而这一集团的利益集中在华北并通过外债、外资及其他形式的中介、买办活动与列强紧密勾结在一起。这一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是在中日战争前曾任驻朝鲜总督、后来又在华北指挥由德国教官训练的所谓新军的袁世凯将军。他在任山东巡抚时同德国干涉者一起残酷镇压了义和团爱国行动。在签订“最后议定书”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握有巨大权力，同时兼任督办铁路大臣、轮船招商局主管、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商务大臣及“新军”练兵大臣。他到处安插自己的人，为他未来的独裁统治奠定基础。

20世纪头10年，中国开办了386家完全或部分属于民族资本的工厂和矿山。每年平均有50家中国私人企业开工。此前给国库和股东带来大量亏损的官办企业和公私合办企业开始向私有制过渡。外贸额增加了。出口值从1901年的1．22亿美元增加到2．45亿美元，而进口值从1．93亿美元增加到3．06亿美兀。中国外贸人超激增。输人中国的外国资本增加了。从1900年至1914年外国投资从7．5亿美元增加到16．5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用于铁路建设、外贸、加工工业和采矿工业。P1-3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1644年起即在满清皇朝的统治之下，到本世纪初已是一个大而弱的依附于列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尝试要把中国变成富强独立的国家。中日战争(1894一1895)的惨败暴露了统治集团在捍卫国家的民族利益方面彻底的无能，在这场战争后，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中开始加紧推行维新运动。

1898年以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康有为为首的一批年轻的维新派终于争取到24岁的光绪皇帝对他们的支持。光绪在：102天里连续颁发由维新派起草的诏书，提倡发展工业、农业、对内对外贸易、交通、现代化学校，撤销保守的官僚法规，罢黜无能的官吏，推行陆海军现代化，保护海外华侨的利益，等等。这些诏书如能得以贯彻，将为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开创良好的机会。但光绪的维新活动很快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中满汉保守集团坚决制止，慈禧剥夺了她侄子的权力，处死了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主张维新的人。

20世纪头10年主张以暴力推翻清皇朝帝制、在中国实行共和的革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领导1905年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各革命团体的，是孙中山这位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医生。他由于对改良道路感到失望，早在1895年就在广州第一次尝试组织反对满族统治的起义。同盟会及与之有联系的革命团体历经一连串反政府武装起义失败后，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取得了起义的胜利，1912年2月清皇朝最后一位皇帝、年幼的溥仪宣布退位，中华民国成立。

由于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列强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涉，国家的权力没有落入革命派的手中，而是落入袁世凯手中；1916年在他死后又落入许多军阀集团头子的手中，他们在长时期里把中国瓜分为一块块领地，依靠这些或那些帝国主义强国不断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互相开战。

1919年五四运动成了反对中国军阀统治者反动的国内政策和他们对列强一次次讹诈一再退让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行动。5月4日这一天，受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陈独秀教授宣传的爱国思想强烈影响的北京青年学生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反对凡尔赛和会关于把德国战前在山东省的特殊权利转让给日本的决定；中国在战争中参加协约国一方，本指望收回被德国攫取的各项权益。青年学生的抗议运动很快波及中国其他城市——天津、上海、南京，运动得到了广大市民阶层的支持。但是这一运动由于缺乏全国性的领导，不久在各地都被军阀镇压下去了。

直到1924年，在经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和1921年成立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下，组建了国民革命军并开展了统一全国、争取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1927年，在孙中山去世后两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破坏了国共统一战线，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在农村中依靠仍然忠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称作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建立根据地，宣布在根据地成立中国苏维埃政权。在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依靠国内的爱国力量，重新与国民党建立抗击侵略者的统一战线。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得很有成效。但到1941年，国民党集中其精锐部队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特区和中共控制的敌后根据地，而不再抗击日本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破坏了早先在中国和国际舆论压力下达成的关于和平统一和国家民主化的协定，并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新的内战。在三年内战中，国民党军队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创。这时全国的民主党派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岛外实现统一，并摆脱对外国的依附而获得解放。

周恩来从1919年起投身于统一国家、摆脱对外国依附的斗争，这些年中始终站在领导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前列。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人民革命取得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止，周恩来积极参与了中国生活中每一个重大事件：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欧洲支部；在广州成立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起义；1927年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从而开始建立中国工农红军；1928-1931年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领导国民党后方的中共地下工作；1931-1934年领导中国中央苏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参加撤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和开赴西北的英勇的万里长征，在陕北建立特区；建立国共第二次统一战线，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1946-1949年参加反对国民党发动的新内战、反对美国侵略、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争取中国独立的斗争等等。因此周恩来的传记材料能充分再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史。

周恩来生于1898年，当时北京上层正进行以失败告终的保留清朝帝制统治的维新尝试。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革命结束了满清皇朝对中国267年的统治和在中国存在了2000多年的帝制，在孙中山领导下宣告成立共和国，这时周恩来14岁。

……

本书作者曾任苏联驻北京总领事(周恩来和毛泽东以及中共其他领导人一起于1949年3月在被围的傅作义将军部队向人民解放军部队和平投降的协议签订后进入北平)，曾多次见到过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笔者作为苏联大使馆代办，后来作为参赞也多次会见过周恩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57年7月。笔者为本书收集材料时曾和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国外交官及记者谈过话；还同在不同年代与他有过交往的苏联外交官、军人、记者和专家谈过话。

周恩来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写下了不少光辉篇章：周恩来从1949年共和国宣告成立起到他1976年逝世为止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1949年至1958年他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国际承认方面所作的贡献值得专门加以研究。

研究1949年10月之前周恩来的传记使我们能通过他亲身参加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例子来再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史，从而完成笔者以历史传记体裁撰写的一组论述近百年中国历史(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著作。

笔者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教授的答疑和他惠赠的由他主编的书籍(《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1898—1949)》)深表谢意。这两本书是本书主要的中文资料来源。笔者还对南开大学“周恩来青年时代”研究室主任刘焱教授提供的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的材料表示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教授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韩叙大使为组织参观周恩来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提供了帮助。笔者对此也十分感激。巴黎人文科学之家主任莫里斯·埃马尔教授为笔者搜集周恩来旅法的材料提供了帮助。由于东京的日本国际之家的协助，笔者才能了解到周恩来旅日的有关材料。

笔者还利用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A．M·格里戈里耶夫教授热忱转交的中国学术期刊有关周恩来的各种材料。笔者感谢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研究人员A．п·基辅斯卡娅和历史学副博士B．A·列别杰夫在寻找周恩来旅苏时期的文献方面提供的帮助。本书的手稿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г，н格拉西莫娃打字并校对；她还编写了本书的文献索引和人名索引。没有她忘我的劳动，本书难以完成。

本书手稿经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并批准付印。笔者感谢M．A·季塔连科、B．C·米亚斯尼科夫、A．г．雅科夫列夫、B．T·库利克、A．C·伊帕托娃及其他讨论参加者对本书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