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明编著的《胡耀邦（从红小鬼到总书记上下修订版）》描述了胡耀邦同志从投身革命，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各项工作，直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70余年的人生历程。真实再现了这位伟人曲折传奇、跌宕起伏的经历与无私奉献、光明磊落的风貌。

陈利明编著的《胡耀邦（从红小鬼到总书记上下修订版）》描述了胡耀邦一生的光辉事迹，由“红小鬼苏区立功”、“延安年华堪回首”、“勇闯禁区”、“执掌共青团中央”、“整顿中国社科院”、“担任中央总书记”、“组织领导平反昭雪冤假错案”、“推进改革开放”几大板块组成，全书共60余万字。

本书描述了胡耀邦出身浏阳河畔、从小投身革命，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主政川北行署，执掌共青团中央，湘潭挂职锻炼，陕西主政两百天，历尽“文革”磨难，整顿中国科学院，拨乱反正闯禁区，平反昭雪冤假错案，主管宣传理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等70余年艰难跌宕、曲折传奇、无私奉献、光明磊落的人生历程。

在本书中，您将会看到最真实的胡耀邦，看到在真实历史长河当中提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的他。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上卷）

一 浏阳河畔俊少年

 童年时代

 年少志壮

 崭露头角

二 “红小鬼”苏区立功

 投奔革命

 苏区立功

 蒙冤“AB团”分子

 艰苦长征

三 延安年华堪回首

 渡河东征

 抗大历练

 总政组织部长

 伉俪深情

四 解放战争声威震

 三战三捷

 清风店冲锋陷阵

 参与石家庄战役

 打好太原“攻心战”

 把政治工作做到第一线

 南下川北

五 主政川北行署

 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清剿土匪

 川北土改

 统战典范

 不负重托

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

 赴京受命

 受到毛泽东赞赏

 “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指导办好团中央报刊

 青年的知心朋友

 关爱同志

 好学勤思

 善抓典型

 严于律己

 求真务实

 创立“青年思想”

七 在湘潭挂职的日子里

 兼任地委第一书记

 关爱农村干部

 把群众疾苦挂在心上

 一切从实际出发

 “胡耀邦不吃请”

 即兴赋《新桃花源记》

八 陕西主政两百天

 履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提出施政纲领

 《电话通讯》起风波

 离开西安

九 历尽“文革”磨难

 横祸突然降临

 干校生涯

 困惑与深省

 铮铮铁骨

 赋闲在家

（下卷）

十 整顿中国科学院

 再次出山

 主持起草《汇报提纲》

 惨遭迫害

 转折关头

十一 拨乱反正闯禁区

 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创办《理论动态》

 组织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

十二 平反昭雪冤假错案

 担任中央组织部长

 冲破“组织枷锁”

 平反冤假错案

 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平反昭雪大案重案

十三 主管宣传理论工作

 兼任中宣部长

 召开理论务虚会

 振兴文学艺术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关心群众文化生活

十四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央机关要做表率

 推动农村经济改革

 促进对外开放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推动干部队伍新老交替

十五 对外交往传佳话

 推动开创外交新局面

 独特的外交风格

 对国际友人坦诚相待

十六 公仆本色

 与民同乐

 甘当公仆

 端正党风

 清正廉明

 知己知音

十七 高风亮节

 为人风范

 海纳百川

 不计前嫌

 不徇私情

 勇于自责

 心里装着百姓

 孝子情怀

 公正待人

胡耀邦生平大事年表（1915～1989）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胡耀邦大胆直言，这与当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时照念堆满“最高指示”的稿件，空洞无物，不敢越雷池半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人耳目一新。

他在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说：“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就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能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他这番话是有深刻寓意的。

他还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目是怎么样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

当时，科学院的所长、研究室主任都取消了，胡耀邦极力主张都要恢复。他说：“认为设所长、室主任是修正主义，我看这是形而上学。有人说这是复旧，我看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要从工作实际出发，不要拿‘罪名’吓人。最重要的是把科研搞上去，谁破坏这个，谁就是修正主义！”

