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写西征的具体过程中，朱耀廷著的《成吉思汗大传》一方面写了花刺子模内部的各种矛盾，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写了战争的挑起者海儿汗的抵抗及其悲惨的下场；写了摩诃末国王的无能和不抵抗政策；同时也描写了花刺子模名将帖木儿灭里和札兰丁王子的英勇抵抗；描写了蒙古内部的反战情绪，尤其是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对西征的批判态度。其中用了一定篇幅描写长春真人西游，目的正是为了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从主题思想看，本书将西征视为历史的悲剧，这场悲剧的制造者不仅有成吉思汗，也有花刺子模的海儿汗和摩诃末国王等人。战争当然免不了杀人、死人，本书对这一问题既没有大力渲染，也没有故意回避，而是用批判的态度适当予以反映。

朱耀廷著的《成吉思汗大传》以《蒙古秘史》《元史》《史集》为主要参考资料，如实描写和分析了成吉思汗西征的起因、过程、结果和历史的反思。蒙古西征并非成吉思汗挑起的，花剌子模边将海儿汗杀死蒙古450人的商队，花剌子模国王又杀死了成吉思汗要求引渡罪犯的正使，直接导致了成吉思汗西征，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花刺子模人的所作所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无视与侮辱，这种事件即使发生在现代，也会引发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当然，本书也没有故意为西征辩护，我认为当时蒙古族正处于“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企图占领更多的领土，对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确是成吉思汗进行西征的终极原因。为此，本书专门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为争夺汗位的一场“出师前的争吵”，而成吉思汗解决矛盾的办法，则是尽可能多地占领西方的领土。

序言

第一章 时代特点与历史趋势一成吉思汗诞生前的蒙古草历

 第一节 成吉思汗的根源——几个古老的传说

 第二节 部落林立，参差不齐

 第三节 各部之间的争战与金朝对蒙古的压迫

第二章 在苦难中成长

 第一节 战乱中降生的“一代天骄”

 第二节 草原巴特儿在苦难中成长

 第三节 从奋斗中崛起

第三章 统一蒙古的战争

 第一节 乞颜部的可汗

 第二节 新政权的挫折——十三翼之战

 第三节 初战塔塔儿

 第四节 压服主儿乞

 第五节 阔亦田之战

 第六节 泰赤乌部的覆灭

 第七节 讨平塔塔儿

 第八节 从父子到仇敌

 第九节 哈兰真沙陀之战

 第十节 瓦解王罕联盟的攻心战

 第十一节 饮浑水，袭金帐

 第十二节 用兵乃蛮部，大战纳忽崖

 第十三节 草原旧贵族的归宿

第四章 斡难河源的大汗——蒙古国的建立与巩固

 第一节 告天即位，共上尊号

 第二节 千户、万户和诸王

 第三节 福神般的怯薛军

 第四节 制造文字，颁布成文法

 第五节 惩治通天巫

 第六节 招降与北征

 第七节 畏兀儿与哈剌鲁的降附

 第八节 三征西夏

第五章 南下伐金

 第一节 南下伐金的原因与决策

 第二节 野狐岭之战

 第三节 金国分崩，中都内变

 第四节 攻克中都

 第五节 木华黎父子经略中原

第六章 西征

 第一节 西征的序幕——灭西辽

 第二节 商队与使者的遭遇

 第三节 出师前的争吵

 第四节 扫清边界，中间突破

 第五节 攻克新都撒麻耳干

 第六节 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之死

 第七节 玉龙杰赤争夺战

 第八节 根绝顽抗者，穷追新算端

 第九节 者别、速不台的远征

 第十节 西征回师

第七章 回军灭西夏

 第一节 征服者与“圣人”门徒

 第二节 灭西夏

 第三节 成吉思汗的葬礼与成陵之谜

第八章 解读成吉思汗

 第一节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世界名人眼里的成吉思汗

 第二节 从军事上看成吉思汗成功的原因

 第三节 成吉思汗的杰出才能和与众不同的用人政策

 第四节 关于蒙古族的族源与成吉思汗的国籍等问题：

附录

一 成吉思汗世系表

二 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资料

一、劫后余生的东胡后裔

蒙古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汉文史籍中，虽然没有留下蒙古远古祖先活动的记录，但蒙古人口耳相传也提供了一些可供追寻的线索。民族的传说当然不等于信史，但它对研究蒙古族的起源也有重大参考价值。

