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主义散文奖自2009年5月在北京宣告设立，并从当年起评，至2015年，已经历六届，被誉为“中国文学民间第一奖”，得到包括央视在内的全国众多媒体关注。周闻道主编的《文人事(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选)》收录了贾平凹、阿来、舒婷等人的散文作品。全书约25万字。

周闻道主编的《文人事(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选)》为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得主的作品选集，全书收录了邵燕祥、贾平凹、阿来、舒婷、张新颖、梁鸿、祝勇、裘山山、王彬彬、林那北、孙小宁、彭学明、杨文丰、杨献平等14位名家的多篇精彩散文作品，其中集结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阿来《瞻对》、贾平凹《老生》等几部重量级作品的精彩片段。

本书通过散文性和在场精神有机融合的文本展示，力求呈现这个阶段汉语散文的zui优成果。透过这些作品，不仅可以窥见在场主义散文奖的审美本位和价值指向，也可洞悉在场主义的审美标尺和创作追求，昭示了在场写作的多种可能性。

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节选)／邵燕祥

附：邵燕祥《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授奖词

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节选)／阿来

附：阿来《瞻对》授奖词

《沈从文的后半生》(节选)／张新颖

附：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授奖词

第六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单篇奖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王彬彬

附：王彬彬《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授奖词

灯光转暗，你在何方?／舒婷

附：舒婷《灯光转暗，你在何方?》授奖词

文渊阁：文人的骨头／祝勇

附：祝勇《文渊阁：文人的骨头》授奖词

梁庄：归来与离去／梁鸿

附：梁鸿《梁庄：归来与离去》授奖词

《老生》后记／贾平凹

附：贾平凹《(老生)后记》授奖词

运动队／林那北

附：林那北《运动队》授奖词

行走高原／裘山山

附：裘山山《行走高原》授奖词

滇西笔记／孙小宁

附：孙小宁《滇西笔记》授奖词

这样回到母亲河／彭学明

附：彭学明《这样回到母亲河》授奖词

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杨文丰

附：杨文丰《任何墙都挡不住心的自由》授奖词

南太行民间叙事／杨献平

附：杨献平《南太行民间叙事》授奖词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代跋)

从“人还在，心不死”到一个苟活者的随波逐流

热点，首先是政治热点。我1959年秋一回北京，到了久违的中央台，相对于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的萧条冷寂，机关里却制造着“反右倾”的热潮。内部简报纷飞。全都呼应着《红旗》杂志上林彪、康生的宏文，指斥彭德怀是“革命的同路人”，意谓早就跟党不是一条心，到社会主义这个关口，过不去了；或像斯大林说的，在历史转折点，被飞驰的车子甩了出去。宏文力透纸背，我也特别敏感地联系到自己。1957年时，周扬做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后来由毛泽东定稿，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正式发表)，就说到了许多在民主革命中是左派的，到社会主义革命中成了右派这个道理，不禁心为之一振。后来每读到这样的高论，总像听到字里行间传出的冷笑声声，是过了“社会主义关”的幸运者在幸灾乐祸地俯看着昔日的“同路人”倒霉呢。 

其实，什么“社会主义关”云云，不免显得过甚其词。因为看简报也好，听批判也好，说来说去多是些经济现象，说是经济现象都有点夸大，多半不过是说市场上有些针头线脑的小百货断档……这样经过几许跳跃式的“提高”，才能上升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层次呢?原来，回到“人民内部”来，大批判的水平，也并不高出右派分子集中劳改场所之互相以鸡毛蒜皮相揭发相检举，那里面有不少是心照不宣的走过场，以应付管理者挑动被管理者之间互斗的无奈之举啊。难道“人民内部”也盛行此道了吗?

