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一座文脉绵长的城市，不能没有根儿；一座气度雍容的城市，不能没有魂。

京味儿文学作家刘一达著的《胡同范儿(精)》以醇厚而细腻的笔触，书写老京城里的世俗百态，还原记忆深处的胡同光影。这里的胡同是人间烟火气十足的，胡同里的范儿大气、宽容、厚道、局气。我们也得以在这浓浓人情的胡同范儿里，咂摸出一缕醇厚朴实的北京味儿。如啜陈年美酒，语言的韵味令人不觉沉醉。

刘一达著的《胡同范儿(精)》收入了作者的二十余篇散文作品。作者以原汁原味的北京语言，为我们描摹了一幅上世纪中后期老北京胡同大院里的百姓世俗画卷。

胡同的地是土的，但天是蓝的；胡同的墙是灰暗的，但人的心是亮堂的。胡同人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人们的生活却活得有滋有味儿。浓浓的人情味儿冲淡了穷日子的苦味儿；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与幽静，让胡同人享受到京城脚下的安闲与自在。

自序 一言难尽“胡同范儿”

捡煤核儿

百味杂陈合作社

胡同里的官茅房

晾床板

看大楼

倒脏土

车把式

焊洋铁壶的

跑大棚

打家具

大把儿缸子

痰盂

看电影

画画儿

拾掇门脸儿

三接头

补丁

喝啤酒

工作服

圈子

老泡儿

小人儿书

嘿儿喽蜜

年味儿

过年祭祖

春龙节

喝蛤蟆骨朵

观柳

百味杂陈合作社

上世纪80年代之前，胡同里的住户平时买油盐酱醋、烟酒糖茶、锅碗瓢盆、文化用品、五金交电、针头线脑儿奔哪儿？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不到。合作社，您听说过吗？

聊起买东西，儿时记忆最深的就是胡同里的合作社了。

合作社？这个词儿会让人想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搞的合作化运动。是呀，当时一个村，几户农民联手成立互助组，由互助组到合作社，集体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在1958年左右，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化。

其实当时的城市跟农村差不多，也在走合作化道路，所不同的是，它叫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改造的内容就是把城市里的资本家和小商小贩“合作化”，说白了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老北京卖油盐酱醋的叫油盐店，卖日常生活用品的叫杂货店，卖食品的有各种老字号肉铺、点心铺，卖水果的叫果局，卖肉的叫肉床子，等等。“合作化”以后，这些小门小户的店铺都凑到了一块儿，名称就叫合作社。

北京胡同里的合作社就是这么来的。

合作社的门脸儿有大有小。大，不过七八百平方米，小，不过一二百平方米，类似现在的小型超市。但甭管合作社的规模大小，都有一个特点：五脏俱全。

当时除了煤炭、粮食属特殊商品外，凡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合作社几乎应有尽有。

我小的时候，家里人要买吃的用的，毫不犹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合作社。

家里来客人得沏茶，我妈一看茶叶筒空了，立马儿把我叫过来：“去，合作社买二两茶叶。”

有时，我妈炒着半截儿菜，发现酱油没了，赶紧把我叫过来：“麻利儿到合作社打斤酱油去。”

为什么要用“打”字呢？因为当时酱油、醋、酒等液体，几乎没有瓶装，都是散装。人们得自备瓶子或碗，到合作社去论斤论两买。’因为装瓶要用酒堤，北京话也叫“提溜”盛，所以要用这个“打”字。

小的时候，合作社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卖糖果的柜台上摆着的五颜六色的玻璃糖罐，里面有橘子瓣的水果糖，有棕色的三角形状的粽子糖，有包着花色玻璃纸的棒棒糖，等等，每次到合作社买东西，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跑到柜台看两眼。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的是卖豆油花生油的打油器，这种打油器有油量标注，售货员像用压水机似的往下一压，油就流进油瓶里。我看着觉得好玩儿。

小的时候，我特喜欢到合作社打酱油、醋或芝麻酱什么的，尤其是芝麻酱，因为是用碗盛的，所以常常禁不住诱惑，在半道儿上用舌头舔几口，解解馋。那滋味儿至今想起来，仍会流口水。

由于酱油、醋、酒等都是用缸盛着的，盖得再严实，因为买的人多，老得来回掀开盖上的，自然会跑味儿，所以，您一进合作社，就会闻到酱油、醋、酒的味道。

我有一个发小儿的爸爸在合作社上班，也怪了，我什么时候见到他，都能闻到他身上带着的那股子“合作社”味儿。

合作社最早是以卖副食品为主的，所以由各个区的副食品公司主管。分散在胡同里的合作社，其实属于各个城区副食品公司的网点儿。

这些网点儿都编了号，比如我小时候生活的辟才胡同，西口路南有个很大的合作社，人们也叫它“40店”，这就是网点儿的编号。

合作社的准确称呼是副食店，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的商业部门为方便老百姓，不但大力增加网点儿，而且还提出要丰富网点儿。（P7-9）

一言难尽“胡同范儿”