相传在天地初分之际，太阳有两个女儿。当黄河注入东海时，人世间有了第一叶轻舟。太阳的女儿坐在轻舟上来到了山清水秀的神州大地。姐姐嫁到南方，妹妹嫁到北方。后来，姐姐生下一个婴儿，取名为“海特斯”，意为“汉族”。当这个婴儿降生时，手里握着一个土块，他长大后就种植五谷，成为农业民族的祖先。第二年，妹妹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蒙高乐”，即蒙古族。当他生下时，手里攥着一把马鬃。因此他长大成人后就放牧马群和牛羊，成为游牧民族的祖先。这一记载说明，蒙古族与汉族是姨表兄弟，她的历史也像汉族一样源远流长①。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剌失德丁）根据蒙古人的民间传说，描写了蒙古族远古的历史，其中说：“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惟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儿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个人的名字为：捏古思和乞颜。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长时期居留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②

《史集》写于伊儿汗国合赞汗时期（1295—1304），“两千年前”当为公元前70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代。这一传说告诉我们，蒙古族的祖先曾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战争，只剩下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被迫迁居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深山老林中度日。这一传说在汉文史籍中找到了旁证。《旧唐书》称蒙古为“蒙兀室韦”，指出：蒙兀室韦是室韦部落的一种，而“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东经蒙兀室韦之北”③。望建河即黑龙江上游也里古纳河，今称“额尔古纳河”。古人“黑”“青”同意，当地人称“青”日“莽监”，异文写作“望建”，望建河即指青河、黑河。蒙兀室韦居住在望建河之南，这与《史集》记载的蒙古祖先的居住地相同。因此亦邻真先生说：“传说中关于故土的回忆是可信的。至于被打得只剩下两对男女之说，是民族学上常见的故套。北方民族在相当开化之后，由于无法解释自己最古的祖源，便用这种办法来编纂自己口碑历史的第一章。突厥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传说。”①  屠寄先生综合分析了中外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蒙兀儿史记·世纪》中明确指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楚汉之际，东胡王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杀，余众进走，保险以自固，或为鲜卑，或为乌桓，或为室韦契丹。在南者为契丹，在北者日室韦。室韦依胡布山（今黑龙江之兴安岭）以居。”“至唐部分愈众，而蒙兀室韦北傍望建河”。

综合以上记载，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蒙古的祖先是东胡，与契丹、鲜卑、乌桓等具有同一的族源。第二，与他们发生冲突的部落大概是匈奴。秦汉之际，东胡与匈奴东、西并立，不失为一个东方强国。后来与匈奴发生战争，被冒顿单于击败。从此东胡余众四散进走，形成了几种名称不同的部族。第三，传说中的两个蒙古族男子捏古思和乞颜，大概是蒙古族两个氏族的名称，他们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深山老林中。《史集》说：“乞颜在蒙古语中，意谓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为乞颜人勇敢、大胆又极其刚强，所以人们以这个词作为他们的名字。乞牙惕为乞颜的复数”，因此人们又称这个氏族为“乞牙惕”。“他们的各个分支渐以某个名称著称，并成为一个单独的斡巴黑（氏族）”；“这些斡巴黑又复［繁衍］分为多支”。“凡出于这些分支的人，多半互为亲属”。这些分支联合为部落，这就是《旧唐书》上所说的“蒙兀室韦”。

屠寄先生指出：“蒙兀之名始见于此。本呼忙豁仑（《蒙文秘史》），异文作蒙瓦（《新唐书》）、盟古（《辽史》）、盟骨（《金史》）、朦古（《契丹事迹》）、盲骨子（《松漠纪闻》），今通作蒙古（始于李志常所撰《长春西游记》）。”④《史集》解释说：“‘蒙古’一词，最初作萌古，意即‘孱弱’和‘淳朴’。”⑤而其他学者则研究出了一个更为贴切的含义：“蒙古”者，即长生的或永恒的部族。P3－4