被驱出“火民内部”几年之后，隔膜了。

但人民内部，甚至于党内斗争中，竟也出现了惊人之语(半个世纪后应该追认为“雷语”)。邓拓夫人丁一岚，成了反右倾运动对象，当了被告就得先做检讨，这是让被告“自证有罪”的一步。丁一岚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一位副主任批判丁一岚时严正地指出：共产党员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反党!这位副主任，平时总是面带三分笑，一团和气，平易近人的，不料关键时刻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无话可说。这真可以为天真地响应“交心”号召者戒了。七八年后的1968年，我，丁一岚，副主任……都一锅烩进了“第二期”的“专政队”，我对丁一岚没有任何戒心，对他总还提防着一点。

参加文艺部反右倾“学习”(当时搞运动都叫学习)，我也发过一次言。那是批徐曙，我原先根本不认识，他是唱片社的领导，写过唱词《晋察冀的小姑娘》，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从上海走向解放区的老同志，身上确有点所谓“自由主义”什么的，这可不得了，嘴上没遮拦，可不一抓一个准吗?发了材料叫大家准备发言。没想到在会上大家冷场的时候，主持者竟点我的名——是要考验考验这个摘帽右派吧?——幸亏我有准备，按照从报上抄的“社论”语言，空对空讲了几分钟，没想到这份发言竟登上中央台的简报，变成文艺部(包括唱片社)支部的“会上指出”。隐去发言的个人身份是明智的，不然，让一个“不明真相”的摘帽右派振振有词批判一个老革命的右倾，是合乎逻辑，抑或有些不合逻辑?

还写过一个发言稿。当时文艺界正大批郭小川，《文艺报》先后发表了萧三和张光年(化名华夫)对小川抒情长诗《望星空》的批判。文艺部里的文学组要组织一次“学习”，记得是刘雨岚还有谁，提前通知我去参加，我为了避免随口发言有误，写了几张横格纸的草稿。临到开会的日子，他们又说我不必去了。的确，我当时编制挂在文艺部秘书组，平常跟文学组不搭界。后来听说是分管文学组的文艺部副主任夏之平发的话，原来叫我去一起开会，是几位文学组里同志自发的，没拿我当外人吧。夏之平是从华东台调来的老同志，她是原华东台台长、现任广播局副局长周新武的妻子，周新武这时也正为“右倾”挨批呢。以她的政治经验，当然以不让我去跟文学组一起批郭小川为宜，这里面包含了对我的保护。——那个发言草稿我一直保存着，曾想送给郭小林看看，在你父亲遭到作协党组围攻的日子，我也曾准备“背靠背”地批判他呢。一时没找到，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但我想，由于我对郭小川有好感，估计我当时的“批判”调门不会很高，用语也不会十分刻薄。

这说的都是班上的事，即“八小时(一周有几次加班晚上学习，就成了十小时)之内”。而毕竟还有“八至十小时”之外呢。

我回到北京以后，还想接着像在农场一样，不间断地写诗。

能够坚持“业余”(在劳改时就是在劳动，不，劳改之余)写诗，乃是托“大跃进”的福，文化也要“大跃进”，提倡“诗画满墙”，号召村村出个郭沫若。农场也征集诗稿。1958年、1959年之交是高潮，我在1959年初写了些颂圣表态之作(以《长江篇》围绕毛泽东的生平写到他畅游长江，企望三峡“出平湖”为代表)，高潮过去了，我一发不能收，转而写个人抒情的短章，像日记似的，写满了两本。通过这些不假雕琢的即兴小品，我给自己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在其中遐想，我在其中遨游，城市乡村，上天入地，甚至有原子破冰船向北冰洋驶去，一路划冰而过，都是要给我被禁锢的灵魂寻找一个可以安顿的寄托。而再怎么虚拟，都无法摆脱现实的羁绊，河边田畔到处的芦苇，到我笔下，我却仿佛听它在秋风中瑟瑟发问： “制纸?织席?——制纸?织席?”芦苇关心的是身后的出路，正如我关心的也是何以为用，可怜的知识分子“求用心切”。唯一能够得到的安慰，不过来自跟亲人通信，像卷首开篇引用的那首《无题》，既是以诗代柬，也是在风雨之夜平息心中风雨的一番倾诉吧。