胡耀邦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他说：“长征到现在40年了，我们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长征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在本世纪末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他满怀激情地说，“25年后的今天，是2000年，那时要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故事。我们这些人呢？假如我能挣挣扎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将向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祝贺，把我的希望献给为祖国奋斗的年轻人……”

胡耀邦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2500名青年同志，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至今，科学院的许多老同志谈起这次大会，都说：那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大会。胡耀邦讲到激烈的地方时，台下许多的听众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一些原来参加造反组织的年轻人，从这次大会后也幡然悔悟，再没有批判“唯生产力论”。胡耀邦提出的“新的长征”的口号影响极为深广。

胡耀邦、李昌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尽量消除“左”倾错误的影响，为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创造条件。

科学院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胡耀邦尽量使大家明确这样一个概念：科技领域不属于上层建筑，不能把所谓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论”搬到科学领域，把广大科技人员当成专政对象。

明确科技界的主体是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联系实际。整顿开始后，胡耀邦明确否定了“开门办所”的做法，否定了科技领域的主力军是工农兵的提法，明确提出“在科研领域专业队伍是主力军”，“研究所里研究员是中心”；“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不一定要到工厂农村去搞科研。”

胡耀邦还以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论断作依据，在大小会议上，阐明科学技术的特点和重要性，纠正一系列荒谬观点。他提出：“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运动之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既然如此，就不能把科学实验等同生产斗争，而取消科学实验。科技是人们通过观察、实验、认识自然发展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为人类生存、发展服务。不能用“开门办所”的口号，强迫科学研究人员都到工厂农村去。更不能把实验室拆掉办工厂，压制、扼杀科技人员开展业务和探索自然科学理论。

P398－399

《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读后

《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后称《胡耀邦传》）一书是陈利明的新作。陈先生是湖南家乡人，在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创作中，他特别钟情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起义将领中代表人物的研究和创作。他写作的《胡耀邦传》就用了他17年的宝贵时间，可见他对专业孜孜不舍的追求精神。

在《胡耀邦传》中，作者对一些史料的取舍、综合十分有特色，这对说明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和思想成熟很有帮助。比如书中提到，毛泽东说过耀邦同志是一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毛泽东曾向叶挺同志介绍过我父亲是“我党培养起来的小知识分子”。1948年在平山召开了党的“九月会议”，那时参加会议的父亲已在徐向前指挥的兵团领导层中任职。当毛泽东在军委作战室见到父亲时，仍戏称他是一个娃娃。这是军委工作人员成普同志的回忆。毛泽东也称赞过一代名将粟裕是我党的小知识分子，可见这种称谓也非一种孤立现象。我党在革命年代产生一批小知识分子，这是党内一种特别有趣的现象。

父亲的文化程度是初一，他的成长历史，和革命工作是紧密联系的。父亲在1939年初转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接替方强部长的工作。当时军委副主席王稼祥任主任，谭政、傅钟任副主任，陶铸任秘书长，肖向荣任宣传部长，吴溉之任保卫部长，王学文任敌工部长。总政的工作体现了三大法宝的工作方法，首先是把握住抗日战争的国内总形势，看到了大量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投奔共产党的洪流。据统计，这时已有一万名知识分子进入各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25日，王稼祥、谭政联合署名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的训令”。总政的训令及时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涉及全局的问题，为革命军队吸收了大量素质较高的知识分子，为革命青年敞开了革命的大门。1939年12月，毛泽东又为党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文中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作者在书中引述了党内这两份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文献，有此背景，人们对毛泽东关于“小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也不会觉得生硬唐突。当时父亲又任八路军的组织部长，当然要积极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又促进了他的学习，他自己的获益也是难以估量的。改革以来，他对年轻干部的“四化”极其重视，竭力为新干部的培养进步而出谋划策。陈利明抓住父亲这段历史经历，我认为他写作的思想综合能力是很强的。

又如，父亲对“文革”中冤假错案的现状总是抱着一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绝不动摇的态度。但错误的、极左的干部路线，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血统论的流毒只是在“文革”中才形成的吗？他的眼光逐渐投射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左”的运动上。“文革”结束以后，凡是错误政策涉及的、运动中错误处理的干部、知识分子、群众，党中央都做出了相应的政策决定予以解决，父亲则是这些政策决定中最积极的参与者。陈利明同志在《胡耀邦传》中还写到父亲对我党重要创建人陈独秀的评价，我觉得十分值得回味，这是作者独特的思考。