13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是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纪，是分裂了四百余年的中国完成第四次统一的世纪，也是中国打破闭塞状态、真正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世纪。而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蒙古族及中华民族的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

有个先生说得好：“一个民族没有英雄，这个民族是可悲的；出现了英雄，却不去认识他、研究他、宣传他，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需要自己的英雄。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不例外。体育方面需要世界冠军，科学方面需要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军事上也需要世界级的英雄。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民族精神，激起人民的斗志。成吉思汗是历史上少有的世界级英雄，毛泽东曾将他与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称他为“一代天骄”！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成吉思汗的名声与影响也丝毫不亚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近些年来，不少地方给千年伟人排队，成吉思汗往往排名第一或者名列前茅。歌颂与宣传这样的英雄，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斗志，有利于增强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也有利于加强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团结。处于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伟业中的中国，正需要用这种英雄的业绩、英雄的精神、英雄的人物、英雄的品德影响与陶冶青年一代，需要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鼓舞全体人民为祖国的振兴而奋斗。崇尚英雄、塑造英雄、歌颂英雄，正是我研究成吉思汗的初衷。

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我就非常崇拜成吉思汗。“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回北大进修，选修了著名史学家蔡美彪先生的“辽金元史专题课”，进一步引起了我对成吉思汗的兴趣，从此开始了对成吉思汗的专题研究。到2001年初，我先后写作出版了多部有关成吉思汗的通俗历史人物传记、学术专著、电视剧文学剧本和长篇历史小说，比如《成吉思汗全传》《一代天骄》等。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还荣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北京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本书是在我多年研究成吉思汗的基础上，重新撰写的一本学术专著。

书中以国内外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通过极为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真实地反映和研究了成吉思汗的一生，反映了成吉思汗君臣不息抗争、积极进取、自强自尊、勇敢顽强、恩仇必报、睥睨一切艰难险阻、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气概，肯定了成吉思汗缔造蒙古民族、统一中国北方的伟大历史功绩。我对成吉思汗的基本评价是：

自强不息，顽强抗争。书中首先歌颂了成吉思汗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从他九岁时父亲被毒死之后，他们一家孤儿寡母，颠沛流离，挖草根，吃土拨鼠，家中仅有的几匹马被抢，一家人被追杀，年轻的铁木真差点儿死于非命；刚结婚一个多月，年轻美貌的妻子又被抢走。泰赤乌人、主儿乞人、蔑儿乞人、塔塔儿人、札答兰人、乃蛮人、克烈人……有多少仇敌要致他于死地，可以说，当时的社会加在他头上的都是苦难和辛酸。但铁木真母子、兄弟并没有被压倒、被征服，而是咬紧牙关与厄运抗争，与自然界及敌人搏斗。即使是他的部众被打散，只剩下几十个残兵败将，吃野马肉、喝混浊的湖水的时候，他心里装着的也是振兴蒙古的大业。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终于使铁木真从苦难中崛起，逐步担当起历史赋予他的重任：由一个弱小部落的首领，成为统一蒙古、统一中国北方、征服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他这种不怕苦、不怕死、不服输、不屈服的精神，值得后入学习与发扬。

恩仇必报，敢爱敢恨。书中反映了成吉思汗恩仇必报，敢爱敢恨的人格自尊。蒙古族是一个爱憎分明、恩仇必报的民族，成吉思汗则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本书的第一章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先世，他们是在血族复仇中逐步发展壮大的，成吉思汗也是在血族复仇的战火中诞生的。正是在他出生的那个时刻，他父亲俘虏了曾经残害俺巴孩汗的仇敌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兀格。仇敌被处死了，但他父亲却让自己的儿子使用了敌人的名字，说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和儿子的降生。可见，“铁木真”的名字本身就深深打上了社会动乱、血族复仇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蒙古部的战神——铁木真是为血族复仇而生。而当他的父亲被毒死之后，“为父祖报仇”就成为他生活的主要目标和动力。他痛恨金朝统治者，痛恨杀害其父祖的塔塔儿人，痛恨与他们一家为敌的泰赤乌人，也痛恨压迫和迫害自己亲人和同胞的一切敌人。但对于自己的父祖，对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妻子和情人，对自己的子女、部将和人民，他却充满了无限的爱。正是为了抢回被夺走的妻子，他发动了第一次战争；为了替父祖报仇，他一直与塔塔儿为敌，并终于开始南下征金；为了替被杀害的450名商人和使者报仇，他进行了西征；他对自己的母亲一直孝敬温顺、言听计从，对自己的恩人和情人他也一直感念不忘。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停留在“恩仇必报”的水平上，而是随着斗争的发展，思想不断升华。他的爱和恨都是发自内心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合理与正义的，但也因此而导致过一些残暴的举动。然而他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伟大人格，却永远值得今人与后入学习。

