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有德便是才，此话还说得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话就说得不对了。说此话是因为不懂得才与德、邪与正的真正含义和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应以德来达到才，以才来成就德。所以，有德的女子不一定非要有才。但有才的女子必定要有德才好。因为女子以有无德性为重，至于才能，不是必须计较的。德为本，才为末，是理所当然。如果有才无德的人做坏事，并非是才的罪过，而是他自己缺少德性。
因此，只要是有治国安民的才能，即使是妇人，也应该重用。如果是那种歪门邪道之才，即使是男子，也是不合时宜的。《礼》说：“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眼睛不看淫乱的东西。不能让淫邪的音乐和不正的歪礼，役使人们的心灵和志向。”以上这些君子用来教育男子遵守礼义的话，为什么不可以用来教育女子呢？
古代后妃夫人以及一般人家的妻妾，知书达理，难道这能说是“女子有才便无德”吗？当今一些妒忌的妇人、淫乱的女子，以及那些泼妇悍妇，她们目不识丁，却欺凌丈夫，虐待公婆，背离义理，难道这能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吗？《诗经·齐风·鸡呜》写道：“齐国的贵妃对齐君说，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赶快起来上朝吧。”《诗经·郑风·女日鸡鸣》说的是，郑国的一个女子在鸡叫时叫醒丈夫起床用箭去射野鸭和大雁，否则，天一亮野鸭和大雁都要起飞了。缇萦是汉代太仓令淳于意的女儿，上奏甘替父受刑罚，汉文帝赞许她的孝心，不仅免除了她父亲的罪名，而且把肉刑的律法也废除了。唐太宗末年，想再去征伐高句丽。他的淑妃徐惠上了一篇奏疏，劝谏国君不要穷兵黩武去讨伐路途遥远的国度，从而耗费国力民力。唐太宗接受了她的劝谏，于是便停止了对高句丽的征伐。晋朝前秦苻坚时，因为《周礼》一书残缺不全，所以没有人能够通晓。因太常寺韦逞母亲的宋氏家族世代习学《周礼》，苻坚曾令学生一百二十人从她受业，使周官学得以彰明流传，并封她为“宣文君”。后汉时班固的妹妹班昭，当时号称“曹大家”，接替兄长完成了《汉书》这部鸿篇巨制。
唐朝陈邈的妻子郑氏，作《女孝经》，女尚宫宋氏作《女论语》。曹昭（班昭）作《女诫》，明成祖仁孝文皇后徐氏作《内训》。敬姜富贵而不忘本，以纺绩教育儿子不求安逸，励精图治。其言辞记载在左丘明的《国语》之中。东晋时秦国的窦滔，镇守襄阳，有外室后很久没有回家。妻子苏蕙织了锦字回文诗寄给他。窦滔看了妻子写的诗后，当即辞官回家。周朝鲁国的柳下惠去世了，其妻认为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丈夫的德行。于是做祭文一篇，结果门人无法改动一字，遂谥号为“惠”。汉文帝时，《尚书》残缺，儒生伏氏通晓《尚书》，但年过九十，手不能写字，其十三岁的孙女懂得祖父的语言且又能书写。汉文帝就叫伏生言说，孙女记录，书写完成后交付给文帝，《尚书》才得以传世。
以上所说的这些才女，确实拥有女德的典范、女学的标准。由此可见，这些女子识字通经、知书达理。其美名誉满当世，其才华传扬于后世。确实如此！
做父亲和兄长的要懂得如何教养女儿和妹妹，不能把那些淫乱的书籍拿进闺门给女子看，不能让她们听见那些邪恶的声音。如果事先做到了这些，女子就能够修身正心并培育其才能，效法古人的贤淑而成就其德性。这样一来，自然就才德双全，尽善尽美了。
P126－129
《<女四书>读本》的写作，参考了清初学者王相笺注的《女四书·女孝经》（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沈朱坤译注的《女四书白话解》（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对这两位先生在中国传统女德的研究、介绍和传播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敬佩！
该书的写作还参考了学界和民间的一些学者和践行者研究、弘扬传统文化的成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该书的写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法生教授的指点和支持，在此致以由衷的谢意！
该书的出版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翟江虹、刘静老师为此付出了宝贵心血，在此一并感谢！
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时间仓促和本人才疏学浅，再加上通俗著作的写作尚属首次，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错谬浅陋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郭淑新
丙申年春于芜湖文津花园寓所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写道：“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娥（song），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说的是自古以来，秉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并非仅仅是因为自身的品德美好，大多是由于有外戚的帮助。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的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娥氏的女子，商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妲己。周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姜原及大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他和褒姒的淫乱。……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之中最重大的伦常关系。