1984年初春，陈独秀的后入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的请求。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的意见是党籍不必恢复，但指示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同志把关，写出一篇恢复陈独秀本来面目的权威理论性的文章。以后来的党中央评述建党时期的总书记，并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工作。文章虽然摘掉了陈独秀头上“汉奸”、“特务”、“托派”的政治诬陷帽子，但只要涉及党的路线斗争、大革命失败等问题，因袭旧说的成论、定见仍然难以消除。为此，父亲于当年11月23日又请一些理论权威、党史专家开会，会上他引用鲁迅纪念章太炎的文章说：太炎先生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参与投壶、接收馈赠，……但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他能以大勋章作扇坠，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六次被捕，三入牢狱，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再无第二人。父亲主张对中共首任以及后来的几任总书记的评价，应根据详尽史料进行分析，应有鲁迅那样的深邃巨眼评价历史人物。岁月如逝，当前苏东各国的原共产党均已垮台，共产国际的秘密文件多已流传市井，唯有中国共产党仍是执政党，并不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认真评价陈独秀一生功过总是一件绕不开的历史课题。

陈利明先生说的“红小鬼”是个很有时代意义的话题，这也是新书题目的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有多少红小鬼在军队里，在根据地的党机关里战斗、工作着。他们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参加革命，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怎样，我们了解得太少了。陈先生写到的瑞金少共中央机关，就集合了一批这样的青少年，当时“反帝拥苏大同盟”的组织也和少共中央一起办公，两块牌子。

我知道在那里工作过的同志就有张爱萍、陈丕显、赖大超、毛泽覃、刘英、刘导生、王盛荣、李秀英、任质彬、肖月华、我父亲，年纪大的赵品三同志也在其中，还有一位朝鲜同志。这些同志大都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有的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更多的同志或是牺牲了，或是无名英雄；或是解放后极其低调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没有任何的功利名誉的追求。

前些天，肖月华阿姨的后人给我讲了些她和我父亲的交往。听后令人感动不已。肖阿姨大我父亲4岁，是广东梅州市大埔县百侯镇人，从小就被卖到别人家做童养媳，后做童工，大革命后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迎接南昌起义部队的三河坝战役。1932年8月调到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人民军队服务的一生，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她终身无憾，但在个人婚姻上却有着无法抹去的遗憾。1933年经中央领导同志介绍安排，她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干部李德结婚。她虽然悉心照料李德的生活起居，终因语言不通，性格不合，还要经常受到李德坏脾气的伤害，但她仍把青春年华和革命事业连在一起，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忍受着身心上的巨大创痛，想方设法改善夫妻关系。

她和父亲在江西瑞金、陕北延安的少共机关一起工作。长征期间，从瑞金出发直到遵义会议结束，也在一起行军、工作。她和父亲关系很好，她关照父亲的成长，父亲对她特殊的婚姻也十分了解。因为父亲家中有一个出嫁的姐姐，在夫家经常受到丈夫的打骂，每当父亲看到姐姐和母亲抱头痛哭的场面，心中总是愤愤不平，为姐姐难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父亲也非常同情肖阿姨不幸的婚姻。肖阿姨对父亲那时的情况十分清楚。20世纪70年代中，她和部队同志去浏阳文家市参加“八一”纪念活动，还情不自禁地向同去的朋友介绍，胡耀邦同志的家怎么走，翻过哪几座山就到了父亲的家乡。1977年父亲到中央党校工作，曾给她写过一封三页纸的信，不知为何还送她一个保温瓶。以后，她也来信反映一些军队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1981年她不幸身患癌症，父亲请洪学智同志安排她到解放军301医院医治，平时住中直招待所。她看到招待所的房间很大，怎么也不住，生怕付不起房费。1982年她离京前，父亲请她在中南海吃饭，张爱萍、陈丕显、李坚贞、刘导生、赖大超同桌话别。父亲请她动笔回忆她一生的经历往事，也请军队领导彭富九同志回忆湘赣苏区儿童团的历史。希望作者在写红小鬼方面的故事能更多一点，也不必局限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当年的赤子赤孙，红小鬼们都已是七十左右的耄耋老人了。肖阿姨1983年去世，去世前总政下达了她任副军职的命令。当今人们又在社会红色的色调上加上了绿色、蓝色的色彩，真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