“范儿”是现在北京人常用的词儿，它绝对是一个老北京话。

什么叫“范儿”？简单说就是“劲头儿”。北京的孩子常说一句话：“你还别跟我劲儿劲儿的。”就是从这儿来的。

具体说说吧，“范儿”的本意是样式或样板（法门）。您一定知道“模范”这个词儿，实际上这就是“范儿”的原意。

但北京话的“范儿”，是从戏曲术语“起范儿”这儿引申而来的。

什么叫“起范儿”呢？

就是演员在舞台上做动作之前的招式，比如一个武打演员要做翻跟头的动作，在翻跟头之前，他要摆摆架势：伸伸胳膊，活动活动腰，转转脖子，扬扬脑袋，挤咕挤咕眼睛，等等。这些预备动作，就是“起范儿”。

由于“范儿”没有固定的招式，每个人的功底不同，修行有异，性格分明，做出来的“范儿”也不一样，所以，观众瞅演员“起范儿”是有很大差别的。

有的演员喜欢上台“有样儿”，为了显示自己功夫不俗，要把架势做足，“起范儿”透着那么洒脱利落，张合有致。

有的演员只喜欢踏踏实实演戏，不爱张扬，“起范儿”一切都按师傅教的套路来，平不沓的，并不显山露水。

由此，“起范儿”被引申为一种“劲头儿”，同时也体现出某种心路、性格、气质等“形而上”的东西。

其实，“范儿”无所谓大小、高低、贵贱、优劣，它在很多时候是只可意会，难以形容的一种意识。

“范儿”跟“份儿”不一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北京人很少用到“范儿”这个词儿。那会儿，人们爱说“份儿”。

评论一个人怎么样，往往说他“份儿”大、“份儿”小。

看一个人牛，会说：“这小子份儿够大的！”

看一个人狂傲，会说：“干吗？想拔份儿是吧？”

看谁得了第一，会说：“瞧他拔了头份。”

毫无疑问，“份儿”这个词儿脱胎于“身份”，身份的意思人人皆知，自然“份儿”的意思也好理解。

不过，现在“份儿”似乎被“范儿”给取代了，尽管二者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您如今已经很难听到北京人说“份儿”这个词儿了。

这么一细说，“范儿”这个词儿就不难理解了。问题是胡同怎么会跟“范儿”联系到一起了？胡同也有“范儿”吗？

当然有。您如果明白什么是“范儿”，自然就会知道什么是“胡同范儿”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篇写胡同的文章里说：“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

胡同是个蒙古语，但这个词儿带有明显的京味儿，因为北京人一定会读“胡同儿”，即“胡痛”，而不会读“胡铜”。

胡同这个词儿产生于元代，北京现存元代的胡同还有几条，有名的如西四的砖塔胡同，到现在有八百多年了。

换句话说，老北京人已经在胡同生活了八百多年。这八百多年积累下的胡同文化，您说有多厚实吧？这么厚实的文化底蕴能没“范儿”？

尽管就某一家族而言，也许他们老家是河北或山东，爷爷那辈儿才来的北京，但他们来北京后住的是胡同呀！一个人被胡同文化所“浸泡”，甭多喽，十年八年身上就有胡同“范儿”了。

远了不说，三十年往前，百分之七八十的北京人是住在胡同里的。那时的胡同高楼很少，当然，胡同是非常安静的，很少能看见外地人。直到一九九几年，胡同里来个蓝眼睛的“老外”，人们还会像看大猩猩似的那么新鲜，对其围观。

当时，外地人来北京要有“公社”（乡）开的介绍信，否则您找个睡觉的地方都难，因为住旅馆一律都要介绍信。

……

尽管早在二十多年前，京城只划定了三十片胡同文化（历史文化）保护区，其他都可以“拆你没脾气”；尽管南锣鼓巷、什刹海、五道营、大栅栏等老胡同重新恢复以后，已经不是原汁原味儿；尽管您现在走在城区的街道上，找个胡同人打听道儿，比在街上捡煤核儿都难，但胡同的文脉还没断。

地道的胡同人，虽然不住胡同了，但张嘴说话，依然是京腔京韵，举手投足，依然是“胡同范儿”。

犹如北京老少爷儿们喜欢的花鸟鱼虫市场，官园拆了，有潘家园；潘家园拆了，有十里河；十里河2017年又要拆，但您放心，很快就会有新的市场出来。

这似乎可用那两句古诗来形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没辙，谁让北京人这么喜欢玩儿呢？

毫无疑问，胡同文化是世界上独有的文化。当然，“胡同范儿”也有其唯一性。

胡同文化已经传承了八百多年，虽然它很老，但它又是那么年轻。因为它的深厚文化底蕴，让年轻一代总是感到那么新奇。

一座城市，不能没有根儿；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不能没有魂。

是的，胡同就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根儿！所以，树砍了，只要有根儿，依然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如此说来，胡同的“范儿”会消失吗？难！即便有一天，京城的胡同彻底消失了，但是您放心，“胡同范儿”也会存在，因为北京人不会消失，北京文化的根儿也不会消失。这就是胡同文化的魅力，换句话说，这就是胡同的“范儿”！

本书是作者在胡同生活了几十年留下的记忆印痕。

这些印痕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让人感到弥足珍贵。触摸这些印痕，您会深切感受到什么是“胡同范儿”。

是为序。

刘一达

2017年2月18日

于北京如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