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日本人决定放弃次要战线的军事行动，一劳永逸地集中兵力夺取徐州。他们要把南北两条战线连成一片，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的精华，把从山海关到杭州的整个海岸线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建立一个“全中国”的傀儡政府，占据控制通向汉口道路的战略要地。南京的沦陷并没有使中国的抗战陷于瘫痪。但是如果在徐州大败，中国政府就会在它仍然控制华南和长江中游的时候求和。给中国以“致命的一击”，仍然是日军的野心。当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在许多战线同时进行的时候，究竟在何处下手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是有点儿难以确定的。在比较分散的几个地点进行试验后，日本人选中了徐州。在这里集结了三十万中国精锐部队。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像一把巨大的钳子一样，在城西的陇海铁路线上收拢，就可以把这支力量聚而歼之。这的确将是致命的一击，使中国永远不可复原。“在徐州打一场坦嫩贝格战役”，这已成为日军的座右铭。
然而，在徐州并没有出现坦嫩贝格那样的情况。进攻一个月后，日本不仅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他们强大“钳子”的北部一翼几乎被打散。这个“钳子”只是5月下半月才合拢，然而他们未能包围任何东西，因为中国军队已经撤走了。与此同时，日本则吃了两次大败仗，其中一次震动全世界。在日本进入平津时夹着尾巴溜走的、被人瞧不起的北方军队在临沂消灭了四千名日军。另一支主要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其周围消灭了七千名日军。日本人不是在徐州，而是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坦嫩贝格战役。但是被围歼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日本军队。
3月初，主要战场是在晋南豫北沿黄河北岸一带。迅速推进的日军遭到了中国激烈的抵抗。蒋介石亲自在黄河南岸平汉路上的郑州坐镇。企图渡河的日军在这里和晋西被击退。八路军在晋西把企图进入陕西的日军打退了。
3月第二周，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分别沿着黄河两岸向东直奔津浦路上的主要战场。了解战局的每个人都清楚，争夺徐州之战即将开始。
3月15日，日本人开始沿着津浦路北段长驱直入，在以前几周这一带没有什么战斗。他们分三路进军。中路沿着铁路线直扑徐州以北大约五十英里处的峄县，右路在铁路以西沿着运河北岸行进，左路在铁路以东进攻临沂（沂州）。左路的目的是切断徐州、连云港之间东西向的陇海路而攻打徐州侧翼。
整个战线的中国军队是由广西领导人李宗仁统率的。他和广西另一位领导人白崇禧使该省成为重要的军事根据地。白崇禧将军现在担任中国军队的参谋长，此刻也在徐州。他们共同制定了击溃并消灭敌人先锋部队的计划。他们正确地预计到，日军中路不会直接进攻徐州，而是企图通过穿越平原跟陇海路连在一起的铁路支线逼近城下。他们打算让日本人沿着这条铁路前进到徐州以北三十英里处的台儿庄，与此同时，他们控制侧翼。当敌人到达台儿庄时，他们从两侧包围，孤立并消灭了日本军队凸出的部队。
制订计划是一回事，执行计划是另一回事。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只在平型关打了一次大的胜仗，当时八路军在山西北部的峡谷里消灭了板垣第五师的三千人。事实证明，中国士兵是能打仗的，而且打得很好。但是，中国将领在复杂的战役中不善于协调不同训练、不同指挥的省级军队的行动。而台儿庄战役计划所要求的正是这一点。
台儿庄大捷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师团之一竟是迄今为止一直软弱无能、老吃败仗的第二十九军，而那个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师，并非由职业兵组成，而全是些从城乡招募来的战时新兵。最后，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
P143－145
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
——宋庆龄
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埃德加·斯诺
本书初版于1939年，讲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头两年战争的情形，当时我是美国合众社的记者。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二十四岁，但是已经有些经验。战争爆发，我适在北平，听见过卢沟桥开战的炮声。很快，我在天津目击了该市的争夺战。随后，我在南京和武汉报道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事态发展，还在前线报道了著名的山东台儿庄会战。这一段时间的末尾，我在广州，直到广州沦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以及在世界上，像我一样的许多年轻人都具有强烈的进步信念，特别是坚信有必要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侵略而斗争。我相信，尽管中国在一个经济上和军备上比它强大得多的敌国的入侵中蒙受了最初的失败，但是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这一信念在战前就有基础，因为我见到了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了解到中国红军及其长征的事情——主要是从中国西北行之后的埃德加·斯诺那里了解到的。