……

P7-9

在场主义的批判精神引导文学走向(代序)

丁 帆

大时代下，文学创作者一定要坚守“在场”，即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在场”。这是去年在海口参加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学术交流活动，一些媒体采访我时，我旗帜鲜明地阐明的一个观点。这不仅表明一种创作立场，更表明作家和作品的存在价值，也是在场主义散文奖多年来坚守的重要价值尺度。

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价值尺度有两大内涵：艺术性和在场精神。前者强调的是散文的文学性，是共性的东西；后者则是这个奖独特的东西。在场主义散文奖在评选中，较好地做到两者的融合，这得益于两条原则：

一是奖项性质及评选规则。在场主义散文奖坚持“民间性、独立性、文学性和权威性”的立场，并为此设置了科学严密的评审规则和程序，评委之间坚持“不集中讨论、不沟通商量、不干预影响”的“三不”原则，确保独立评审，最后按照票数来计算，任何一个评委都很难有人为操控的空间。在我国，评奖文化很复杂，评奖生态与机制都有欠缺，这是公认的现实。每届茅奖、鲁奖评选结果公布后，尚且有那么多的灰色传闻和争议，何况其他奖项了。我们虽然无法考证那些传闻的真实性，不可妄加断言，但其结果往往被世人所诟病。到目前为止，在场主义散文奖是所有中国文学奖项中口碑最好、公信力最强的奖项之一，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二是对在场精神的价值坚守。在场精神，就是作家以在场的姿态切进当下，坚持人性，勇于担当。在场主义就是作家在创作时，必须坚守灵魂在场，价值观念在场，以及思想批判性在场。无疑，我们的现实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也有不少丑恶的东西。作家真实的在场，应当是客观的呈现，指向真相。但我认为，对美好的东西的最好珍惜，就是不要妄加打扰，让它自然生长。而丑恶则不一样，它是对人类有害的东西，不批判、扼制、铲除，就会造成民族人格的滑坡。因此，在场写作强调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国家的、民族的、人民的当下的痛苦之上。这不是“逐恶”，而是重塑国民性的重要之举。因此，周闻道先生去年在接受《文学报》采访时，谈到“在场的使命是批判与唤醒”。我看了后立即给他发了条短信：很好。

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价值尺度，在评选中得到较好坚守。我们评委会已经一再声明过：在场主义散文的核心宗旨，就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人文价值观念一定要明晰。当之无愧的大奖，是应该站在人类学的高度，来对其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做出有人文情怀的价值判断。否则，那种平面化的写作，即使技术层面再纯熟也会是过眼烟云。

从前六届评选结果看，虽仍有不如人意之处，但总体上这种坚守是好的，而且价值取向越来越明朗。比如获奖的林贤治、齐邦媛、高尔泰、金雁、王鼎钧、许知远等作家作品，还有许多获奖单篇作品，都较好体现了这种价值取向。

特别是在第五届评选中，将大奖首次授予了一位1976年出生的年轻作家的作品——许知远的《时代的稻草人》。它的获奖，是因为这个时代，特别是知识分子，太缺乏批判性了。及时性对散文太重要了。我们发现，许知远关注的对象，跟一般人关注的不一样。他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群体，从“五四”到现在，重新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本书在参选的散文中首次出现，马上引起了评委的关注，所以大家都一致看好这本书。授予许知远奖项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期许。

同样，第四届获奖的金雁的《倒转“红轮”》，呈现的也是知识分子问题，为我们提供的则是另一种观照。它关于苏俄文学史料方面的东西，对研究和改变我们以往许多错误的观念，还原历史真相，是很有帮助的。虽然它的散文性可能弱了点，但它的历史价值、更高层次的文学价值，完全可以弥补所短。况且，那种春秋史笔的文字本身，就是充满着文学性的，人们在其中所得到的阅读快感，远远大于精致的技术性美文，足以让我们进行灵魂的拷问!它对我们无视历史的文学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作家当然是知识分子，金雁和许知远的作品获奖说明，作为时代灵魂的知识分子本身，也有一个是否在场、如何在场的问题。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样的诘问和惊叹，是否有些耸人听闻呢?事实就是如此!其实不仅在美国，即便是在中国，其答案都是惊人的一致。