在古人看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女子之身，乃贤良之才诞生之所。因此，女子之德，是家道成败、风俗善恶、国家兴衰的大本大根。对此，近代佛门高僧印光法师主张：“善教儿女，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为切要。”清末民初的女德教育家王凤仪先生也认为：“女子是世界的源头。”一个国家想要有好的国民，必须施行良好的教育。家庭教育是最初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基，而家庭教育又以母亲教育尤为关键。然而良母来自于贤媳，贤媳来自于受过女德教育的女子。在家能当好姑娘，出嫁才能当好媳妇，从而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和睦妯娌，阖家和乐。真可谓：女子是世界的源头。源头不浊，本正源清，水流自然清澈。
我国女德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东汉的班昭著《女诫》，唐代的宋氏姐妹著《女论语》，明成祖的徐皇后著《内训》，清初儒者王相之母刘氏著《女范捷录》。王相将这四本书合起来进行集注，名日《闺阁女四书集注》，简称《女四书》，意在告知女子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和方法。
《女四书》作为涵养女德之教材，也流传到国外。明永乐六年（1408），中国政府曾以《内训》等书赠给日本使者。在这以后，日本于明历二年（1656）传有一种《女四书》版本，其中无《女范捷录》而有《女孝经》（唐朝侯莫陈邈之妻郑氏撰）。其后又流传一种有《女范捷录》而以《女孝经》代《内训》的版本。
《女四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伦理至上，规范明确；重视女德，注重家教；女子自撰，言传身教；贴近实际，亲近生活。《女四书》为后世女德教育的渐趋完备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女性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范本，《女四书》充分体现了古代女子教育的历史价值。其广泛传播，曾经对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古代女性的主要价值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家庭。在家事范围内，女子温顺宽容、仁慈迁善、勤劳节俭、谨言慎行、相夫教子、坚忍忠贞等品德和行为，是“齐家”的关键所在，而在儒家看来，只有“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
《女四书》作为古代女性德育教材，既有精华亦有糟粕，既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亦存在着时代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宣扬封建迷信、礼教至上、男尊女卑、守节愚忠等观念；夹杂着束缚女性身心、压制女性自由，甚至摧残女性生命等内涵。对此，作者将在对各篇章的“解读”中予以辨析。
在21世纪的今天，出版《<女四书>读本》，重新对《女四书》进行解读，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深化对传统女德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和价值。现代社会为女性提供了充分展示自身能力和才华的宽阔舞台，女性在追求自由自觉活动的过程中将会书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辉煌。而《女四书》中的精华，将对重新塑造东方女性之美、构建以和睦家庭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题解”：对《女四书》各书的作者、主要内容、思想观念、传播历史等进行简介；“原文”：分章节著录原文；“注释”：对文中典故、词语等进行注解以便于读者理解；“译文”：用平实流畅易懂的现代白话文，对原文进行逐句译解；“解读”：对各章节进一步加以说明解释，除了有对内容和思想观念的分析之外，还加之以各种典籍、传说中与之相关的观点、故事等，以拓宽读者的视野和知识面，进而加深对女德经典文本的理解。
我国女德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女四书》意在告知女子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和方法，为后世女德教育的渐趋完备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古代女性教育*具代表性的范本，《女四书》充分体现了古代女子教育的历史价值，其广泛传播，曾经对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郭淑新编著的这本《女四书读本》取精华、去糟粕，分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对《女四书》做了注解和全新解读。
东汉的班昭著《女诫》，唐代的宋氏姐妹著《女论语》，明成祖的徐皇后著《内训》，清初儒者王相之母刘氏著《女范捷录》。王相将这四本书合起来进行集注，名曰《女四书集注》，简称《女四书》。
《女四书》作为古代女性德育教材，既有精华亦有糟粕，既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亦存在着时代局限。
郭淑新编著的这本《女四书读本》重新对《女四书》进行解读，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深化对传统女德的认识和理解，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题解”：对《女四书》各书的作者、主要内容、思想观念、传播历史等进行简介；“原文”：分章节著录原文；“注释”：对文中典故、词语等进行注解以便于读者理解；“译文”：用平实流畅易懂的现代白话文，对原文进行逐句译解；“解读”：对各章节进一步加以说明解释，除了有对内容和思想观念的分析之外，还加之以各种典籍、传说中与之相关的观点、故事等，以拓宽读者的视野和知识面，进而加深对女德经典文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