胸怀宽广，求贤若渴。书中如实反映了成吉思汗胸怀宽广、求贤若渴的用人政策。他用人不问民族、出身，不问等级、资历，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昔日的敌人，他都可以破格任用。如其名将者别就曾射中他的脖颈，而木华黎则是敌对势力的门户奴隶。从这一方面讲，他用人是无条件的。但另一方面，他强调惟才是用、无才不用；强调部下必须忠于自己的主人，对于背叛故主者必杀无赦，因此他用人又是有条件的。人才的得失去留，关系到事业的盛衰兴亡。正确的用人政策，正是成吉思汗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总结和学习成吉思汗胸怀宽广、求贤若渴的用人政策，对于我们今天的事业无疑也会有一定裨益。

雄才大略，无往不胜。成吉思汗具有雄才大略、无往不胜的政治谋略与军事才能。他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勇敢机智、无坚不摧，以十万军队与几十万金军进行决战，只带二十几万军队就敢于万里西征，结果却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敌人。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他不仅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能征惯战的勇士，而且是一个精通战略、战术，深明治国之道的政治、军事战略家。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他不断加强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的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他因粮于敌、因敌攻敌、依靠敌方力量攻击敌人的军事斗争方针，他知己知彼、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战略战术，的确都有“古法所未言者”。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成吉思汗一生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统一了蒙古高原，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使蒙古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蒙古族，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真正缔造者，这是毫不过分的。二是南下征金，攻克了金朝的首都中都（今北京），占领了黄河以北地区，灭掉了西夏，招降了畏兀儿、哈刺鲁和林木中百姓，为忽必烈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进行了西征。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以来，当时的中国已经分裂了四百余年，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各地封建政权的割据混战，希望实现祖国统一。混一四海、统一中华，可以说是当时人民的普遍心声，是当时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成熟，成吉思汗将个人复仇活动和血族复仇战争发展为统一草原、统一北方的战争，这就在客观上符合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其孙忽必烈征服大理、灭掉南宋，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统一，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第一次统一中国。正是在这次统一的过程中，云南回归祖国，西藏、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它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统一也是最最重要的现实课题之一。在我国政府发表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中曾经指出：“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崇尚统一、维护统一的价值观念。”本书充分肯定蒙古族、成吉思汗对祖国统一所做的贡献，无疑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进一步统一，这正是中华民族崇尚统一、维护统一这种民族意识的印证和体现。

如何对待成吉思汗西征？这是成吉思汗研究中遇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也是描写成吉思汗的人物传记必须回答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史学界，一般都肯定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统一中国北方的斗争，但一提到西征往往予以基本的否定。而西方一些史学家与政治家干脆将成吉思汗西征看做是一场天灾、一场浩劫，一场来自东方野蛮人的黄祸，除了切齿痛恨与口诛笔伐之外，根本不许别人说出一点儿不同见解。对此抱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史学家们，害怕别人说自己鼓吹侵略，鼓吹民族征服，因此也不愿涉足这一问题。大概正是由于受这一问题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史学家们还没有人写出一本全面论述成吉思汗的专著。80年代中期，我国拍摄了一部名为《成吉思汗》的历史故事片，以史诗般的气魄再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斗争，但也只写到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为止，始终没有出现一个成吉思汗西征的镜头，似乎成吉思汗压根儿没有什么西征之举。这实在是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帝王当中，大概只有成吉思汗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进行了西征。描写成吉思汗的人物传记，不反映西征，这与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领袖就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这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应该知难而上，应该敢于描写成吉思汗西征，应该正确分析西征的起因，如实地反映战争的过程，并用生动的事实说明成吉思汗胜利、其他民族失败的经验教训。