作为一个观察家，拉塞尔·雅各比在其《最后的知识分子》一文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援引了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斯特恩斯的名言：“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这个80年前的诘问，一直回响在全世界知识分子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的节点上。每每在世界进入到一个个重大突发事件时，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不同嘴脸的知识分子的复杂表现。如果说这一跨世纪的诘问，在80年前的中国尚毫无影响的话(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其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诞生)，那么，在今日的中国愈来愈趋同国际化，当跨文化的影响愈来愈渗透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候，这样的诘问似乎更有其普遍的意义。我们提倡“在场”，而在许许多多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缺席”的。鉴于此，我们不妨阅读一下拉塞尔·雅各比的这本书，或许它能够给我们些许猛醒和启迪。

其实，知识分子在各国的情形都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是其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对于这些美国式的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内的“缺席”，雅各比显然是持极其愤懑态度的。他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慨叹与抨击是犀利的，究其原因：“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更深的思潮——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影响着知识分子。”“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针对这样一种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状况，雅各比提出的核心理念是：知识分子只有进入公众领域，保持社会良知，对于重大公共事件进行无情的文化批判，才能造就一代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以为，其公众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应该是同义词，因为作者在解释“知识分子”一词来源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不是像有些文章中，故意将这个名词玄虚化。

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处于一种“文化休克”状态。这是中国人文知识界的现实状况，他们在拜物教的现实世界里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有这些对后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更加关注的问题的就是对西方“学院派”的反思与批判。雅各比对知识分子十分严厉的态度是发人深省的，从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林林总总的面影：“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业卑躬屈膝”．“因为心浮气躁，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并不精打细磨。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和成果综述；出版发表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士来加以粉饰。当然，晦涩的学术论文写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问题是它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但是，就没有知识分子主观上所形成的精神痼疾吗?这也是雅各比应该反思的问题。当然，我们认可各种权力机制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判断，是它们把知识分子的精神给阉割了，它不再是用显性的封建伦理与强权来奴化你，而是用能够使你上瘾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冰毒”去主动消解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精神自戕和精神阳痿，似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知识分子通病。更可悲的是，他们心甘情愿地沉湎于那种体面和舒适的状态中，沉湎在精神“冰毒”所制造的幻境之中不能自拔。

应该说，我对当下散文创作的总体状况，并不是很满意的。

一个是闲适泛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散文的闲适风气蔓延，消解了散文的锐气和担当。周作人的美文风格虽然好，但是一旦泛滥．那就是散文的一场灾难。我们的民族魂里，如果多一点鲁迅风，便不会回到那种愚昧的精神黑暗中去。一个没有深刻思想作家出现的时代，是一个悲哀的时代；而没有剖析和批判时代精神病灶的散文出现，那是我们散文作家的悲哀!如果读图时代会造就精神侏儒，那么，闲适的文风同样也会培养出一大批慢性自杀的“吸毒者”!

一个是阅读方式影响。当下的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由于阅读方式的改变，人们很难抽空去阅读长篇作品，除非作品本身的震撼力(也就是“眼前一亮”的作品)感动了你和你阅读圈子里的朋友，大家才去传阅，而引起反响。新也罢，锐也罢，说到底，你的作品的精神标高和正确的人文理想，才是最终决定作品的价值基础。我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评比作品技巧上的优劣。否则，连这个基础都没有，在场主义散文评奖就失去了它根本的意义。

还有散文性和在场精神如何结合，如何把握的问题。

对散文，现在搞学术的人，老喜欢用文体的学术框架去套住它。什么是散文，什么不是散文?只要是能够触动人的灵魂的自由表达，就是散文。什么是好散文——它必须告诉读者我要表达的思想，然后才是我是怎样表达的。