战争打起来了，中国普通军民的英勇抗战和坚韧不拔，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心。我还懂得一点儿历史，因为读史是我的爱好。在当时的世界事务中，我决心要帮助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且为之服务，认为各个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自卫解放斗争是正义的，应当予以支持。既然身在中国，这就意味着要与中国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声援他们的战斗。同时，虽然最初只有初步的认识，我当时就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未来，正像我直至今日仍坚信不疑一样。当时已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即毛泽东思想，这一印象最先来自斯诺关于他与毛泽东谈话的记载，接着来自我在那些岁月中读到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关于这场战争将怎样发展演变的论述对我的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我自己的报道的基本思想架构。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也亲身接触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领导人和普通党员。
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长处，就在于书中的报道是由这样一种精神所激发的，是发自一颗年轻的心而鲜明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对于中国和全世界如此关键性的事件和趋势。凡是用“我”字的地方，报道都是第一手的。可惜的是，在那些岁月里我还没有到过解放区，所以还不能直接加以报道。但是我懂得解放区的重要性，而且找到了一些有实质内容的材料来填补这一空缺。
这本书的弱点之一，则在于它往往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军事行动。有时，我过于缺乏批判地引证了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关于战事如何得手的夸张言论。当时是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最顺利的时期，善良的人们总希望这一统一战线会持久发展，不愿意去怀疑那些令人鼓舞的捷报。过分信任国民党的官方声明，是一个缺点。不过，颂扬那些英勇爱国的普通士兵和许多军官，还是对的，因为他们即使是在上级指挥不当的情况下依然与敌军奋战，为国捐躯。有时，他们也得到良好的指挥，例如在台儿庄，只可惜这样的事例为数不多，而在最高层更是凤毛麟角。
读者现在看到的文字是保持原状的。除了明显的专名和事实错误以外，原文未加删节，也未作补充。
值得珍贵回忆的一点是，当这本书刚要问世的时候，它受到了宋庆龄同志的欢迎，她读过本书清样后写道：
“这本书不同于任何别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有关这场斗争的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以往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同我们国民革命的未来前景联系在一起。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该读一读。”
这本书也受到过埃德加·斯诺的称赞，他说这是“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理解中国的希望而写成的”。
对他们的评语，我是受之有愧的，但是它们至少表明，这本书是当时所需要的。
在中国之外，当时有过一些肯定的评论。在国内，在当时的上海“孤岛”，出现了一个中文译本，很快付印，鼓舞过人民的胜利信心。那个译本是仓促完成的，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译者们是出于爱国的紧迫感而冒着风险干的，令人敬佩。
这本书初版于英国，在那里引起报界相当良好的反应，可惜原版书只有一部分得以流传。不久，欧战爆发，存放其余原版本的那座伦敦书库被纳粹德国的炸弹击毁了。如今，即使在各个图书馆里也难找到一本。
我高兴的是，这本书在最初问世的几十年以后的今天重新翻译出版，又能够与它的读者见面，尤其是新中国的青年读者，让他们有机会看到当年那位年轻友好的外国记者是怎样报道他们祖国的那一段历史的。
爱泼斯坦
1991年1月18日
《人民之战》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战争四部曲”第一部，记录了他对中国抗战前两年（1937—1939）的观察与思考，既有对战事战况的细致描写，也有对战局走势的深入分析。从北平、天津、南京、武汉直至广州，爱泼斯坦一路跟踪采访，留下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奋起抗日的重要历史记录。
《人民之战》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中国抗日战争早期的作品，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宋庆龄在读了该书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埃德加·斯诺则称赞这本书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