本书以《蒙古秘史》《元史》《史集》为主要参考资料，如实描写和分析了成吉思汗西征的起因、过程、结果和历史的反思。蒙古西征并非成吉思汗挑起的，花剌子模边将海儿汗杀死蒙古450人的商队，花剌子模国王又杀死了成吉思汗要求引渡罪犯的正使，直接导致了成吉思汗西征，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花刺子模人的所作所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无视与侮辱，这种事件即使发生在现代，也会引发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当然，本书也没有故意为西征辩护，我认为当时蒙古族正处于“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企图占领更多的领土，对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确是成吉思汗进行西征的终极原因。为此，本书专门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为争夺汗位的一场“出师前的争吵”，而成吉思汗解决矛盾的办法，则是尽可能多地占领西方的领土。

成吉思汗西征的对手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本身也是世界征服者，他经过多年战争已经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不少国家，并企图在征服伊斯兰教主哈里发之后，再出兵征服斡罗思并征服东方。他之所以敢于杀死成吉思汗的正使，也说明他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狂妄气焰。为了对付摩诃末，伊斯兰教主哈里发的确曾经派出使者，希望东方的救世主“约翰长老”出兵相救。而他们所谓的“约翰长老”，正是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本书反映了这一事实，并不是为了替成吉思汗西征进行辩护，而是为了说明成吉思汗西征事出有因，说明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末也不是什么无辜的受害者。

在描写西征的具体过程中，本书一方面写了花刺子模内部的各种矛盾，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写了战争的挑起者海儿汗的抵抗及其悲惨的下场；写了摩诃末国王的无能和不抵抗政策；同时也描写了花刺子模名将帖木儿灭里和札兰丁王子的英勇抵抗；描写了蒙古内部的反战情绪，尤其是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对西征的批判态度。其中用了一定篇幅描写长春真人西游，目的正是为了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从主题思想看，本书将西征视为历史的悲剧，这场悲剧的制造者不仅有成吉思汗，也有花刺子模的海儿汗和摩诃末国王等人。战争当然免不了杀人、死人，本书对这一问题既没有大力渲染，也没有故意回避，而是用批判的态度适当予以反映。

我不同意西方某些政治家所谓的“黄祸论”。我认为，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说成是什么黄种人或中国人造成的，并由此引出黄种人野蛮、低劣和好战的结论，这纯粹是在借题发挥，而根本不是在谈论历史！我们中国的史学家与剧作家们，也不能因为害怕西方人说什么“黄祸”，宣扬什么“中国威胁论”，而不敢涉及成吉思汗西征。成吉思汗西征是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蒙古奴隶主贵族造成的，它与当时蒙古草原的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它只是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战争本性，并不能说明所谓黄种人的野蛮与好战。在成吉思汗前后，欧洲的十字军曾经进行过长期的东征，也曾造成了极大破坏。在近现代，又有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以及老沙皇进行过世界性的侵略，对各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如果说成吉思汗西征是什么“黄祸”的话，那么这些欧洲人所进行的征服与侵略就应该叫做“白祸”。而这种“白祸”对社会、对各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丝毫不亚于成吉思汗的“黄祸”。这说明文明的、资产阶级的白种人的本性，也并不比奴隶主阶级的黄种人高明多少。实际上，所有这些，既不是由黄种人的本性造成的，也不是由白种人的本性造成的。黄种人和白种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时都处于无权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他们不能影响统治阶级的政策，也无力阻止统治阶级所进行的征服战争。

另外，从时间上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是先征服中亚和斡罗思，然后才征服金国和南宋。成吉思汗西征开始于1219年，结束于1225年；长子西征开始于1235年，结束于1241年；旭烈兀西征开始于1252年，结束于1260年。而蒙古灭金是在1234．年，灭南宋却是在1279年。在进攻南宋时，蒙古的军队中就有斡罗思一带各民族的军队。他们在元朝被称为色目人，享受比中原的汉人和南人还要好的待遇。因此，用“黄祸论”来解释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并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好战，既违背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又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作者