必须强调，文无定法，散文性与在场精神的融合，也没有统一模式。在这方面，当下散文最不能忽视的有两点：一是思想内涵的深刻与博大，二是苏俄文学的影响。前者需要我们在场，去贴近，去感知，去了解和呈现真相；后者则需要来一个启蒙，吸纳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新世纪以来许多年轻学者，对百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史不了解，甚至连基本的常识性史料都不了解。在这种境况下，我们的期许就是，从读图时代把他们拉回来去读书，去探寻真实的史料。在对真实史料的发掘当中，建立自己的价值谱系，进行深刻的文化批判，这才是一条正道。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极深极大，而如今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却是惊人的!苏俄百年历史在中国是没有真相的，起码有三代人都不了解其真实的状况，包括现在六七十岁的中国学者，因为大量的新的史料我们没有接触到，处在“夜盲”状态之中。近年来，我为什么主张要注重苏俄文学的历史重读?就是因为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过渡到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我们所接受的知识谱系很多都存在假象。一直到今天，许多背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在搞文学?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要知道我们现在用的还是俄式、苏式的武器啊!在这方面，《倒转“红轮”》的思想性，完全胜于精致的形式给我们的营养。在场主义评奖可以把精致的美文纳入单篇评审之中，其实我们也执行了这个方针。那宏大的历史为什么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展现我们和其他奖项之间的区分度。区分度不明确，我们的奖跟官方奖，跟哪个省的散文奖，又有什么区别呢?又有何意义呢?

我们的评奖成果之所以被广泛地认可，主要是我们的立场和独立的价值判断。独立的价值判断是引导整个文学、整个文学史走向的灵魂。所以说，我们的评选，代表了我们一批人对这种价值观念的认可。我们坚守的东西，尽管在今天可能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但我想，若干年后，到了文学进入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坚守将被历史证明。如果当下的我们连历史真相都不了解，就对文学性进行琢磨，那是很可悲的。

所以，散文的思想性比精致的意义要大。在场主义的立场，是独立的价值判断，是引导文学走向独立和自由的必由之路。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代跋）

李玉祥

有缘千里来相会。非常高兴能够与大家相聚北京，共同启动和见证一项神圣的事业，为中国文学和散文做一件有意义的事；非常有幸能够邀请到那么多德学双馨的著名学者、作家担任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委，为我们的评奖把脉守关。首先，我代表奖项发起人和组委会，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和闻道先生的想法，在场主义散文奖应长期办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不限。我公司正为此筹设一个专门的社会公益基金，第一步的计划是赞助一千余万元，本奖项至少连续举办十五年，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提高，打造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权威的民间文学奖项。很多人关心，作为一个以市场为主体的企业，赞助设立一项文学奖的目的是什么?在外人看来，也许这是个费猜想、耐解读的问题，但对我而言，却很简单：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

领时地产集团系一家民营企业，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高档酒店的投资，目前业务主要集中在青岛及海南地区，公司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迅速发展。但是，在我们的商业发展计划中，没有文学和散文，设立“在场主义散文奖”，纯粹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赞助，而不是投资，没有任何商业动机和功利色彩。我想，作为一种以商业动机为目的的投资行为，至少对我和我的公司，无论如何是不会选择散文的。因此，我们多次明确承诺，不以任何形式为奖项冠名，不干预专家们的具体评审活动；我们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专家们为我们把好关，为文学把好关，评出不负众望的好作品。

呼唤更多的文化关怀，缘于我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我从小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虽然后来阴差阳错，走上了从商之路，但文化始终是我一个难解的情结。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同样，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和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无论是教学的，从政的，还是经商的，最高境界都是文化的融合和相会。因此，我们赞助设立“在场主义散文奖”，并不是因为我的企业的钱多了，找不着地方花。事实上，我们公司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而当今的社会，比我们公司资金雄厚的企业多的是。我们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这样做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抛砖引玉地带个头，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引来更多企业和有识之士关心文学，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振兴的同时，文化也得到振兴，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以振兴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选自李玉祥在“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闻发布会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