陈利明先生在《胡耀邦传》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书中他列举了吴江同志对父亲一些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也记录了于光远同志对他某个观点所持的保留态度。我非常看重父亲1983年1月在全国职工代表大会上关于改革的讲话，而陈利明先生则从不同角度提出如何落实这些改革措施，而少遭责难的意见。我认为书中有这些评论是非常有益的，有利于读者更深入讨论研究改革过程中的复杂问题。

中国革命的历史不应割断，我国改革的历史也不应割断。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非常强调推进改革事业是不能割断历史的，一以贯之的精神都要以人民的解放、幸福为宗旨，都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陈利明先生以自己的新作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内，何以有一个人从红小鬼到中共领导人的成长历史，尽管还不是那么完美，也是为党史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1988年2月开始，作者经历10余个春秋，不畏艰难险阻，劳碌奔波，体脑并用，终于写就了《胡耀邦传》初稿，计80余万字。斗转星移，岁月流逝，又经历近10年时光，在各级领导、专家的热忱指导、亲切关注下，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书稿即将付梓，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至此，历经20余个酷暑严寒，苦心耕耘，作者终于见到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其欣喜之情难以言状。

半个多世纪前，即1957年11月24日上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株洲召开的中南5省（两广、两湖和江西）共青团书记会议（名日“青年活动分子大会”）上，做了动人心魄的报告。我作为学生干部（班长、高中部班联主席）、共青团员，有幸分享了耀邦同志那生动感人、妙趣横生、富于鼓动性的演讲。他不用讲稿，出口成章，幽默风趣，出语惊人，接连讲了3个多小时，不时博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报告结束时他双手一扬，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地说：“我今天讲的可归纳为八个字：‘眼光远大，坚决前进’。”我衷心钦佩这位卓越的青年运动领袖的非凡才能和超人的演讲艺术。

1983年，在实现干部“四化”的机构改革中，我从新闻单位调市委筹备党史办并任副主任，从此写人物传记成为我的本职工作之一。10年后我调市文联任职。30余年来，我在新闻、党史、文艺三条战线工作的经历，并获党史研究、文学创作两个高级职称，为文史结合的创作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欣喜，立志为我所敬爱的胡耀邦同志立传。于是在做好日常行政工作的同时，结合征集有关党史、军史资料以及湖南籍的风云人物陈明仁、程潜、谭震林、耿飚、杨得志、王首道以及党的第一至五届总书记陈独秀等人物资料，为他们撰写长篇传记（陈明仁、程潜、谭震林、王首道、陈独秀、左景星等的传记已先后由解放军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采写胡耀邦，也成为我的强烈愿望和人生追求。

我深知，写传记文学要达到人物的真实性和表现的艺术性的统一。作者必须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搜集、采访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和鲜活的口头材料，而后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文艺的手法，注重人物性格和细节的刻划，精心写作。

为了详细、全面地占有传主的材料，作者必须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吃闭门羹，要多跑、多看、多问、多听、多想、多记，腿勤、口勤、眼勤、笔勤，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努力完成征集、采访任务。为写好这个长篇，我采访了他的上级、战友、同事、部属、亲属不下百人次，不顾旅途劳顿，走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几十年来，我没有什么节假日，更不打扑克、搓麻将。虽然活得很累，但我乐此不疲。  在采访过程中，作者受到许多单位和采访对象的热情支持，他们为作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胡耀邦照片和口头材料，对此，作者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本书采写过程中，由于作者退休多年，出差经费全靠自理，因而经济拮据，受到有关领导同志和企业家的热忱支持，作者特表谢忱。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夫人刘燕平，她是一名高中高级语文教师，数十年来，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承担全部家务和培育子女的义务，解除了作者的后顾之忧。同时挤出时间为作者修正书稿，热心当第一读者，所以我的写作成就，有她的一半，其情可感，永不忘怀。

2013年10月28日于株洲潜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